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的小說創作陷入了焦灼狀態，我發現自己不能靠感覺和靈感寫作了。我試圖用聊天的方式與幾位朋友探討，希望有人為我把脈問診。

記得一個陽光很好的上午，我鄭重地敲響了《作家》雜志宗仁發主編辦公室的門。當時宗老師正在伏案看稿子，面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從書堆包圍的辦公桌前直起身，和善地笑笑說：“你就寫機關小人物吧，你熟悉那種的生活。”當時我覺得這個定位很是準確，回來后立馬沉下心，集中精力寫出一批反映機關小人物的短篇小說。我自認為我非常了解這些小人物的辛酸、苦悶以及無奈，我的思路似乎也開了，有時這篇小說沒寫完，下一篇小說的構思已經出來，我就這樣一篇追趕著一篇往前寫。《作家》雜志還特意為我開辟了兩期專輯，發表了短篇小說《回家》《升遷》和《監控盲區》《放松》。評論家段崇軒老師在他的《向社會人生的縱深逼近——2012年全國短篇小說述評》一文中指出：“夏魯平的《監控盲區》和《放松》寫得輕松、幽默甚至夸張，但卻把官場人際關系的緊張、森嚴、官員生活的墮落與心理變態，寫得微妙精準，入木三分。”

小說的發表和段崇軒老師的評論，對我是個很大的激勵，也是對寫好這類小說的一種期許。接下來，隨著寫作的深入，我發現“小人物”也是“大人物”，“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關鍵是如何去把握和發現。那一階段，我常聽說某某突然從辦公室里或會場上被帶走，出事了！過些日子又聽說處理結果出來，非常觸目驚心，聽得我瞠目結舌。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只是他們生活的局外人，是站在他們生活邊緣的旁觀者，我無法打開、探尋他們豐富、吊詭、深藏不露的內心。我的寫作由此變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那時，我聽到更多的議論是，某某人與出事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時至今日仍安然無事，但不出事不等于沒有事，他們的內心肯定經受著難以想象的煎熬，整天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生怕哪天拔出蘿卜帶出泥。于是，我腦子時常對他們生出無盡的想象與好奇，創作的沖動隨之產生——我用虛構的方式，寫出一個愛錢如命的家伙，如何將收到的工程回扣款藏匿的故事。我為自己的構思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忘形。但我還沒來得及對這篇小說進行修改，社會上便有了類似新聞，我想不到自己苦心經營虛構的小說，竟與真真實實的生活猛烈地“撞車”了。

問題究竟在哪兒？可能有人會給出很多答案。

那期間，我把創作轉向另一個生活領域，關注起游走在鄉村與城市間的人們。我少年時期曾在鄉村生活過三年，東北鄉村的風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富礦，我在對其進行深度開采挖掘、思索與實踐中，逐漸意識到，我的小說創作，需要找到表達的切入口，用生活的鏈條編織起虛構之魂。于是我決定重新拾起擱置多年的小說，以劍走偏鋒方式，開鑿、構筑、豐盈起那個“藏匿金錢”的故事，寫出一個令人悲憫的人物形象。

感謝《長城》雜志發表這篇小說，多年來，《長城》在讀者、作者心中舉足輕重，能在自己喜愛的雜志上發表作品，對于寫作者，無疑是一次重要的鞭策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