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書小集——陳平原書與文》封面

《學書小集》自序

兒時的興趣之一，是趴在書桌邊看父親寫字。有一次被父親用毛筆在臉上畫了好幾個圈，嚇得大哭，可事后還是樂此不疲。上學后，在父親的督促下，也曾專心練習毛筆字，但絕無前輩學者扎實的童子功。山村插隊，當了好幾年民辦教師，照理說是有讀書寫字的機會的，因無人指導，亂寫一通而已。上大學乃至工作后，住房逼仄，書桌限制，只能抽空寫點小字。比如，友朋通信時，我改用八行箋。

二十年前，撰文使用電腦；十年前，手機取代了書信。很快地，原先記憶中穩健且優美的漢字，面目變得日漸模糊。閱讀沒有問題，可拿起筆來，竟然會缺胳膊少腿的。正是有感于此，讀書間隙，我又撿起了擱置已久的筆墨紙硯。

八年前，一時興起，我選擇三種明刊戲曲——明崇禎年間刊本《秘本西廂》（陳洪綬繪圖、項南洲鐫刻）、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金陵書肆繼志齋陳氏刊本《紅拂記》、明萬歷戊午年（1618）吳郡書業堂刊本《還魂記》——的四幅插圖，配上自書的原作詞句，燒制成筆筒，贈送友朋。筆筒效果不錯，字也頗獲好評，這讓我信心大增。

五年前，我開始為自己編著的書籍題寫書名（此前只寫過一種），且越寫越順，如“閱讀晚清”“大學新語”“論文衡史”等，便都說得過去。

去年因身體不好，加上朋友送來宣紙，寫字的興致及時間大為增加。因專業的緣故，決意擇古今詩文隨意書寫，既溫書，也養神。為此，還吟了一首打油詩：“少時練字重摹臨，老大鈔書無古今。唐宋遺風常頂禮，自家面目亦可親。”

陳平原書法（選自《學書小集——陳平原書與文》）

仰山樓主人見過我那些不成體統、但頗有個性的“鈔書”，居然大為贊嘆，積極張羅起書展來。與之配合，還要印制一冊精美的小書。朋友盛情難卻，可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此乃讀書人的“書跡”，而非書法家的“墨寶”，只是證明我在日常使用電腦之余，沒有完全忘本，還在堅持寫字。

讀書人的字，也有工拙美丑之分。這方面，我沒有充分的自信。開列自家著作目錄，并提供兩則相關隨筆，說好聽是顯示我的工作范圍與趣味，以便讀者知人論字；說不好聽呢，那就叫“戲不夠，曲來湊”。

書名“學書”，意思是兼及讀書與練字。前者如《史記》說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后者則有曾鞏《墨池記》談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以打油詩《鈔書》開篇，帶出二十則我喜歡的古人言辭及文章片段，再加五付自撰的聯語，希望讀者鑒賞珠玉時，稍微忽略木匣的粗糙——比起我的書跡來，那些文辭無疑更值得仔細咀嚼。

2018年5月6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學書小集——陳平原書與文》，自刊本，2018年）

《大字書》小引

還是前年深圳書展前言的那句話：“在電腦及網絡時代，保持筆墨紙硯，蘊含著技術與審美，但更是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情懷。對于讀書人來說，‘閱讀’、‘寫作’與‘書法’，三者不該完全分離。”

當下中國，幾乎所有書法展，觀賞者都只是望氣與品墨，極少關注人家到底寫的是什么。因為，都是文鈔公，要不唐詩宋詞，要不格言警句，大家爛熟于心，于是只談技巧，不辨東西，極少有認真閱讀乃至品鑒書寫內容的。

既然都是鈔書，鈔詩詞不如鈔文章，鈔古人不如鈔自己，后者起碼具陌生感，有棱有角，不滑不膩，迫使你進場后須稍為走心。

《大字書——陳平原書法與文章》封面

去年出版新舊著作五種，應三聯中讀的邀請，將其中的《當年游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制作成音頻節目，傳播效果甚好。這回則是將《學者的人間情懷》中三文，轉化成特立獨行的“大字書”。

以下四十則短語，分別出自《學者的人間情懷》（1991）、《世紀末的思考》（1996年）、《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尤其是第一篇，初刊《讀書》雜志時引起很大爭議，日后世風流轉，又變得廣受好評，收入各種選集，且成為我學術隨筆的書名。

二、三十年前的文章了，說好說壞都無所謂。關鍵在于，借助此三文，得以辨認我輩學人曾經走過的坎坷道路：“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記，更希望從一個特定角度見證二十年來中國學術的變遷。”

