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我休年假在上海待了20天，收到中國海洋大學溫奉橋教授微信時，我正坐在奉賢姐姐家院子里的一方桌子旁，在打開的手提電腦上寫《“新人”變奏曲》評論，評論的副題是——“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布禮》人物形象解讀”①。當時院子里的兩樹桂花剛剛開放，在金桂初綻的香氣中，遠離塵囂，寫一篇題為“新人”的評論，是一件愜意而舒適的工作，同時也有一種富于激情的寧靜。在對林震、鐘亦成的重讀中，我遭遇了某種創造性的寫作噴發。桂花的香氣若有若無，秋天的陽光時隱時現，我的感覺一下子打開了，一天9000字，完稿。正是在這樣愉快的寫作中，溫教授在微信中問：“何老師，請問您講演的題目是？”那方桌子上的茶杯里，正好有剛剛沏好的竹葉青，茶葉針針豎立，有我特意摘了的庭院里初開的桂花灑進去，稍稍離開電腦中一行行文字的片刻，望著水中飄浮的黃色的小小的花，我不加思索地在手機上回復：《我為什么寫作？》。

之所以說不加思索，因為直到現在我都有些懷疑自己，幾乎所有對微信短信的回復我都有拖延的習慣，而能夠在收到微信并在幾秒鐘內回復的，而且是有關一次需要認真準備的講演題目，在我是第一次。回到北京家中，我和我愛人講到此事，當然也包括這個題目。事實是，這個題目到我來青島的當天還只是一個題目，沒有任何前期的文字準備，有的只是以往的寫作經驗。我愛人提醒，你在其他地方的講座都有了那么多現成的稿子，為什么不從中選一個？這樣講述起來會容易一些。我也在想為什么我不那樣做？為什么當時會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個題目里面到底有什么東西打動我、吸引我，使我有講述它的愿望和勇氣呢？

問這個問題，其實也在深問自己這一個問題：我為什么寫作？

但是，我為什么寫作？——作為一個問題而言，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它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不確定，而且，作為一個真理而言，它真正是——因人而異。

或許冥冥之中就有這么一問的。我想到了28年前——1992年，王蒙先生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你為什么寫作》②。也許是這篇談為什么寫作的文章，讓我在姐姐的院子里與桂樹相對時，不自覺地跑到了我的腦海里，使我靈光一現、神差一般地在手機上按下了“我為什么寫作”這幾個字，發送給了溫教授？

我也不得而知。

或者是，我為什么寫作——這樣一個問題，也一直是從十多歲寫下第一首詩時，就開始冥冥之中想要一個答案的問題。而這40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寫作，我寫下的所有文字其實都是在向自己求證——我為什么寫作？較之結論而言，它更像一個過程。的確，我從未直接回答過，也不曾在文字中設問，更避免著向自己提出發問。為什么？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回顧一下與此關聯的我的一篇文字，題目是《文學的功德》③，在這篇2010年——整整10年過去了——的文章中，我援引了伏爾泰的一句話——他那句話字面上似乎無關文學。伏爾泰說，工作可以免除三大害處——貧困、罪惡和煩惱。我的理解，他是說工作的結果使我們產生了物質的產品，物質的產品使我們解決了生存意義上的諸多貧困，工作的過程使我們避免了罪惡，專注的工作帶來了與煩惱不同的愉悅。但是如果把我們寫出來的文字也作為一種產品的話——它當然是一種精神產品，那么這種工作是否使人類免除了伏爾泰所說的三大害處——貧困、罪惡和煩惱呢？

就這點來看，答案好像并不樂觀。首先，貧困沒有因為文學的存在而消失，從《詩經》開始算，文學在中國產生有兩千多年了，但是貧困仍然不曾消失，我們小說、詩歌這樣一些精神產品的存在，我們一代代作家的努力，并沒有消除貧困。而且文學，也不能直接消除罪惡，不是說有文學存在或者是閱讀了文學作品我們的社會就太平了，事實并不如此，這個世界上仍然還有監獄和勞役。人類的煩惱，非但沒有因為文學的存在、文學的興盛而消減，反而會隨著精神的豐富而增長。我們的煩惱其實并沒有因為文學的存在而減少，反而隨著精神越來越豐富、情感愈來愈細膩，我們的煩惱更加與日俱增。我們對生活的思慮、對情感的焦灼、對欲望的渴求、對人性的敏感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煩惱，隨著文學閱讀所培養的纖敏的感受力，只會有增無減。

