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二年前的教師節那天，我從愛人手中接過一百元錢，到附近的新華書店憑教師證九折優惠買了一部十六卷本的《魯迅全集》。這部書，我渴望了許久，但由于生活拮據，幾次去書店都沒有下定決心。其實，我的專業和職業與魯迅研究沒有絲毫關系，一些同事對我花大價錢買一部《魯迅全集》也很不理解。但對于我來說，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因為，我希望魯迅先生的書能夠給生活困頓、精神苦悶的我帶來信心，成為我的精神支柱。

大約在一九九〇年的早春時節，我在翻閱《人民日報》時，發現副刊發表了新發現的魯迅致江紹原的兩封信，同時還有張挺、江小蕙的文章《滄海遺珠喜獲雙》。我大為驚奇，原來，《魯迅全集》并不全，于是，我把這封信和介紹文章剪下來，夾入《魯迅全集》。這可以說是我輯錄魯迅佚文佚信的開始。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一九九二年四月，在調到財稅部門工作不久，我便被派往北京進修。六日下午，我獨自到魯迅博物館參觀。那幾天正值沙塵暴肆虐，昏黃的天空讓人感到很不舒服。魯迅博物館非常冷清，參觀者僅兩人。我看了魯迅生平事跡陳列，在小賣部花六元買了一本精裝的《魯迅》圖片集。臨離開時，我到一座灰樓內去了一趟衛生間，看到對面房間的燈亮著，門上掛著“魯迅研究室”的牌子，我有些好奇，便敲了敲門，聽到“請進”的聲音，我推開門，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站起來、一臉嚴肅地問我找誰，我說隨便看看，問他貴姓，他說免貴，叫陳漱渝。啊，原來這就是在我心目中大名鼎鼎的陳漱渝先生！陳先生早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算是我的學長，我曾經讀過他的書。陳先生聽說我是南開的校友，變嚴肅為平和，和我隨便聊了幾句，他得知我在財稅部門工作，便說，你在有錢的單位工作，沒有后顧之憂，不像現在的魯迅博物館，經費緊張，《魯迅研究月刊》都快要辦不下去了。隨后，他抽出身邊的幾本《魯迅研究月刊》，說，你隨便翻翻吧，也許過不了多久就要停刊了。

陳先生送我的這幾本《魯迅研究月刊》，給我在北京培訓的枯燥生活增添了一點色彩，我對魯迅研究雖是門外漢，但對這幾本雜志很有興趣，尤其是其中的《拾遺與補正》欄目，大多涉及一九八一年版《魯迅全集》的校勘和注釋，其中也有新發現的魯迅佚文。于是，我萌生了一個搜集這些補正材料和魯迅佚文的念頭。

二

但我手頭實在缺乏可供利用的資料，而且也不得要領。我曾經通過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孫玉蓉老師向天津師范大學的一位老師求援，希望能借到關于魯迅研究的資料，這位老師說自己正在修改一部書稿，隨時需要參考這些資料，不能外借。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在南開大學東門對面的高等教育書店買到了一本《周作人平議》，作者是張鐵榮，看書后的跋語，得知張老師是南開大學中文系的教師，于是，我很冒昧地給張老師寫信，希望到他那里查閱《魯迅研究月刊》（以前叫《魯迅研究動態》）。張老師在收信的當天就回信說，他有全部的《魯迅研究月刊》，歡迎我去查閱，并把家中的電話告訴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如約來到了張老師的家。

張老師住在南開大學西南村一棟樓房的四樓，其整潔令我大吃一驚。地板油光可鑒，室內一塵不染，家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條，讓人感到舒適、溫馨而又有些不大習慣。張老師的書也擺放得很整齊，分門別類，查找極為方便。張老師從一個書架上取出《魯迅研究動態》的合訂本，放在桌上，說，你可以隨便看。我翻了幾冊，發現里面有許多我需要的資料，便試探著說能不能借回去復印，張老師猶豫了一下，說，好吧！我給張老師寫了借條，如同捧著寶貝，興沖沖地回到了單位。

