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提切利壁畫《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

博學的凡人斐樂洛基亞（語文學）嫁給了墨丘利，儐相就是自由七藝，為了永生，她必須留下文本——吐出書籍。而且語文學是孿生的，一面是高貴精湛的語文學，另一面是嚴苛蠻橫的語法神。卡佩拉讓語文學通過留下文獻遺產的方式“封圣成神”，嫁給墨丘利，也就是讓博學與口才聯姻。

收到沈衛榮、姚霜新編文選《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時，墨有余香。全書將近五百頁，分量厚重，篇篇精選。書的封面古樸典雅，一位紅袍女子回首看著身后的七位女子，右側露出一只和她牽著的手，可見這是一幅被截取了部分的畫作。本書的內容涉及“現代人文學之源”——語文學，封面畫作本來的標題看似與此無關，卻也是個圖像語文學的好例證。在人文學科的深度關系、自由七藝的隱喻象征體系、主題圖像模式等方面，可以說是暗流涌動、頗有來頭，值得專文一論。

波提切利《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

該書封面全圖本是一幅壁畫，作者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畫作名為《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該作經考證大約繪制于1483—1486年期間，1863年在法國米萊別墅被發現。這幅壁畫是對稱的，與之相配還有一幅名為《維納斯與美惠三女神向一位年輕女子獻禮》。目前兩幅作品都藏于法國盧浮宮。

《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常常被認為是波提切利受托定制的，為了慶祝喬凡尼的兒子洛倫佐（Lorenzo Tornabuoni）和喬萬娜（Giovanna di Maso degli Albizzi）1486年6月15日的婚禮而畫。但正如古典繪畫由于年代久遠，題目不考所遺留的問題一樣，畫面上的人物也一直存在爭議：此幅畫作還有別名《洛倫佐·喬凡尼被語法神引薦給實踐智慧神與其他自由七藝》；這個名稱無疑證明牽手女子并非喬萬娜，而是自由七藝中人格化的語法神，坐在高位上的女神是實踐智慧普魯丹西亞（Prudentia，后世也稱“普羅尼西斯” Phronesis）。那么到底誰說的對呢？

這幅畫最大的圖像學樣式來自卡佩拉（Maryianus Capella，生卒年不詳）的《斐樂洛基亞與墨丘利的結合》。由于斐樂洛基亞（Philologiae）就是語文學（Philology），所以也稱《語文學與墨丘利的聯姻》。

卡佩拉《語文學與墨丘利的聯姻》

卡佩拉著作《語文學與墨丘利的聯姻》用拉丁文寫于470—480年之間，分三卷。前兩卷基本是故事，似小說，第三卷是七位博雅藝術女神的自述，散韻結合。他以瓦羅的《學科九卷》 （也稱《學科要義九書》）為基礎，刪除了其中的醫學和建筑部分，首次以我們熟知的方式界定了自由七藝所包含的學科：語法、修辭、邏輯、音樂、數學、幾何、天文。他為中世紀的學問建立了標準，是一部精心構思的隱喻著作。

作品以一首獻給婚姻之神休門（Hymen）的詩歌開篇。墨丘利尚未婚配，阿波羅推薦了博學多聞的少女斐樂洛基亞（語文學），她從天到地無所不知。但是作為凡人，語文學終有一死，為了成婚她必須和墨丘利一樣永生。于是在繆斯女神的護送下，他們來到朱庇特的殿堂。諸神大會批準了墨丘利的請求，并允許必有一死的語文學位列神祇。厄內斯特·庫爾提烏斯在《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中，認為此主題模仿了阿普列烏斯《金驢記》第六章23節，丘比特與凡間女子普緒克結合獲得眾神批準的情節。卡佩拉的故事中，在母親實踐智慧普羅尼西斯的幫助下，語文學梳妝打扮了一番。按照獲得永生的條件要求，她吐出一部分書籍才升入天堂。婚禮上，新娘接受了母親的侍女——七門自由藝術。卡佩拉在第三卷分別用七章描寫這七藝，并把七藝化身為女性，配上不同的服飾、工具和發型，以示區分。比如修辭學女神身材高挑，身著有各種修辭格裝飾的長裙，手持御敵的武器……這些性格各異的寓言人物在中世紀藝術與詩歌中被反復提及。

孿生姊妹語文學

回到《何謂語文學》封面波提切利的畫作《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與男子牽手的到底是語法神還是語文學？答案是兩者均可！

