《群眾》周刊合訂本，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藏，《群眾》周刊副主編許滌新捐獻。

《群眾》周刊1937年10月開始籌辦于南京，同年12月11日正式創刊于漢口，1938年10月25日遷至重慶繼續出版，1946年6月3日遷至上海出版。

在國民黨的壓制下，1947年2月28日，《群眾》周刊在上海被迫停刊。1947年1月，《群眾》周刊在香港開辟新版，向海外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與此同時，大量經過偽裝改換后的《群眾》周刊被運往國統區秘密發行。1949年10月20日，《群眾》周刊香港版正式停刊。

《群眾》周刊在戰爭環境和國民黨政府嚴苛的新聞審查之下，并非嚴格按周出版。從1942年7月15日出版第7卷第13期起，《群眾》周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直至1946年3月10日第11卷第3、4期合刊改回周刊。

從1937年至1949年，《群眾》周刊存續了12年，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存續時間最長的中央機關刊物。

在國統區創刊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中共黨報黨刊被迫轉入地下。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時，蔣介石曾允諾在國統區出版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但一直予以拖延。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周恩來與蔣介石談判時又提出希望中共在國統區辦一個公開的日報。1937年8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簽署文件，同意中國共產黨在南京籌辦《新華日報》。

1937年10月，《新華日報》在南京籌備基本就緒。由于日軍進攻，南京危急，《新華日報》籌備人員撤退到武漢。

到武漢后，國民黨湖北當局故意刁難，遲遲不給辦理登記手續。報社人員提出，既然報紙不能出版，可以先出個雜志。經周恩來同意，決定出版一份政論性雜志即《群眾》周刊。

1937年12月11日，《群眾》周刊在武漢出版。

在抗戰的不同階段，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和讀者需求的不同，《群眾》周刊的欄目也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幾類：

為評論性文章而設置的欄目：如社論、短評、來論、專論、時評、時論、代論、兩周評論、半月時事簡評、半月時評等；

為了解時事而設置的欄目：如通訊、特寫、國際一周、國內一周、時局縮影等；

為研究性文章而設置的欄目：如研究、批評、研究與批判、筆談、書報評介、評介、書評及其他、問題討論、讀書札記、讀報雜感等；

為推介性文章而設置的欄目：如廣告、介紹新書、名著介紹；

為主要領導人而設置的欄目：如專載、轉載、來件等；

為譯介國外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文章而設置的欄目：如聯共（布）黨史研究資料、資料室、文獻、文獻與資料等；

為文學作品而設置的欄目，如小說連載、雜文等；

為介紹革命根據地成就而設置的欄目，如邊鏗、邊區報告、解放區報告等；

為介紹抗戰大后方而設置的欄目，如后方零綴等；

為編輯與讀者溝通而設置的欄目，如編輯室、信箱、讀者來稿、讀者問答、通信、補白、讀者之頁、發微談、啟事、致讀者等。

《群眾》周刊在初創時期，欄目大體穩定，主要有社論、短評、編輯室、轉載、來論、來件、通訊、讀者問答、通信、介紹新書等。

龐大的作者群體

《群眾》周刊自第2卷第24、25期合刊起，擴大篇幅，將《新華日報》中的社論、專論、特寫、通訊及國內外大事記收錄其中。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群眾》周刊也結合整風運動的精神，設置補白、讀者之頁、發微談、致讀者等相關欄目，加強與讀者的溝通聯系，及時查漏補缺，促進刊物群眾化。

在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增設邊區報告、解放區報告等相關欄目，介紹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人民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增設筆談、研究、批判等相關欄目，刊發了大量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論著，并對社會上出現的錯誤思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群眾》周刊的理論性定位由此得以彰顯。

堅強的組織領導和優秀的作者群體是《群眾》周刊得以生存發展的主要因素。《群眾》周刊在武漢出版時受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領導，遷至重慶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為了加強對《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的領導，在武漢時期成立了王明任主席，周恩來、博古、華崗、潘梓年、黃文杰、吳克堅、何偉為委員的黨報委員會，負責黨報黨刊的出版、發行和宣傳工作。

《群眾》周刊社設在新華日報社館內，作為新華日報社的一部分而存在，由《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兼任《群眾》周刊主編。

《群眾》周刊擁有龐大的作者群體，主要包括幾類：一是中共中央黨政軍領導人。毛澤東、王明、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任弼時、朱德、鄧小平、劉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彭德懷、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徐向前、左權和劉伯承等都是《群眾》周刊的重要撰稿人。他們立足時局的發展，結合自己分管的領域，發表具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闡述重要觀點。

二是《新華日報》及《群眾》周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新華日報》編輯委員會成員有潘梓年、華崗、章漢夫、楊放之（吳敏）、樓適夷、陸詒。《群眾》周刊與《新華日報》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有一定的重合性。通過查閱他們的履歷，不難發現，他們大都具有高等教育經歷，部分還有海外留學經歷，同時具備豐富的辦刊經驗。他們為《群眾》周刊提供了優質的稿件，提升了《群眾》周刊的辦刊質量。

三是中共黨內或與中共聯系密切的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艾思奇、戈寶權、許滌新、焦敏之、盧競如、朔望等翻譯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文章，在國統區廣泛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胡繩等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為《群眾》周刊撰寫了一大批史學論文，批駁反動思潮，為現實提供借鑒；周立波、艾青、何其芳、卞之琳、丁玲、周揚、姚雪垠、臧克家等經常在《群眾》周刊上發表文學作品，謳歌解放區各方面建設的成就。

“新華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群眾》周刊一方面立足現實，積極刊載與現實直接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內容，另一方面側重學術研究，尤其是與現實問題相關的歷史研究，為大后方的文化群體提供發表的平臺，做到以史為鑒。

《群眾》周刊所刊載的文章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豐富，既關懷現實又兼顧歷史，既著眼中國又放眼世界。在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的12年中，《群眾》周刊批判了法西斯主義國家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罪惡，抨擊了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漢奸投敵叛國的丑惡嘴臉，揭露了國民黨破壞團結抗戰、獨裁專制、腐敗無能的本來面目，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在陜甘寧邊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作為“新華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群眾》周刊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