正如陳漱渝先生所言，我所在的單位有很好的辦公條件，我利用晚上值班的機會將有關魯迅佚文、《魯迅全集》補正的資料全部復印下來，然后進行分類整理。大約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把搜集魯迅佚文和《魯迅全集》的補正資料作為自己最大的業余愛好。而且，通過閱讀這些資料，我逐步加深了對魯迅生平經歷、文本校勘、著作版本變遷等方面的了解，也從中學習到了一些學者治學的方法。最使我受益的是陳漱渝和朱正兩位先生的文章，他們的文章都以史料見長，鉤沉索隱，條分縷析，駕輕就熟，令人佩服。我曾經給朱正先生寫信請教一些問題，朱先生每次都及時回信并給我不少鼓勵。有一次還寄來了一包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任上編的有關魯迅的書，對我頗有用處。

三

距離我的單位不遠，開了一家天津開明書店，店名是錢君匋先生題寫的，老板叫魏光志，人稱“小魏”。書店的店面很小，但品位很高，好書很多。小魏很喜歡魯迅的書，《魯迅全集》、魯迅著作的單行本是這家書店的常備書，而且，開明書店還是群言出版社在天津的特約經銷點，群言出版社的新書往往最先在這里見到，有時還搞簽售活動。逐漸，我成了書店的常客，和小魏聊的話題也大多和魯迅有關。小魏得知我搜集了不少魯迅佚文，便主動向群言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吳志實先生推薦，建議單獨出版。吳先生是雜文作家（筆名甲乙），對魯迅情有獨鐘，得知有人搜集魯迅佚文，大感興趣。二〇〇一年三月七日，我來到坐落于北京西城東廠胡同的群言出版社，見到了吳志實先生。他看了看我帶去的一大堆稿子，覺得有出版價值，但對我又有些不放心，因為一個政治學專業出身，在財稅部門工作的人搜集魯迅佚文，實在匪夷所思。為了保險起見，吳先生提出可否請魯迅研究界的一位專家寫一篇序言，以證實這本書的價值。我當時雖然答應了下來，但心中實在沒底。

回到天津，我首先想到了請朱正先生作序，因為朱先生也曾經考證過魯迅的佚文。也許那天朱先生心情不大好，聽明白我的意思后立即回絕說：“魯迅的書，我怎么能夠作序呢？”我解釋說，是出版社對我不太相信，認為我太年輕，又不是專業出身。朱先生隨后說：“你跟他們講，很多事情都是年輕人干成的，不是專業出身又有什么關系呢？”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無奈之下，我想起了僅有一面之緣的陳漱渝先生。我給陳先生寫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一份書稿的目錄。很快，陳先生就給我回信，信是這樣寫的：

運峰同志：

剛開完政協會（注：陳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就收到大札。知你心急，故倉促坦陳己見。

首先，我覺得出版這樣一本書是有價值的，因為1981年版《魯迅全集》目前不可能大改，今年又趕上紀念魯迅120周年誕辰，所以《魯迅著作拾遺》（注：吳志實先生和小魏都主張叫《魯迅全集補編》，因擔心惹麻煩，因此暫定名為《魯迅著作拾遺》）很合時宜。此外，為輯錄魯迅佚文，你耗費了十年心血，即使書中有魚龍混雜之處，但從整體上看，對研究者和一般讀者均有裨益。

如果求疵的話，這本書選擇比較龐雜，像附錄三，所收《祭文》《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就肯定不是魯迅作品，以刪去為宜。著述部分的《寶塔詩》《諷王惕齋》等，似出自沈瓞民的回憶，無直接證據，亦無旁證，是否也能割愛？再有，書中收有大量講演記錄，以前馬蹄疾、朱金順出過此類書，作為“演講鉤沉”比較順理成章，如直接列入“著述”，則內容可能大背魯迅原意（注：在“大背魯迅原意”下，陳先生特意加了圓圈著重強調）。書中還有重要遺漏：《魯迅研究月刊》去年發表的魯迅致林文慶、致胡適函，目錄中均未見，不知何故？廣義的魯迅雜文，是指各類文章的雜集，內容當然可以寬泛一些——可援引《集外集拾遺》和“補編”為范例，但寬泛到《家用賬》《入學志愿書》之類都收錄，也難免遭人非議。

