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在圖書館覓得《懋齋詩抄》 由此涉足“紅學”領域

紅學家周汝昌與燕京大學的淵源甚深，前后達13年。1937年他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yè)，正逢中日戰(zhàn)爭開始。1939年考上了燕京大學，又因為遭水災，推遲到第二年才入學。英語系讀了僅一年，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待到1947年又重新考入，繼續(xù)學英語。

燕園里的老師，與周汝昌關系最好，日后最念念不忘的，是顧隨。但兩人實際上并沒有正式的師生之緣，周汝昌只是在第一年里，作為外系學生去蹭聽過中文系顧隨老師的詩詞課，便開始書信往還和詩詞唱和。后顧隨轉去輔仁大學和天津師范學院任教，再無當面教學的機會，但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聯系。嚴格說來，兩人是函授或詩友的關系。

1947年秋開學后不久，周汝昌收到四兄祜昌的來信，說他近讀亞東版《紅樓夢》，見胡適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中說，由于他得到敦誠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抄》卻遍尋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試，查覓此書？周汝昌立刻直入圖書館，居然一查即得，在《懋齋詩抄》中發(fā)現了六首有關曹雪芹的詩。繼而寫出文章，在天津的《民國日報》上發(fā)表，并因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說”。

細想想這里似乎有一個問題：胡適在1921年已公開訪求此書，燕大圖書館并非偏僻，多少碩學鴻儒抬手可查，為什么竟然暗藏了26年，留給學生周汝昌去發(fā)現呢？這就引出了第二位老師鄧之誠。當周汝昌請教他時，沒想到鄧先生說：“我早知道，胡適早就來問過我。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據《鄧之誠日記》，他于1946年6月21日在藏主徐家還見過有胡適題跋的庚辰本《石頭記》，也不感興趣，態(tài)度是“非吾所知矣”。

卻原來，鄧之誠早就是胡適的老對手，當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方興時，他也在北大當教授，是與“新派”對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惡白話文，凡學生試卷中有用“的”字處，必一律改成“之”。后來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講幾回：“城里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當胡適通過燕京陸志韋校長向他詢問《懋齋詩抄》時，鄧之誠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為奇了。如此才給周汝昌留下了發(fā)現的機會，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紅學。

此后事情的發(fā)展，既獲益于鄧先生消極的“知而不告”，還要感謝報紙兼職編輯、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趙萬里先生積極的穿針引線。趙先生組織來紅學名家胡適、俞平伯的來信在報上發(fā)表，周汝昌再連寫兩篇文章與二位名家答辯。新秀周汝昌對胡、俞兩人的感覺很不一樣，他對胡適的來信感到“欣幸無已”，并繼續(xù)通信，求借書籍；但是卻認為俞平伯是“冷水澆頭”，“微詞見譏”，從此結怨，這該是另一篇文章的題目了。

胡適致周汝昌信的信封

周汝昌與胡適往來通信三階段 心理有細微轉折

周汝昌與胡適的往來通信，基本上完好地保存至今。這非常難得，使我們可以梳理兩人關系的發(fā)展脈絡，切近地觀察周汝昌心理的細微轉折。通信時間是1947年12月到1948年11月，前后約一年。為了更清楚地觀察其發(fā)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7年12月到次年6月。周汝昌的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于12月5日發(fā)表，胡適在12月7日寫信，到次年1月18日才寄出。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給一位燕京大學的學生寫信，這信寫得異常謙遜，禮賢下士：“《懋齋詩抄》的發(fā)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關于曹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愿意改動。……先生說是嗎？”周汝昌以回信的方式反駁，題為《再論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適之先生》，3月寫成，5月發(fā)表。他的理由是開列年表，把作者與書中人物混為一談，以書中歲月季節(jié)、年齡時序與清史、歷算配合來看，自認為“若合符契”。他還說，這排列年表的辦法是跟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學來的。6月4日，周汝昌再致信胡適，商請借閱多種書籍，包括胡適自藏的珍本并向別家代借。

第二階段開始的標志，是6月27日周汝昌到東廠胡同一號拜見胡適，并借到了甲戌本《石頭記》。這天是星期日，燕京大學開始放暑假，周汝昌應該沒有返校，而是攜書直接返回咸水沽家鄉(xiāng)。周汝昌和四兄祜昌覺得機會難得，便先斬后奏，在暑假里為甲戌本抄了一個副本。就在抄書過程中，收到了胡適來信，對周汝昌提出的“集本校勘”，胡適答應“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還勸導，“我勸你暫時把你的‘年表’擱起。專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緊；撇開一切成見，以‘虛心’做出發(fā)點，也很重要，你說是嗎？”