《何謂語文學》收錄了19篇當代重要的語文學理論與實踐文獻，其中《何謂梵文語文學？》選自謝爾頓·波洛克等主編的《世界語文學》一書，該書英文本中第二篇雖未收入沈衛榮教授新編文選，但是其趣味性也值得一說。學者詹姆斯·宰特澤（James E.G.Zetzel）的《墨丘利的新娘——一個荒誕語文學者（Pataphilologist）的自白》正是從卡佩拉的《語文學與墨丘利的聯姻》說起，他考證了早期希臘羅馬手抄本的形成歷史，校勘和精校本制作中，語文學的嚴謹客觀和荒誕偶然并存的事實。宰特澤縱觀羅馬語文學的傳統，強調語文學一直是一對雙胞胎： “語文學總是成對的，一個是好的，一個是壞的。……她們每個人都總是否認對方的存在。她們聲稱自己是同一個人，有獨特的方式處理文字和文本。事實上，她們總是有不同的目標，并針對不同的受眾。她們一個經常稱自己為文獻女士（Lady Literature）：為有高端文化和智力抱負的人經營著一家沙龍——這就是卡佩拉認為墨丘利要娶的人；另一個通常自稱施虐狂語法女神（Mistress Grammar the dominatrix），鞭笞她的信徒屈服。”宰特澤的意思是，把高貴古老文獻（literature）作為研究對象的博學的語文學是一個面向，但那是從萬千混亂手抄本的訛誤中對勘出來的，是語法學家（那些早期的語文學家）用嚴格苛刻的規則“訓誡” “創造”出來的，兩者缺一不可。但事實上，當代人必須承認，今天看上去非常完美的古典文獻，追溯恢復起原貌來可能非常荒誕。宰特澤仿照法國19世紀末的劇作家阿爾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1873—1907）的戲劇名稱，稱后者為“荒誕語文學”或者“啪嗒語文學” （Pataphilology）。

雅里在他的戲劇《愚比王》 （Ubu Roi，1896）中，創造了一個詞Pataphysics：它“是超越于形而上學的科學，無論是在形而上學的范圍之內還是之外，其超越形而上學的范圍與形而上學超越物理學的范圍一樣遠”。該詞的直接含義為“物理學之后的之后”，或曰“后形而上學”，中文為了顯示該詞的荒誕無稽和達達主義傾向，也有翻譯為“啪嗒學”。而“荒誕語文學”就是參照該詞仿造的，是語文學的古怪雙胞胎，以取樂為業，不做具體、真實的事情。他強調了歷史辯證的眼光之重要：今天看似客觀精湛的語文學，在抄本時代的早期工作，可能也是非常主觀的：語文學家對文獻語言的操作類似于從物理學到“超形而上學”的轉變。他們進行主觀性創造，通過想象解決問題而非僅僅顛覆秩序或改寫歷史。

語法神的人格化，就是從卡佩拉的書中開始的，最初語法被寓言化為一個衰老但仍魅力無窮的女人:“她說自己生于孟斐斯，當時奧西里斯仍然是法老；在躲藏了很長時間后，她被塞列尼安（Cyllenian，即墨丘利）本人找到并撫養長大。這個女人聲稱，在阿提卡這個她度過了大半生并且事業蒸蒸日上的地方，她穿著希臘的服裝四處走動；但由于拉丁諸神、卡皮托（Capitol）、瑪爾斯（Mars）的種族和維納斯（Venus）的后裔，根據羅穆盧斯的風俗（Romulus，即羅馬風俗），她穿著羅馬斗篷進入了諸神殿。”她帶著一個烏木匣子，里面裝著手術用的刀和銼，專門幫助糾正兒童的語法錯誤。

在此之后，語法神的形象在西方的圖像傳統中多有變化：有人考察過語法神從卡佩拉到英國18世紀版畫家賀加斯（William Hogarth）筆下的變化，甚至性別、年齡都會改變。