以上所云，是我隨手翻閱時的隨想，未經深思熟慮，僅供你參考。

寫序之事，如是肯定出版，又不嫌篇幅短小，我自然愿意效力，以表示我對一位辛勤的業余研究者的支持。

陳漱渝

2001年3月14日夜

得知陳先生答應作序，吳志實先生便放了心，于是在三月二十六日就簽訂了出版合同，并將書名定為《魯迅佚文全集》，書稿于四月二日開始發排。

二〇〇一年六月六日，我收到了陳先生為《魯迅佚文全集》所作的序，令人驚喜的是，序寫得一點都不短，足有三千字。序中除了肯定搜集魯迅佚文的意義及這本書的價值外，還特意寫了一段讓我深受感動的話：

我跟本書編者僅一面之緣，之所以應允為他撰寫這篇代序，完全是因為他是一位年輕的業余研究者。他專攻的是政治學，目前任職于財稅部門，但工余時間幾乎全用來研讀魯迅。我雖然年近花甲，但仍愿意結交涉世未深的青年朋友，尤其敬重那些在完成繁重的本職工作之余仍然好學上進的人們。看到他們，我會自然而然想起我一邊在中學執教一邊開始研究魯迅的那些艱難歲月。我深深感到，魯迅研究的基礎力量不在沙龍，也不在學院，而是在民間。有了一批批像本書編者這樣癡迷于魯迅著作的人，魯迅的文化遺產就會永遠薪火相傳！這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文末，陳先生還特意加上了這樣一句：

是為序——但必須聲明，這不是為魯迅著作寫序，而是為一位在商品大潮涌動之下，仍默默無聞地獻身于魯迅研究事業的青年人寫序。

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收到序言的當天晚上，就給陳先生打電話致謝。陳先生說，最近和朱正先生通電話，談到為這本書寫序的事，朱先生說，劉運峰最初是找他作序的，他說我怎么能給魯迅的書作序呢？陳先生立即回應說：我不是給魯迅作序，而是給劉運峰作序。我最為服膺的兩位先生為了我編的這本書在電話中的“交鋒”，算作一個小小的插曲吧！

但真正的插曲還在后面。

四

陳漱渝先生的序言很快就在《人民政協報》發表了，算是為《魯迅佚文全集》做了一個預告，群言出版社的編輯很是振奮，加快了編校的步伐。

七月十五日，我去深圳開會；十八日一早，愛人打來電話，有些緊張地說剛才接到陳漱渝先生電話，說是我編的那本書涉及周海嬰，讓我回電話。陳先生在電話中說，周海嬰先生看到了發在《人民政協報》的序言，因為序言中提到了“本書所收魯迅致許廣平書簡，系取自《兩地書》原信”，周海嬰便問陳先生關于我的情況，并說收錄《兩地書》的原信涉及版權問題。陳先生建議我直接和周海嬰先生溝通，盡量達成一致，以免節外生枝，然后把周先生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我很忐忑地撥通了周海嬰先生的電話。周先生聲音很柔和，說《兩地書》包括原信的版權歸魯迅和許廣平二人所有，收錄于《魯迅佚文全集》的書簡涉及許廣平的著作權問題。我向他解釋這本書只是收錄了魯迅致許廣平的信，沒有收許廣平的信，周先生有些不耐煩，說那也不行，國家版權局的一位副局長對此有明確說法。如果編入書中，就要按實際字數所占比例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稅，然后就掛斷了電話。

周海嬰先生的電話讓我感到事情的復雜性。如果把魯迅致許廣平的信抽出來，就會減少《魯迅佚文全集》的分量，事實上，這些信件同收在《兩地書》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獨立的價值；如果同意支付周海嬰先生版稅（我大致測算了一下，要一萬多元），就會增加出版社的負擔，出版社不一定接受，這就有可能功虧一簣。

回到天津之后，我到開明書店找到小魏，請他向吳志實先生說明情況。吳先生很體諒我的難處，爽快而半開玩笑地說：“答應吧，誰讓人家有個好爹呢！”謝天謝地，總算有驚無險。八月六日，我特意請了一周的假，同小魏一起到出版社和編輯、校對、照排人員晝夜奮戰，完成了書稿的三校。出版社還特意請來三聯書店的美術編輯海洋先生和我們一起商討封面設計。峰回路轉，柳暗花明，我似乎聞到了即將印出的新書的墨香。