周汝昌在暑假里寫成一篇長文《跋胡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其中除了正面肯定脂本，怒斥高鶚“偽續(xù)”，反駁俞平伯的題跋以外，還與胡適爭辯“文言、白話”之分，甚至以諷刺口吻拉扯上胡著《白話文學史》。暑假兩個月里，周汝昌曾兩次給胡適寫信，對抄書之事一字不提，故意隱瞞，卻附寄上這篇長文，說是求教，實際意在求發(fā)表。一邊批你的觀點，一邊求你的推薦，這是對胡適度量和耐心的考驗，還是對恩師無意間的冒犯？

返校開學后的9月11日，周汝昌才在信中報告了將甲戌本抄錄副本的事，這時生米已煮成熟飯。14日他又再發(fā)一信，催促借書。在其后的兩天里，連續(xù)收到胡適的三封信。胡適一方面對周的長文表示了不客氣的批評，不同意發(fā)表，但暫時沒有寄回，還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幫他刪改；另一方面是對他擅自抄錄甲戌副本，大度地表示，“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這個副本當然是你們兄弟的藏書。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將來也是要歸公家收藏的。”9月19日周汝昌的回信寄到南京，他感謝胡適的“襟懷風度”和“開明親切的指導”。對于先生的批評和刪改建議，他是籠統(tǒng)地接受，卻具體地逐一爭辯，顯然并不心服。談自己的文章，他把俞平伯扯進來比較，既批駁俞的見地，又貶低俞的文字。10月23日，周汝昌又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對著學界領袖胡適，訴說了很多自己和四兄的個人情況。

我們可以看出，在9、10兩個月間，周汝昌的心態(tài)發(fā)生了漸進的變化。對胡適他不再像一開始那樣畢恭畢敬，拘謹客套，而是在逐漸熟悉后，拿大師不當外人，開始披肝瀝膽，傾訴衷腸。在其背后，心中也有不滿和不敬在滋長。與此相對應，在甲戌本到手近四個月以后，周汝昌也已經不像一開始那樣奉若神明、珍若拱璧了。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是與珍本長期親密接觸后，敬畏之心漸消；二是隨著胡適允許錄副、答應題跋、繼續(xù)借書等大度行為，便得寸進尺；三是對胡適退稿、大刪和不同見解的報復心理。一個標志性行為是：在10月23日的信中，周汝昌表示準備歸還甲戌本。所以第二天，他在甲戌本首冊第四回末的空白頁上擅自寫下告別性題記：“卅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并為錄副。周汝昌謹識。卅七、十、廿四。”這就像是在名勝古跡上寫“到此一游”，此舉未經胡適許可。

就在10月下旬，一個突發(fā)性情況改變了故事的進程，胡、周關系因此轉入第三階段。此時出現了一個第三者，孫楷第先生由北大轉到燕京任教。他是中國古典小說版本目錄學的專家，后在課堂上介紹了裕瑞的《棗窗閑筆》一書，引導了周汝昌紅學研究的方向。而此時更重要的是，他成為胡適與周汝昌之間的傳書使者。10月27日，周汝昌收到胡適的掛號信：“《四松堂集》，又你的長文，今早都托孫楷第（子書）教授帶給你了。子書先生是中國小說史的權威，我很盼望你時常親近他，他也很留心《紅樓夢》的掌故。……脂本的原本與過錄本，都可以請子書先生看看。他若高興題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價值。”

胡適1947年12月7日致周汝昌的第一封信

周為什么遲遲未歸還甲戌本

接信當天，周汝昌去孫家取回了《四松堂集》和他的長文。第二天，孫先生到訪四樓周汝昌宿舍，理應為取甲戌本而來，卻空手而歸。孫、周二人連續(xù)兩天見面，周汝昌卻沒有遵胡適囑把甲戌本交給孫先生。他在10月29日回信胡適，除表示“感謝不盡”外，還說：“孫子書先生昨天特別親過敝屋，把先生的來信已給他看過了，我預備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給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歸還，但因先生提議給孫子書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還吧。”周汝昌這樣說了，但事后并沒有做到。