身處15世紀的波提切利在一幅世俗壁畫中借用或隱喻一個古典題材圖式，并非特例，這在中世紀盛期的13世紀之后非常普遍。他們使用的是“原典法則”，不再拘泥于眼前的古典遺跡，轉而將基督神學場景或者世俗事件隱喻轉譯為具有古典對應的圖式。據潘諾夫斯基考證，在中世紀晚期，古典的神話人物得到了寓言式的解釋，或者是，移植古典母題進行“道德寓意化”（moralized），它主要有幾個熱點：首屈一指的便是此處所說的卡佩拉的《語文學與墨丘利聯姻》，此外還有福根提烏斯（Fulgentius）的《神話集》（Mitologiae），尤塞爾維烏斯·諾拉圖斯（Maurus Servius Honoratus）給維吉爾《牧歌》 （Eclogues）的評注。移植方式有兩種：其一是由圖像志或人物的功能之間的親緣性引起的聯想：如古希臘擅長音樂的俄爾甫斯（Orpheus）像被用于表現基督教中專長音樂的大衛；其二是僅限于構圖的移植：例如常見的埃涅阿斯（Aeneas）與狄多女王（Dido）被描繪成一對正在對弈的中世紀時髦男女。無疑，這里波提切利的《一位年輕人被介紹給自由七藝》非常典型地屬于“原典法則”的構圖移植范例：在構圖上它與卡佩拉的《語文學與墨丘利的聯姻》密切相關，即使細節上可能修改了原典中衰老的語法神。

因此，波提切利這幅畫中的紅衣女子既是代表文獻的語文學，也可能代表她的孿生姐妹語法神，盡管與卡佩拉所言的老嫗有出入，但人文主義者更愿意將古典題材為我所用、所改，并非像加洛林時代的“再現法則”：復制和回到古典那一刻。

博學與口才的結合

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曾寫過一本專門論述精靈墨丘利的書，他談到墨丘利的心靈，包含如下特性：對立整合，或從對立中獲得整合；心物雙重或同時具備。但同時，墨丘利也是水星，他是“學問或者文學本身”的新郎，出生于水星下的人會“喜好鉆研” “熱衷寫作”。這里所言“學問或者文學本身”就是指的“語文學”。

眾所周知，墨丘利是希臘神話里赫爾墨斯的羅馬名字，他是神的使者，同時也是巧舌如簧的商業神，由于年幼時就偷了阿波羅的牛群，所以同時也是小偷的鼻祖。墨丘利身上蘊含著“口才、才智和小偷小摸”；語文學斐樂洛基亞則代表著“博學、學問”。我們注意到，再見多識廣，語文學還是會有一死，作為無所不知的凡人，她最終獲得永生的條件則是留下文本——吐出書籍。卡佩拉讓語文學通過留下文獻遺產的方式“封圣成神”，嫁給墨丘利，也就是讓博學與口才結合——這意味著只讀不說可不是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七藝既包括以理性為主的四藝：數學、幾何、天文、音樂，也包括以語言為主的三藝：語法、修辭、邏輯。根據加洛林王朝時期評注者們的說法，這里的學問（語文學）與口才（墨丘利）分別對應于四藝和三藝。看似有些不合常理：我們一般以為的語文學更多和語言相關，而不是科學，但只要看看沈衛榮教授為《何謂語文學》撰寫的長達四萬余字長篇《導論》就明白了：

英語中的philology，在法語和德語中均作philologie，來源于希臘語φιλολογ咨α，它由“φιλο-” （熱愛）和“λ紫για” （語詞）兩個部分組成，通常被人認為它的意思是“對言語的熱愛”。然而，在古希臘語中， “λ紫για”可以有logos和logia兩種形式，前者意為word（言語），后者意為reason（理性）。與此相應，φιλολογ咨α這個復合詞實際上擁有“對言語的熱愛”和“對理性的熱愛”兩層含義。盡管在現代西方語文中的philology更多的是指其前一種意義，即philo-logos的意義，是“對言語的熱愛”，但它的后一層意義，即“對理性的熱愛”也并不是可以被輕易地忽略的。

是的，別忘了語文學的童年玩伴和婚禮儐相是兼顧理性和熱愛言辭的“自由七藝”，并不偏廢。只是今天，狹隘的現代人只記住了“語文學”的一面，甚至這個術語不是被錯誤地翻譯為“語言學”，就是偏頗地譯介為“文獻學”。其實，語文學與“熱愛智慧”的哲學（Philosophy）詞源都來自希臘語，是一門古老而重要的學問。它至今保持幾個主要特征：關注文本和語言、追求意義和人文價值。從一開始， “語文學”就是人文學（文史哲）的重要基礎，它將詩學、哲學、修辭學等融匯打通，成為了最早的跨學科研究。理解“語文學”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卡佩拉的文本、文藝復興波提切利繪畫圖像中的形塑、呈現、隱喻和歷史流變，正是用實踐向經典致敬，因為我們需要認真體味本書副標題：語文學是“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之原點。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跨文化與世界文學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