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我置身于天安門廣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熱血沸騰，神思飛越。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經(jīng)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xù)奮斗，我們實現(xiàn)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現(xiàn)在，中國共產黨又踏上了實現(xiàn)第二個百年的趕考之路。 在這個偉大而莊嚴的時刻，我不能不思考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對我國文藝事業(yè)的深刻指導意義，不能不思考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不能不思考站在新的一百年的起點上，什么樣的文學藝術才能不負偉大時代？

在這篇激動人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連續(xù)講了9個 “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一定始終不離這個基點。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充滿激情地說：“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必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這段講話如同洪鐘大呂，宣示著黨的根本宗旨。人民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價值取向。

中國共產黨在其走過的百年崢嶸歷程中，始終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而關注、領導著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以人民為中心，不僅是黨的文藝政策，也是革命文藝事業(yè)的美學原則。從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再到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都貫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成為革命戰(zhàn)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根本文藝方針政策。鄧小平同志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取代了“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把文藝同政治的關系提升到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黨的利益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突出強調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并且揭示了能否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作品與是否為人民抒寫的內在關系：“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yōu)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以史為鑒，這里的觀點是為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學史、藝術史所深刻證明的。

在筆者看來，真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活動，創(chuàng)作無愧于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涉及審美觀的問題。翻過來看，人民的審美觀，往往是凝縮在有著“民胞物與”情懷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觀念和實踐之中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藝術家，抑或是現(xiàn)當代的文學家藝術家，在其把握世界、觀照世界的審美過程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人民的審美觀內化于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大自然“萬物一體”的熱愛依戀、對丑惡事物的鄙視與嘲諷、對祖國大好河山的深切感懷、對歷史發(fā)展和事物規(guī)律的深刻洞察，在文學家或藝術家的傳世作品中都得到活生生的、不斷生發(fā)新意的藝術表現(xiàn)。而文學家藝術家是在與社會、與人民的廣泛交融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人民的審美觀，并以之觀察世道人心，以之親近自然，以之判斷美丑好惡。當然，這些都要內化于文學家藝術家的內在世界中去。《詩經(jīng)》中的《女曰雞鳴》以何等生動的筆致，描寫了恩愛夫妻的情感。屈原的《橘頌》以比興手法將“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堅貞高潔品格，凝結成橘的經(jīng)典意象。杜甫的《春望》將戰(zhàn)亂之中人民的情感世界，寫得何等真切。元散曲中的《高祖還鄉(xiāng)》則將人民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丑惡形象，以嬉笑怒罵的筆法，寫得入木三分。《聊齋世異》中的短篇小說《席方平》是將人民對社會的黑暗，作了奇特的揭露。現(xiàn)當代文學藝術中的經(jīng)典之作，也是以人民的審美觀來體驗生活、創(chuàng)造藝術形象的產物。少年時讀《林海雪原》《紅旗譜》《平原槍聲》《鐵道游擊隊》等，會為那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所深深感動。這些年來的《平凡的世界》《雞毛飛上天》《馬上天下》《裝臺》等，也都深切地體現(xiàn)了人民的審美觀。

清代詩論家葉燮力主詩人的“胸襟”，其謂“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fā)生，隨生即盛”（《原詩》）。他說的“胸襟”，是包含了審美觀在其中的。而杜甫的胸襟是其成為偉大詩人的根本所在。葉燮又說：“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fā)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胸襟以為基。”杜甫的這種包含著審美觀的“胸襟”，是與人民的審美觀息息相關的。沒有這種“胸襟”，當然不能成就偉大的杜甫。

為何本文將“人民的審美觀”作為一個命題提出？人民的審美觀意義何在？筆者認為這并不是一個沒有客觀價值的命題，也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馬克思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以為面向群眾創(chuàng)作不上檔次，這些觀念都是不正確的。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總書記在這里的論述，可謂不易之論！人民既是文藝創(chuàng)造的主體，也是文藝鑒賞的主體，同時，人民又是文藝審美的評判主體。文學家和藝術家只有將人民的審美觀化為自己的審美觀，才能創(chuàng)作出真正不負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價值觀和世界觀容易得到抽象的表述，而審美觀則是超越于抽象的邏輯思維，以形象的方式存在的。而人民的審美觀，是要內化于作家藝術家的藝術思維和表現(xiàn)方式之中，并且凝練為藝術個性及獨特的藝術語言，才能產生優(yōu)秀作品。偉大時代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作家藝術家只有和人民同頻共振，并以人民的審美觀把握世界，優(yōu)秀作品才有可能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