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近日出版了我的《汝信文集》（8卷本）使我深感榮幸。該書收入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在各種報刊和出版物上發表的絕大部分文字，可以說是大半輩子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一個真實的記錄。但我多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絕不敢有“文章是自己的好”那種不切實際的狂妄念頭。這些文章涉及面較廣，但缺乏專業性的系統的深入研究，有的只是暫時填補研究空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其學術價值是不高的。

跨進了哲學與美學的門檻

有人稱我為“哲學家”“美學家”，我實在愧不敢當。其實，我只是半路出家的“雜家”。我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主修的是政治學，副修經濟學。在這所教會辦的大學里采用的是美國大學通用的教材，其嚴重脫離中國的實際是可想而知的。大學里講授的課程大多引不起我的興趣，我的學業成績也只是平平而已，算不上一個好學生，也從未有過將來當一名學者的雄心壯志。當時作為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和一名地下共產黨員，我的志向是參加實際革命斗爭，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改造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因此上海剛解放，我就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生怕失去解放全中國最后一戰的機會。我們的部隊本來準備南下渡海作戰，但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局勢發生根本變化，同時也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關于這段往事，我曾在一篇帶自述性的文章里有所敘述∶

“1950年冬，我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趕上了第二次戰役，然后又南下參加了第五次戰役，從長津湖一直前進到三八線。在艱苦的行軍和敵機轟炸中幾乎把隨身用品丟個精光，成了徹底的‘無產者’，戰役結束轉移到后方休整，卻意外地發現，在出發前輕裝時留下的物品中還保存著一本俄文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它是我出國途經沈陽時在國際書店買的，成了我當時在朝鮮戰場能利用來提高俄語水平的唯一工具。這樣，由于偶然的機會，我開始接觸到西方哲學和美學。我學俄語不久，要讀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燭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翻來覆去地琢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時簡直是猜。這樣硬啃生吞的結果，不僅逐漸增加了我對這位‘俄國的普羅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產生了崇敬之情，而且使我越來越對哲學和美學感興趣。”

過去在大學讀書時，除了聽過徐懷啟先生講的“哲學與宗教”課程外，我對西方哲學是一無所知的。至于美學，在當時大學里就根本沒有開過這方面的課程，對其內容更是茫然。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使我初步了解他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和美學的批判，特別是他的學位論文《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指明了美學的基本問題究竟何在。當時我不知道這篇論文已經有了周揚同志的譯文，還用拙劣的文筆把它“硬譯”出來。我感謝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他作為一個學者在沙皇殘暴統治下始終堅貞不屈的偉大人格感動了我，并幫助我跨進了哲學與美學的門檻。現在回憶起來，在朝鮮戰場上的幾年實在是我的學習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

做學問、研究科學，要甘心坐冷板凳

為了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1956年我決定離職投考副博士研究生，因此下決心同時報考了人民大學何思敬教授和哲學研究所賀麟教授指導的黑格爾專業研究生。為了應付考試，我臨時抱佛腳找了一些參考書來補課，結果居然兩處都錄取了。哲學所屬于科學院系統，去那里學習更方便些，這樣我就成為賀先生門下的研究生。

賀麟先生學貫中西，學識淵博，早年留學美國、德國，是我國著名的西方哲學專家，對黑格爾哲學尤其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又是中國現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之一，精通我國傳統哲學思想。他收下了我這個哲學根基很差的學生，要我系統地從頭補課，為我制定了學習計劃，認真閱讀從古希臘到近代的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當然更著重指導我讀黑格爾的主要著作，特別是《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和《美學》。黑格爾哲學體系包羅萬象，氣魄宏大，思想豐富深刻，使我大大開闊了眼界，懂得了什么是辯證法，為什么它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從而促進了人類哲學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在黑格爾著作中，我十分贊賞并深受啟發的是他的《美學》，它不僅引發了我對美學的興趣，并以其博大精深使我認識到美學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探討，必須結合實際，重視歷史，必須要有廣闊的歷史感和歷史視野，根據大量實際材料說話，否則就很容易流于空談。對照過去讀過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寫了《論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的批判——兼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觀點的哲學基礎》一文，由賀先生審閱并推薦給《哲學研究》發表。這是我的第一篇有關黑格爾和西方美學史的論文，它和后來發表的《黑格爾的悲劇論》都是這個時期鉆研黑格爾美學的成果。從此我就開始了對西方哲學和美學的研究。

我結束研究生學習后，留在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組工作，這時我已放棄了原先打算回過頭來研究經濟學的想法，專心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史和美學史。從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歐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以至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當代風行一時的存在主義，都曾是我研究探討的題目，不過我的主要興趣還是在黑格爾哲學及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我哲學研究生涯中的學徒時期，寒窗十載，似乎剛摸到一些門道，就遭到厄運。研究所工作陷于停頓，過去的研究成果遭到全盤否定，全體人員下干校勞動等待處理。這是我一生中白白浪費的最寶貴的年華。“文革”后期情況稍有好轉，個人得到解放，又有了讀書學習的機會。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所長接受任務編寫《中國哲學史簡編》，他指名調我參加該書編寫組，該組成員都是多年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專家，只有我是地道的外行。在任先生的指導下，我又一次埋頭補課，研讀了自先秦諸子至近代的一些中國哲學重要典籍，后來我寫的有關儒學、韓非以及討論中國哲學史上若干問題的一些文章都是在那時打下初步基礎的。此外，我還和哲學研究所同志合作，編寫出版了一部普及性讀物《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

關于研究西方美學，我的思想也有所變化，過去我特別贊賞德國古典哲學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爾所精心營造的美學體系，后來卻越來越感到其局限性，因為它們并不能真正解決我們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美學問題。改革開放后出國交流和參觀訪問的機會多了，增長了不少見識，使我領悟到，研究西方美學還是要從實際出發、從生活出發，不能單從哲學家的書本中去討生活。這就促使我嘗試用另一種方式去研究美學，那就是利用在國外訪問時直接面對一些人類偉大文化藝術創造所產生的親身鑒賞體驗去進行美學的探索，陸續寫成一些論藝術和藝術家的文字，以美學散記的形式編成《美的找尋》一書，也算聊備一格吧。

我大半輩子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談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經驗，教訓倒不少。真正要做學問、研究科學，不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還要心無旁騖、專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學高峰。這或許是我體會到的最大教訓吧。

（作者：汝信，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