2021年6月28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大字書——陳平原書法與文章》，自刊本，2021年）

《游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后記

對我來說，1991年是個十分關鍵的年份。元旦那天，寫下《<千古文人俠客夢>后記》，為完成一部突發奇想的小書而洋洋得意；半年后撰寫“校畢補記”，則感嘆喜愛劍俠的父親去世，“再度燈下涂鴉，不禁悲從中來”。將近三十年后，為《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撰寫自序：“父親的英年早逝，對我是個巨大打擊，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這個世界上，最關心、也最牽掛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

去年夏天回潮州，母親交給我一包東西，我打開一看，淚如雨下。那是我出外念書期間寄回來的家書，父親裝訂成冊，上面還有不少圈點。最早一封寫于1978年3月11日，那是我進中山大學校園的第二天，主要內容是報平安。最晚一封則是1989年10月30日，信中提及剛寫完一篇談武俠小說的文章，準備某雜志明年第一期用。經查，那是我第一篇討論武俠小說的文章，題為《武俠小說與中國文化》，刊《文史知識》1990年第1期。若將此信收入手稿集，跟《我與武俠小說》相呼應，那再好不過了。可惜這封家書目前不宜發表，于是退而求其次，選了一則略有趣味且無傷大雅的，那就是1988年6月15的家信，附錄在此。

家父陳北（1925—1991）自幼喜歡舞文弄墨，對于自己因參加革命而中斷學業，晚年多表悔恨。我能上大學且略有所成，父親很引以為傲。生病無法下樓，翻閱兒子著作及家書，便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娛樂。也正因此，我的家書毫無文采，也不太涉及家國大事，除常見的報喜不報憂外，更多的是匯報自己及妻子的學術成績。當時的我，以為好好讀書，就是在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直到父親遽然去世，我才恍然悔悟：“學海無涯，個人的成就無論如何是渺小的；而喪父之痛以及未能報答養育之恩的悔恨卻是如此銘心刻骨。”（《子欲養而親不待》，見《學者的人間情懷》，珠海出版社，1995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自責有增無減。

《游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書稿集》封面

去年十月，我在深圳舉辦《說文·寫字——陳平原書展》，除了書法作品及相關著作外，還陳列了《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未知死，焉知生》兩份手稿，以及兩則家書（1985年12月3日、1988年6月15日）。觀眾對手稿沒什么感覺，對家書則興趣盎然，紛紛趴在展柜前仔細辨認，且嘖嘖稱奇。父親保存了我上百封家書，用毛筆寫在八行箋上的，約占三分之一。那是因為，小時候喜歡看父親寫字，也跟著信手涂鴉，可惜因文革及下鄉，沒能堅持下來。上大學后，學生宿舍空間狹小，放不下筆墨紙硯。父親于是提醒，不妨借家書保留一點寫毛筆字的習慣。

這回印制手稿集，思慮再三，還是決定收一則家書，借以紀念雖早已去世、但仍在督促我蹣跚前行的父親。

2020年3月6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游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書稿集》，自刊本，2020年）

《大圣遺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閱讀的樂趣》小引

此書緣于我十五年前的一次冒險，至今想來，仍覺不可思議。

包括閱讀、醞釀、寫作與修訂，三個月交出三萬多字，聽起來好像不太難。可實際上，這是一本大書的導論，需概述五千年的中國藝術。如此大題小做，與我平日風格迥異，屬于命題作文。此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書稿，由文物出版社具體負責，以中、英文形式對外發行，面對歐美發達國家的高中二年級學生或非專業讀者。

該大書最初題為《中國瑰寶》，要我寫的是導論《中國藝術五千年》，具體作品賞析由鄭巖、孟暉、揚之水等負責，工作同時展開。談“中國藝術”，他們三位哪個都比我內行，讓我打頭陣，自然戰戰兢兢。明知藝術史不是我的專攻，為何非要趕鴨子上架？當初一聽我就說不對，轉而推薦了好幾位優秀的學者及作家，可都被國新辦及文物社否定了。理由是，專家容易把事情說得太復雜，很難吸引國外熱愛中國藝術的青少年；作家文筆優美，但專業性不夠，又怕出紕繆。選擇我的原因是：半懂不懂，略知一二，文筆清通，句子不太繞，譯成外文剛好。反正說來說去就一句話：非你不可。