那么伏爾泰所說的這句話，它的意義在哪里？文學家工作的意趣在哪里？或者直白地講，文學的功德在哪里？文學的作用與作家工作的理由在哪里呢？文學工作的確不能給我們帶來可以兌現的金錢、可以享用的奢華、可以支配他人的權利，當然文學從來不拒絕這些人性的需求，它不是絕對去批評一個東西，金錢、奢華、權力，這些存在當然有其合理性，它是我們人性需求的一部分。但是文學的存在，對金錢、權力、奢華，保有一定的距離和必要的警惕。文學的精神之塔，它在搭建中，訴說的是來自心靈的對于真實的渴望，表達了作者對于現實的認知、對于善惡的認識、對于潛伏于善惡中的價值選擇以及對于附加于具體人世之上的人類精神取向的把握。當然，更有對于人心中最幽暗部分、甚至最痛苦部分的剖析，對于事實真相的不加掩飾的揭示，對于它所認為的不良行為與心理的遠離，這就是文學的工作。它要去承受，擔當，升華，首先必須要做到揭示。這些并使我們避免心靈的貧困。

文學的工作還源于一種相信。如果有志于文學，無論你是詩歌、小說還是評論，寫作本身其實源自一種相信，一種要打消某種顧慮與懷疑的相信。它是一種信念，我們寫下文字，其實是在寫我們生而為人還能做到更好的夢，寫我自己對將要誕生的世界的一種確信。我相信有某種事物存在，相信在現實的存在之上，還有一種理想的存在，就是相信在現實所呈現的第一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或者第二世界——精神世界，相對于現實的第一王國而言的精神——第二王國，它必得由你親手創造，你提筆而行，紙上造屋，長年累月，就是相信人心正直的力量必將大于外界的力量 ，就是相信這個第二王國，必將通過一代代人的不倦書寫，而以集聚的能量，從優良的方面改寫第一世界和創造第二世界。你相信有一種力量，從心愿出發，以文字為形，必將戰勝或取代外界的任何一種不良，必將拯救或阻攔內心的任一種墮落。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他是抱著一個敏感的內心，去承受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貧困、仇恨、疾病、不公、罪惡，并以文學的抒寫加以呈現，它呈現它們不是為了證明它們合理，它抒寫不公，打抱不平，揭開這種現實存在的真實，不是為了證實現實是合理的，而是證明還有一種大于現實的力量存在，這就是相信，是這種相信，支撐著他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是不同的相信，構成了不同的文學面貌；是一代代作家信念下產生的語言，建構了我們對于自我與世界的認知。我們的書寫，是為了建立一個文學的國度，文學的王國，這個“王國”的存在，不是為證明第一王國是合理的，而是說這個理想的王國必將代替第一王國。起碼作家自己是相信這樣一個理想的存在，這樣一個王國的存在。我再說一遍，作家寫作不是為了證明第一世界是合理的，而是證明第二世界有一種力量，能最終取代第一世界，是為了證明人類有一種力量，一種信仰將被開采出來。這種更廣闊、更宏偉的信仰的力量，這種使人類不至下滑、不致墜毀的力量，使我們保持著對罪惡的認知、警覺和遠離。

文學是一種不懈地發掘、不屈從于第一世界的強大力量，它致力于表達無情的力量之上還有一種有信仰的抵抗。這種真善美交互作用的力量，通過文學創作，無論你從事什么體裁創作，無論你觸及的是什么領域的創作，書寫者都要有一顆正直的心去印證這種力量這種信仰的存在。文學說到底是一種信仰的工作和有情的工作。所以當我們閱讀和感知一位文學家在他的作品當中的憤怒、煩惱時，這是他對第一世界的不滿、煩惱和憤怒的自然表現。隨著寫作的深入，他會自覺于此，當一位文學家揭示不公、譴責罪惡、絕不容忍不平等和無情時，恰恰意味著這個文學家心中有所期待，他還懷有某種理想，某種信仰，他對第一世界存在這樣一些背離真善美的東西還有一種不容忍，他要建立高于第一世界的一個王國，他向往一種大于事實的精神力量，他的內心有另外一種關于生活的事實的圖景。正是這個圖景，這個被創造出來的第二世界，這個人類理應獲得的真實的圖景而不只是人類已經獲得的事實的圖景，支持了作家的訴說，而作家訴說這種理想力量的存在是想尋出一條將深陷煩惱的人們，同時也包括他自己，從不公的現實的力量中，找到一種解脫的道路或者戰勝的道路。

這樣說來，文學家雖然不像哲學家那樣創造思想，像政治家那樣建立制度，像經濟學家那樣提出規劃創造財富，但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提出并暗示的、有關人類發展的宗旨和目標，有關社會的使命和理念，以及它對人類心靈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哲學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無法取代的。