直到此時，周汝昌才看到了胡適對他長文的修改，胡適改得很多很細，刪去浮詞，縮短冗文，還在一整頁上打了大“×”。于是，周汝昌心中的不滿變得具體而強烈了。同在10月29日，剛剛在信中謙稱，“拙文本太丑，承為手削，光寵莫名！”旋又在《跋脂文》后加附記：“胡先生只嫌吾行文蕪雜拖沓，而關乎意見是否正確，全無一語評按，冷靜過于常人，不似其是是而非非勇于獎人之素性。文中曾提汪原放印‘程乙本’之非當與‘白話文學史’一詞，甚望此二事并未予胡先生以任何不良感覺耳。”10月31日再加附記，言辭更為尖刻：“若掂播字句，則任何名家文章，亦可吹毛而削改，不第拙文也。如胡先生《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一文寫得最亂，字句尤多未佳，我亦可得而筆削。”這些是他私下寫的心里話，原本未想給人看的。

這證明在三天里，周汝昌的心理發(fā)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那么對甲戌本的處置也要另作考慮了。他臨時改變了主意，沒有立即歸還甲戌本，也沒有轉交給孫楷第。

11月某日，孫楷第先生第二次造訪周汝昌宿舍，送來大字戚序本，捎回《四松堂集》。但周汝昌并沒有如前信所說，把“甲戌本和《四松堂集》一并奉還”，孫楷第還是未能見到甲戌本。在甲戌本尚未歸還的情況下，胡適慷慨送來了第四套書。此戚序本后來未及歸還，周汝昌留作自用，在上面過錄校訂庚辰本的異文。十八年后在天津家鄉(xiāng)周祜昌的家中，失去無還。

現存的胡適與周汝昌之間的通信，計有胡信六封，周信九通，到周汝昌10月29日一信戛然而止，似過于突兀。此后雙方至少應還各有一信，現已不存。周汝昌承認“在舊信札中缺失了至少一封去信”。而香港的梅節(jié)推測，大概在11月初，“胡還寫了一封重要信件寄周，對周手上的四部借書做出區(qū)處的指示，對周的研紅提出最后的忠告。因這封信有些內容周不想別人知道，后來把它作掉了……隱沒了最少一通。”

論情論理，此信確實應該有過。試想胡適收到了孫楷第帶回的《四松堂集》稿本，卻未見甲戌本，又知孫楷第根本無緣得見，再看周汝昌在29日信中曾滿口應承，顯然是言而無信，事出意外。那么胡適會作何感想，怎樣回信？再大度的謙謙君子也會有情緒的反應吧？如此想來，胡適最后一信的迷失，不一定是無心之失。

甲戌本在周汝昌手中又保存了一個月，到11月末，北平已被解放大軍合圍，平津戰(zhàn)役即將打響之時，周汝昌才與同學周培章一起步行進城，到東廠一號胡宅還書。胡適沒有再見周汝昌，書在門外交給了胡家的次子胡思杜。胡適于1948年12月15日攜這部甲戌本《石頭記》飛離北平。在其前夜，還將《四松堂集》留交北大圖書館，意在給周汝昌用。

那么，周汝昌為什么不肯把甲戌本交給孫楷第先生？那樣豈不是既遵從了書主胡適的指示，又滿足了老師孫楷第的愿望，自己也免除了長途跋涉送書之苦，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嗎？他何樂（或者應該說是何苦）而不為呢？筆者在苦思冥想了超過一年之后，終于尋獲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周汝昌希望保留自己再次面見胡適的理由和機會，當面還書，以求得胡適在自家的錄副本上題跋。如果把甲戌本交給孫楷第，這一希望很可能就落空了。為此周汝昌不惜違背胡適的意愿，不惜犧牲孫楷第得見甲戌本的機會，也不惜自己以勞代逸，步行進城（這是后發(fā)的特殊情況）。

圍繞周的研究生學歷 發(fā)生過哪些意外

62年以后，研究者梅節(jié)、沈治鈞認為，在1948年“胡周交往中周汝昌欺瞞胡適、扣壓甲戌本等”，或曾把書私自轉借給他人（陶洙）。筆者認為證據不足，或定性過重，未敢附和。我相信青年周汝昌并無惡意，不過有些私心而已。這就是周汝昌紅學事業(yè)的開端，也是他一生為人的塑型期。后來胡適說，“周汝昌是我‘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是周汝昌直到晚年寫《周汝昌與胡適》，從來沒有承認胡適是他的師父或老師。