我并不輕視通俗讀物，而且承認外宣工作很重要，但我最多只是個喜歡逛博物館/美術館的讀書人，怎么會天上掉餡餅呢？開始以為是責編張小舟的主意，她是我妻子夏曉虹的好朋友；后來知道非也，是因為我此前在《文物天地》上的連載，被文物社同人盯上了。《大英博物館日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臺北：二魚文化出版公司，2004；【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7）是我業余撰寫的一冊小書，部分章節連載于《文物天地》2001年第6至11期；書出版后大獲好評，央視讀書節目還專門制作了五十分鐘的專題片。約略與此同時，首都博物館舉辦大英博物館專題展，三個講座中，據說我的最受歡迎——因為最接地氣，說白了，就是最不專業。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博物館事業的推進，以及互聯網的無遠弗屆，年輕一輩欣賞藝術的能力，以及對中外藝術史的了解，與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既然已水漲船高，我的小書還值得出版嗎？

毫無疑問，這是普及讀物，學術上乏善可陳。文章是我寫的，但思路及學識應歸功于我參考的諸多書籍。除注明出處的，還有好些屬于學界共識，我只是閱讀、消化、吸收、編寫，說好聽點，就是“提要鉤玄”。學術上沒有任何貢獻，只是表達上頗為可取。能把復雜深邃的東西講得簡單、淺俗、有趣，而且不太走樣，這當然也是一種本事。

當初這三萬多字的長篇導言《大圣遺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閱讀的樂趣》交到文物出版社，據說是一片叫好聲。只校正了個別細節，馬上進入翻譯與排版。而且，受我文章的啟發，書名干脆改為《大圣遺音——中國古代最美的藝術品》，2006年3月刊行中文版及英文版；2009年7月第二次印刷。書做得很講究，字體小，燙金，有美感，但不太好閱讀。說實話，我不是很喜歡，但據說作為外交禮品贈送，很受歡迎。

《大圣遺音：中國古代最美的藝術品》，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圖片來自網絡）

國新辦及文物社對此書非常滿意，并因此誤認為我能寫這類雅俗共賞、中外通吃的文章（書籍）。接下來的委以重任，實在讓我手足無措。

原本就熟悉的遼寧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俞曉群，轉任國家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社長，很想有所作為，從國新辦那邊了解到我的“業績”，于是讓沈昌文先生出面，請我們夫婦吃了好幾次飯。最后“圖窮匕首見”，說是要簽合同，讓我寫一本《中國人》，以多種外文刊行，挑戰林語堂的英文暢銷書《吾國吾民》。我酒量本就很差，加上沈先生插科打諢，一不小心就答應了。俞兄馬上送來出版合約及一大摞參考書，不久又介紹好幾位翻譯家見面，弄得我非常緊張。先是思路有分歧，我對從三皇五帝說起不感興趣，希望集中講述晚清以降這一百多年中國人走過來的道路。那種觸底反彈、悲欣交集，其實更勵志，也更有可讀性。人家斟酌了一陣子，同意我這別具一格的“外宣”。后來，我又嫌歷史敘述太沉重，想做成類似《大圣遺音》的圖文書，比如叫《刻在臉上的歷史——一百六十年來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或《中國人的面孔——一百六十年來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人家覺得這主意也不錯。再后來，我終于舉手投降了，因為重讀中英文本《吾國吾民》，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林語堂的長處在雙語寫作，像我們這么操作，無論如何努力，也出不來那種渾然天成的效果。

五年前，一帶一路逐漸成為熱門話題，國新辦又要文物出版社推出相關圖書，初步定名為《一帶一路沿線文物及藝術》。我記得很清楚，2015年5月22日文物出版社會議上，領導把此書的意義吹上了天，專家們也紛紛出謀劃策，他們竟然一致認定我會接手，沒想到我一口回絕了。不是不愿意，而是沒能力。如此出格且冒險的事，一回就夠了。后來聽說，此事不了了之，因這確實不是好干的活兒。

十五年過去了，承蒙三聯書店慧眼，愿意將那篇長文做成一冊小書，呈現給非專業的讀者。如此粗枝大葉的敘述，不可能入方家眼；但若大致不差，且有若干閃光的點，那就謝天謝地了。我以前寫過一則隨筆，題為《懷念小書》，感嘆的正是專業化大潮洶涌，難得再見親民、溫情且有趣的小書。那是一種寫作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2020年12月28日于海南陵水客舍

（《大圣遺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閱讀的樂趣》，北京：三聯書店，即刊）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圖片除注明出處外，均為作者提供）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