如果說思想、制度、財富的存在，可以使人們減少貧困、罪惡和煩惱——第一世界有其合理性，它確實在現實的層面部分解決了人類進步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使人們能夠減少貧困，讓人們可以規避許多煩惱。這些政治家、經濟學家所做的工作是文學家所不能取代的。但是文學的功德在于通過立言，創建了一種人們對抗貧困、罪惡和煩惱的信念。這種信念是文學家對于人類的貢獻，他們貢獻出人類的進步更需要也更重要的東西。文學家的貢獻是，它通過看似虛妄的紙上的創造而完成一種實有的傳遞，他傳遞出人類有目的地建造一種相對于現實世界的更加嶄新的理想世界的信念。這是文學的功德。這是不是作家“為什么寫作？”問題的一個答案呢？

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選編的中譯本《世界一百位作家談創作》中，關于“為什么寫作”的答案也是莫衷一是。法國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回答是“對此我一無所知”；智利何塞·多諾索的回答：“我寫作是為了弄清為什么要寫作”，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回答；另有三分之一將寫作解釋為個人的精神需要；而英國女作家、后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多麗絲·萊辛的答案是：“因為我是個寫作的動物”。再有幾位作家講到，寫作是為了創造一個更永恒的自我。再有十多人的答案則是——寫作是為了與人交流。寫出《百年孤獨》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回答是：“我寫作，為了使我的朋友們更愛我”。而加拿大的安東尼·馬耶則說，“我寫作是為了完善世界，完成創世的第八天的工作”。巴金的回答則是為了“掃除我們心靈中的垃圾”，丁玲的回答是“為人生”而寫作，巴爾扎克的回答是“我為了出名和富有”。格拉斯的回答好像是沒有回答，他說，“我不能做其他的事。”總之，自嘲有之，認真有之。我閱讀時一直期望著王蒙先生有一個回答，但是他在《你為什么寫作》這篇文章中沒有講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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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對于《你為什么寫作》這句以疑問的文章之題作為書名的《王蒙文存》第21卷所收錄的這篇文藝雜談有某種過目不忘的頑固記憶，使得我在幾秒鐘內下意識地提交了對溫教授提問的答復。那么今天的交流也許可以看作對王蒙先生“你為什么寫作”這句提問的回音。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所有你關注的問題，其實就是自己的問題，你想向自己要一個答案的問題。

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更大的世界文學范圍來看，關于“我為什么寫作”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隱性的，大致有兩種，我們熟悉的答案是“為人生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在這兩種不同的寫作觀下，聚集了不同的寫作者，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之間并不存在一種鴻溝，比如在魯迅的“為人生”里，我們同樣見證了藝術的至高無上的原則和趣味，而在王爾德的“藝術至上”的品味里，我們同樣看得見他在哪怕現在少兒都能讀懂的《快樂王子》這樣的作品中也包含著深沉的現實關切。寫作到了一定的高度，兩者幾無界限，而為它們人工設限，往往一方面是評論家歸納的癖好，一方面也源于作品本身還沒能達到某種標高。就后者而言，它們所造成的人生與藝術的分裂，給了評論家的分離性話題以可乘之機。

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什么要寫作》這篇文章中，從他5歲寫第一首詩到30歲寫第一部完整的小說的感性經歷說起，直說到他總結出的寫作的“四大動機”：一，純粹的自我中心。二，審美方面的熱情。三，歷史方面的沖動。四，政治方面的目的——這里所用“政治”一詞是指它的最大程度的泛義而言。希望把世界推向一定方向或者是通過文字改變社會的想法。于此，他認為不同的動機必然相互排斥，而且在不同人身上和不同時候的表現必然不同。我倒以為，動機雖起初是惟一的，但寫作的過程中有一種奇特的平衡作用，它可以兼顧其余，當你專注于一種時，其實你會意識到別一種東西也在你專注的東西里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段話，“所有的作家……在他們的動機的深處，埋藏著的是一個謎。寫一本書是一樁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場痛苦的大病一樣。你如果不是由于那個無法抗拒或者無法明白的惡魔的驅使，你是絕不會從事這樣的事的。你只知道這個惡魔就是令嬰兒哭鬧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然而，同樣確實的是，除非你不斷努力把自己的個性磨滅掉，你是無法寫出什么可讀的東西來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塊玻璃窗。我說不好自己的那種動機最強烈，但是我知道哪個動機值得遵從。”④