1950年夏天，年已32歲的周汝昌從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yè)，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屆畢業(yè)生。這時中文系新成立了研究院，周汝昌考上了僅有的兩位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許政揚。然后他在燕園內經歷了反美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必細表。這時候，周汝昌結識了張伯駒、陶洙等老一輩舊式文化人，在燕園旁的“展春園”里參加詩詞雅集，如魚得水，卻在燕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學業(yè)上步履艱難。在1974年寫的《紅樓夢新證·重排后記》中他承認，“研究院給我開出的經史子集的長篇必讀書目，我是一本也沒有真去讀”，并預料自己“大抵不能卒業(yè)”。當然，這是周汝昌在“讀書無用論”盛行年代的自白，與“學歷至上”的當下不可同日而語。而事實上，周汝昌的研究生終歸沒有讀完。

在客觀上，這也與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院校調整的前景有關。消息已經在流傳，不僅中文系研究院，連燕京本身如何下場，都難以預料。故也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1951年秋天，華西大學由于外籍教師離開而向燕京求援，急需一位英文講師。校方想起了周汝昌，就商于中文系主任高名凱，動員他以舊燕大1949年西語系本科畢業(yè)生的資格就聘。也許周汝昌也覺得中文系研究院讀得太辛苦，就接受了校方的安排。

這時他的中文研究生才讀了一年，而工作卻是對應本科的英語。這過程遷延了一個學期，研究生課業(yè)還差一個學期未修完。高名凱先生對周汝昌說：“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學期可以不計，你到華大后在半年內將論文寄來，研究院就承認你的畢業(yè)資格。”周汝昌請問臨別指教之言，高先生沉吟了一下，說了五個字：“多注意政治。”

因為周汝昌提前半年離校就業(yè)，自然不能現身畢業(yè)生合影，也不曾登入畢業(yè)生名冊，給后人質疑他的學歷留下了把柄。當年曾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的梅節(jié)在2009年寫道：“據中文系傳出，是他的國學根底太差，五經、四史似未發(fā)蒙，語言學理論接受也不好。讀了兩年，系里評估，周同學恐難按期完成研究生課程。”梅節(jié)認為周汝昌的研究生是被勸退、除名。“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畢業(yè)，是西語系本科畢業(yè)生滯后兩年分配。這就是燕大將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內情。”（見梅節(jié)《顧隨的贊詞與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藝》2009年9月號。)另一位研究生許政揚于1952年夏如期畢業(yè)，分配至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

周汝昌之所以如此決絕地輟學赴蜀，在很大程度上還由于家庭因素。一方面妻子毛淑仁渴望脫離舊式大家庭的牢籠，她在敦促鼓勵；另一方面在“土改”將臨之際，周汝昌曾勸父親賣地分家，被視為“不孝”。周家父兄皆反對他們離家出走，小家庭與大家族之間關系緊張，以致登程遠行時，周家無人相送。

周汝昌剛剛離開燕京大學，院系調整、燕大撤銷之令便在5月間下達。10月，北京大學遷入燕園，燕京大學徹底終結。此時正好到了周汝昌與高名凱系主任約定的半年之期，但是燕大安在哉？

如此看來，周汝昌的燕京大學中文研究生學歷確實存在疑問。但是等到周汝昌去世六年后，2018年他百年祭的時候，恭王府里的周汝昌紀念館展出了一張紙（復制品），可以視為周家子女們作出的回答。不是畢業(yè)證書，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證明。

周汝昌研究生畢業(yè)證明

學生周汝昌，系河北省天津縣人，現年三十四歲，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前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部畢業(yè)。因該大學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調入我校，特予證明。

北京大學校長 馬寅初

公歷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據周汝昌女兒周倫玲編寫的《周汝昌學術年表》，周汝昌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是《宋詞語言的研究》，應該是離校后補寄的。周汝昌的學歷由此得到了證明，但畢竟不太正常，略顯勉強。其中既有時代大潮引起，北大取代了燕大這樣的客觀原因，也有他確實提前離校，未能修讀期滿的主觀缺憾。周汝昌的成績大概也委實不能令人滿意，否則他怎么會半途遠走就業(yè)，專業(yè)棄高就低呢？

話還要說回來，回頭去看，學歷并不太重要。周汝昌早已用他的一生功業(yè)，證明了自己，超過了太多學歷堅挺卻事業(yè)平平的眾生。此事本無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