《魯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

二〇〇一年九月七日，我收到了群言出版社通過物流寄來的《魯迅佚文全集》樣書，心中異常激動，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關于魯迅的書！但不知為什么，封面和書脊上均沒有出現“劉運峰編”的字樣（海洋設計的底稿是有的），只是在扉頁和版權頁上有這幾個字，也許，出版社認為我名不見經傳，印上去效果不好，臨時抹掉了。即使這樣，書能夠出來，就是最大的勝利。

九月二十五日，由于陳漱渝先生的舉薦，我應邀到紹興參加了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看到有些中外學者拿著剛買到的《魯迅佚文全集》，有的還找我簽名，我體會到了成功的喜悅。

五

《魯迅佚文全集》共五十八萬字，分為上下冊，印了八千部，許多媒體都做了報道。這一工作也引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關注，因為就在二〇〇一年六月，在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下，《魯迅全集》的修訂工作正式啟動。十二月十日，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到北京西山八大處，討論參加新版《魯迅全集》增收佚文佚信問題。會上，我逐篇介紹了收錄在《魯迅佚文全集》中的作品，并說明了收錄的依據。在討論魯迅致許廣平的信（即《兩地書》中魯迅的原信）是否和《兩地書》分離單獨編入《魯迅全集》的“書信”卷時，出現了兩派意見，一派以朱正先生為首，主張收入，理由是原信和《兩地書》有很大的不同，收在《兩地書》中的書信有大量的增刪；一派以張恩和教授為主，主張不收，理由是人家兩口子的私房話不宜編入全集，而且也不符合魯迅的本意。兩派各不相讓，最后主張收錄者占了上風，出版社也同意收錄。張恩和教授幽默地高舉雙手，笑著說：“好好好，我投降！收就收吧！”

一轉眼將近四年的時間過去了，在千呼萬喚中，經過修訂的《魯迅全集》終于出版了。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我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新版《魯迅全集》出版座談會暨首發式，會后又到西山八大處參加研討。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二〇〇五年版的《魯迅全集》由原來的十六卷變為十八卷，內容增加了不少，注釋也更加詳細、準確，裝幀設計也更為考究。但是，出于慣性思維，這部《魯迅全集》并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在魯迅佚文的處理上，態度過于謹慎，因此還存在許多遺漏。有一天我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陳益民先生和文史編輯室主任韓玉霞女士聊天，順便談到了二〇〇五年版《魯迅全集》的缺憾。他們兩人也是“魯迅迷”，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還能再做一本補遺嗎？”我說：“當然可以！”于是當場敲定，在《魯迅佚文全集》的基礎上，編一本《魯迅全集補遺》。

《魯迅全集補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相比《魯迅佚文全集》，《魯迅全集補遺》的編輯要順利得多，二〇〇六年六月，這本書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開本、裝幀都和《魯迅全集》接近。這個時段，二〇〇五年版的《魯迅全集》正在熱銷，許多書店都把這本書和《魯迅全集》擺放在一起出售，書的銷路很好。二〇〇七年秋天，我去中央黨校培訓，早晨散步時遇到北京大學的一位老師，他說最近買了一部《魯迅全集》，同時還買了一本補遺，放在一起很是協調。我說那是我編的，他有些吃驚，特意從家中取來讓我簽名。

十多年間，魯迅的佚文佚信又有了一些發現，《魯迅全集補遺》也已經脫銷了，于是，我再次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輯完成了《魯迅全集補遺》（增訂本），于二〇一八年七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開始搜集魯迅佚文佚信，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從編輯出版《魯迅佚文全集》，也過去了二十年；從編輯出版《魯迅全集補遺》，也過去了十五年；從編輯《魯迅全集補遺》（增訂本），也過去了三年。最近，又發現了一封魯迅致曹靖華的親筆信，而且，我也發現了魯迅的幾則佚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魯迅全集補遺》仍會有增補的機會。

2021年3月18日，南開大學范孫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