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作為新時代精神的詩歌，自然對新時代的反應更敏感更直接。自《詩經》楚辭起，中國詩歌有自己的傳統基因，家國情懷、江山社稷，一直是詩歌的主題；雖然近百年新文化運動后，中國的詩歌形態變了，從舊體的格律的，轉向了新體的、自由的。但是中國詩歌接受了新的營養，使它變得更加自由、更加貼近時代。看五四時期郭沫若的《女神》就明白，他詩歌里表現的是五四時期，那種沖破一切舊的勢力、封建道統、三綱五常、枷鎖鐐銬的狂飆的精神，是自由、科學、民主，五四時候的詩歌，是時代的喉舌，是時代精神的代言。那時的詩歌就是從半文半白中走出，那自由的詩行，就是五四的自由精神。而抗戰時期的街頭詩，更是對鼓舞民眾、揭露敵寇的罪惡起到軍號戰鼓的作用，我喜歡詩人艾青的《火把》《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更是詩歌史和抗戰史上的豐碑。新中國成立后，《雷鋒之歌》《青紗帳甘蔗林》，以及食指的《相信未來》等一大批詩歌，莫不是對時代的回應。對我個人來講，我一直信奉，詩歌是詩的，個人的，也是時代的，社會的，詩人不能獨立于時代和社會之外。隨著閱歷的豐富，我更加相信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歌除掉個人的喜怒哀樂，更應回應時代，承擔起時代之使命和責任，從屈原到杜甫，到龔自珍，這些詩人，無一不是從情感和思想上，與國家民族同頻共振，在國運不昌時候，探索救國救亡之路，謳歌光明鞭撻黑暗，喚醒民眾，歌贊進步。從我的閱讀史和創作史，我是這些詩人的學生，這些詩人的血液也一樣流淌在我的血液中，這就是對這片土地的深情。當這片土地受到傷害，就像我自己受到了傷害，當這片土地收獲了成功，就是我自己收獲了成功。當孔繁森犧牲的時候，我寫下長詩，懷念這位曾幫助我辦文學社的三哥，歌贊他的質樸，他的三次進藏；當1998年夏季大洪水肆虐的時候，我第一時間到了長江的堤壩，自身感受那些軍人的血肉之軀對抗百年不遇的洪水；當五環的旗幟飄揚在北京上空的時候，我的筆也沒有缺席。我知道，我的詩歌是和這個時代互相塑造的，時代是我詩歌的根脈，我的詩歌，是時代的回響，所以，當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的時候，我首先在腦海里回旋的是回望來時路，這百年的滄桑，從幾十個人到9500多萬，這是什么樣的精神凝聚，又是什么信念，把他們聚合在一起？我曾到過一大的會址，也曾漫步在南湖，曾駐足南昌城頭，也曾重走長征路。在這個百年紀念來臨的時候，這一切，都如燃料在我心中燃燒。我知道，時間是有分量的，一個政黨，百年來，不忘初心時時在前行。從百年前的那個熱血青年，從走上街頭，為民族的未來奔走呼號，到十字街頭到安源煤礦，到百姓的田間地頭和炕頭，宣傳奮起抗爭、改變命運；到民族危亡，在延安窯洞、太行山上、林海雪原，有多少黨的兒女，為國捐軀；在和平年代，在兩彈一星的行列里，在改革開放的春天里，又有多少故事，被這群優秀的兒女演繹。百年，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也是反思、記錄、銘刻的日子。記錄的方式很多，作為一個詩人，更應該用詩行來銘記、來雕刻。我決定，用長詩的方式，來反映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用一個個的點，來反映一條紅色脈線，來反映這個大體量的偉大征程。為了避免粗糙化、臉譜化，我選用一些細節，為避免同一題材的撞車，我在情感、哲理、形式等方面，浸泡我的題材，為了反映這宏偉的100年，我選擇高亢和委婉的諧和，來擴大詩歌的張力。無疑，紅色題材，是一個個作家熟悉的題材，如何在這些題材里出新，這是我思考的一個問題。這里面既有寫什么的問題，更有怎么寫的問題。我最大的苦惱和思考的突破，就是如何避免這類題材的同質化，要寫，就寫出一個別樣的百年滄桑，寫出一部提氣、提勁、能立住腳的作品，這樣，才與這百年英雄們的豐功偉績相匹配。黨的百年史是一個富礦，當寫作的時候，我覺得不是我一個人在寫，而是土地，而是江河，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訴說，在歌唱。那些奔騰的血、那些抗爭不屈的靈魂，那些從《新青年》走出的年輕的身軀；那些船工們，那些船長們，那些波瀾壯闊的驚濤駭浪，那些吶喊，好像都一起奔涌到我的心底、眼前、筆端。我覺得，創作好的新時代詩歌，也是經過心靈浸泡，經過思考，然后情感和靈感的大爆發，猶如地下涌動的巖漿，有了一個突破口，一個契機，就一下子爆發了。這個契機，可以說是時間的節點，這100年的長度的節點，但這些積累，卻是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積。沒有什么一蹴而就，有的是平時的汗水、體驗、閱讀、思考。所謂的得之在俄頃，積之在平日。在詩歌里，我努力反映一種精神，一種魂魄，這里面有對一個政黨百年的回顧，更多的是這個政黨與民族和人民的聯系，寫下了那些對民族尊嚴的探索，對民族乃至人類未來美好的憧憬和奮斗。詩歌里的精神，不僅僅是詩歌的，它比詩歌大，它是百年的歷史滄桑，它是一個政黨百年的縮影，如果我的詩歌能達到一點點，那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