我知道哪個動機值得遵從。事實是，如果從評論家的理性上去分析，而不只是一個作家的角度去看，我的動機分法是三分法，具體講，世上大約有三種寫作。第一種，讓人知道“我”的寫作。寫作是為了突出“我”作為作者也同時作為人物的主人公的主體，這是以“人”為主體的寫作，這個“人”大多時候不是眾人或他人，而只是“我”。比如海明威的寫作，張賢亮的作品。第二種，讓人認知世界的寫作。寫作是為了以我這個敘述者為“通過體”或者“思想的工具”而找到通往外部世界的途徑，它集中探討客體對象，了解社會的法則，何以如此，或者已然如此，英國作家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證，比如毛姆，比如奧威爾，比如哈代，當然也包括錢鐘書的《圍城》。第三種，讓人了解“我”與“你”（也許可用“世界”一詞指代）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關系的寫作。這種寫作在意的既不完全是“我”，也非完全是“你”，它是一種主客體之間的關系的融合，或主客一體關系的建立。我將之稱之為一種理智的愛的寫作，在愛的關系中，單一的主體或單一的客體都無法完成、實現作為“關系”的存在，在“關系”中，“我”與“你”必得同時出現并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才可能成立。這種寫作的代表性作家我們可以舉出一些，比如王蒙，比如馮驥才。

于此，我推薦各位重視這樣一篇文章，《當你拿起筆……》⑤。在這部長文里，王蒙先生將《你為什么寫作》中避而不答的問題，用一種比喻的方式會回答了出來。“……你進入了一個最關鍵、最微妙、最困難和最美好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你從現實生活的記憶里，飛躍到想象的藝術的世界里。這就叫做創造，因為，原本并沒有這么一個現成的世界，是你的想象力創造了它。這就叫做構思，你要用精神的經緯織一幅畫卷，用精神的梁柱搭一座大廈，用精神的奔突來打開一個廣闊的天地，用精神的犀利來挖掘深山的寶藏。這又叫做虛構，因為它是假的。如果只是現實的分文不差的模寫，又要文藝干什么呢？再美好的生活，也總會有一些重復的、單調的東西，有一些無意義的瑣事，有一些本來是很有價值、很美好的東西在被忽視、被淡漠、被時間的長河所湮沒，被庸俗的勢力所消磨。所以，單純的記錄，簡單的照相，并不會成為文學。”⑥那么文學究竟是什么？我們又為什么以文學為業？

寫作這篇文章的人解釋了他執筆的動機。“你在進行類似上帝的工作。你要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⑦，“一經創造好了這個世界，一旦進入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清清楚楚、無可置疑，是這樣生機盎然、鮮明凸出，以至于你根本不相信它是你的產品，你覺得它根本就是那個樣子的，從來就是那樣存在的，它成了不以人們的意志、包括你這個‘上帝’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你覺得你不過是像一個航海者、一個探險家、一個旅行家一樣不無偶然地發現了它罷了，你覺得一切的情節、一切的發展、一切戲劇性的場面和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結局都不過是這個世界、這世界里的人和事自己發展的結果，你并不能影響它。你覺得一切細致入微、絲絲如扣的情節、細節、背景、道具……都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你不過是如實地予以描摹和記錄罷了；你覺得一切安排，一切結構，開頭和結尾、波瀾和反復，一切驚人之筆、感人之筆，都是本來就注定如此的；你覺得一切語言，一切精辟的、幽微的、動人心弦而又別出心裁的句子，都不過是那個原有的世界的人與物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那個世界自己提示出來的，或是那些人物自己說出來的，你不過是個忠實的速記員罷了。這就是說，創造的結果全無創造的痕跡，創造者完全不相信、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創造者，‘上帝’變成了這個世界的一個奴仆、一個文書、一個速記員，精心制作的結果變成了撿拾現成，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結果變成了得來全不費功夫，斧鑿的結果變成了自然而然，反復斟酌的結果變成了無可更動和無法更動。最后，創作變成了模寫和敘述，寫在紙上的文字變成了活生生的人和事。”⑧這篇文章完成于1980年，但顯然，它是1992年“你為什么寫作”的那篇文章的先期答案。這個答案，我于2020年，也就是它完成的40年后看到。而我10多年前所想所言的“第二世界”的構筑理論竟也與它不謀而同。

注釋

①何向陽：《“新人”變奏曲——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布禮〉人物形象解讀》，參見何向陽總主編“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王蒙《布禮》，河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4月版，第235-253頁。

②王蒙：《你為什么寫作》，參見《王蒙文存·你為什么寫作（創作談文藝雜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96—399頁。

③何向陽：《文學的功德》，《作品》2010年第7期。

④［英］喬治·奧威爾：《我為什么要寫作》，董樂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6月版。

⑤⑥⑦⑧王蒙：《當你拿起筆》，參見《王蒙文存·你為什么寫作（創作談文藝雜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57-182頁、167-168頁、175頁、175-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