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7 年及其后的幾年中，為編印魯迅研究的相關資料，我曾向樓適夷、李何林、唐弢等前輩學者，以及恩師鐘敬文先生多次寫信求教。編訖印成的，先后有《新發現的魯迅作品與書簡》（1976），《魯迅詩歌研究》（上冊1977 年出版，下冊1979 年出版）等。

在師友的鼓勵支持下，接下來，準備并已著手編一本《魯迅佚著新編》，收錄后來發現的魯迅佚文和佚簡。1978 年6 月初，我寫信給樓適夷先生，附寄一份《魯迅佚著新編》的送審篇目，希望聽到樓老的指導意見。很快就收到回復，老人寫道：

“最近印出了一本《魯迅書信新集》，包括52 封《書信集》未收的信，不知是哪兒印的（我是魯研室友人送來的），他們在資料二輯所收37 封，還不完全。當然將來一定還續有發現，現在要完全是不可能的。即在此《新集》，也還遺漏了1906 年給許壽裳的幾封信。當然你們能夠印出來還是好的。不過關于篇目，我提不出什么意見。” （1978 年6 月5 日）

先解釋一下：樓老信中說的《書信集》，是1976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書信集》；“魯研室”，指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李何林先生為館長兼主任），“資料二輯”，是其所出《魯迅研究資料》第2 輯；“你們能夠印出來還是好的”，是對編印《佚著新編》的鼓勵。老先生所說：“最近印出了一本《魯迅書信新集》”——這是一個重要信息，與擬出的《魯迅佚著新編》關系十分密切，應該根據《魯迅書信新集》，補充收錄這些新書信。可是，如何尋求此《新集》？樓老既說，“不知是哪兒印的（我是魯研室友人送來的）”，那就向李何林先生求助。與此同時，也向唐弢先生求詢有關情況。

李先生的答復是：“人民日報社印的，可用分校（按，指安徽師范大學阜陽分校）名義去試買，價不知。”（1978年6 月9 日） 唐先生寫道：“樓信所說的書，我沒有，聽說《人民日報》內部印過一本，不知是否此書？”（1978 年6月19 日）

兩位前輩的說法一致：“人民日報社印的”“《人民日報》內部印過一本”。可人民日報社是個大單位，部門多，向誰“去試買”？——最便捷的方法，是借用樓先生的那一冊。樓老果然惠允，很快寄來所存《新集》。

在當時，這本《魯迅書信新集》確實很新。據扉頁背面的“說明”：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8 月出版的《魯迅書信集》上下兩卷，共收截至當時已搜集到的魯迅書信1380 余封，是學習和研究魯迅思想的珍貴文獻。一年多來，又陸續發現魯迅書信數十封， 現以《魯迅書信新集》為名匯印49 封。附錄三封已收入《魯迅書信集》，但未獨立編目，現一并收入。本書承魯迅研究室提供資料，特致謝意。書中致外國人士部分，有的因未見原件，譯文可能有不準確處，希望讀者指正。”

下面印有一行：“封面題簽 茅盾”。

樓適夷先生惠借的《魯迅書信新集》，對編輯《魯迅佚著新編》確實有用，我依據《新集》充實內容，補入后發現的49 封佚簡。遺憾的是，嗣后因經費等問題，最終未能付梓，辜負了前輩和文友的關愛。

如今回看《魯迅書信新集》，其獨異性與價值一望而知：首先，這是由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編印的魯迅書信，旨在供文學研究者參考，此系獨一無二的事（在書信出版史上僅此一例）。其次，這為魯學研究（書信傳播史，輯佚史）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再次，《新集》的編注者，是著名作家兼學者姜德明先生（時任《人民日報》副刊主任），其所寫注釋（包括條目設置與注文）具有一定參考研究價值。最后，《新集》的裝幀與設計，配以茅盾題簽，顯得素樸而優雅，可供享受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