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講話之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文化發展呈現出多種形態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就文學而言，主旋律文學、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所謂“純文學”，還有依托各類大眾媒介和消費市場的大眾通俗文學之間構成了復雜的對話關系。面對多元的文學格局，黨和政府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對繁榮九十年代文學創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九十年代主旋律文學的生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1991年，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門聯合發出《關于當前繁榮文藝創作的意見》的通知，正式提出設立“五個一工程”獎，要求要像抓重點建設工程那樣，集中力量有計劃有重點地組織文化藝術產品的生產。在黨和政府引領下，一大批反映社會變革及其成就的文藝作品涌現。特別是那些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和茅盾文學獎的文學作品，既直面改革中的困境，也彰顯改革者的決心和昂揚風貌。例如，《中國制造》（周梅森）描寫了平陽市高層領導、中層干部、普通群眾等各類人物的思索和奮斗，交織成一曲迎接新世紀的改革交響曲。《突出重圍》（柳建偉）描寫了一場高科技條件下的戰爭模擬演習，深刻地表現了中國軍隊在20世紀末世界軍事、政治、經濟格局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以及不斷攻堅克難的決心。《抉擇》（張平）展現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腐敗工作的復雜性和緊迫性，塑造了李高成這樣一位對黨和國家的事業忠貞不渝、大義凜然，為國家利益拋卻個人情義的反腐敗英雄形象，洋溢著一種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激揚澎湃之情。這些作品不僅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同時還具備引人入勝的戲劇情節、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尤其經過影視劇的改編與主流影視平臺的強勢傳播，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深得廣大群眾的喜愛，真正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文學寫作遭遇大眾文化、娛樂文化的沖擊。有學者敏銳地發現了市場化之后帶來的人文精神衰微的問題。一些知識分子出于深切的憂慮，發起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不過，當我們站在今天的歷史坐標向九十年代進行回望時，我們甚至可能會有些訝異地發現，這是一個創作成果非常豐碩的時期，作品的容量、密度、深度、復雜性都值得特別注意。尤其是長篇小說，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很多杰出文本，正是誕生于這個多元碰撞的九十年代。陳忠實、史鐵生、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余華、阿來等一大批作家都在這個時期寫出了自己的優秀長篇小說。

文體問題，也是精神現象問題。在建構總體性方面，長篇小說是最具先天優勢的文學形式。長篇小說的敘事結構，能夠將一個碎片化的世界重新組織起來，使其完整、確定，傳遞宏大的價值選擇，從而保護人的心靈的完整、確定。例如，陳忠實的《白鹿原》以陜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的白鹿村為縮影，通過講述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爭，表現了從清朝末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化。王安憶的《長恨歌》講述了王琦瑤從一個“滬上名媛”到被人殘害的悲劇一生，展現了上海這座城市在短短四十年間的滄桑巨變。還有很多優秀的長篇小說，特別是那些獲得“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體現了長篇小說強大而堅固的結構特色，傳遞出一種宏大而堅定的價值觀念。

主旋律文學、知識分子寫作、通俗文學看似區別很大，但將它們置于形式本體之中進行考察時，我們發現，它們其實是手挽著手的。它們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構筑一個穩固、牢靠、有序的文學世界。當然，還有很多中短篇小說聚焦現實生活的事件和細節，記錄這個世界中的人類的生活狀況。一批新寫實小說聚焦日常生活的瑣碎，使日常生活事實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九十年代末飽受熱議的“女性寫作”“個人寫作”，也是新寫實意識的延續。它們的哲學基礎是同一的：面對一個多元的世界，用體驗代替邏輯，用感受代替理性，用現象抵達存在。當然，面對“日常生活的瑣碎”，我們究竟該沉浸還是該抽離，該認同還是批判，在九十年代是一個并未獲得共識的問題。因此，在同一時期，很多詩人也會出現向“智性書寫”的跳躍。不過，即使是智性思考，九十年代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口語化傾向與敘事化傾向，也昭示了美學觀念的轉變已經滲透進了文學史的精神脈絡之中。今天，當我們返觀這些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時，既要看到這些創作范式帶給文學的積極影響，也要深入思考文學如何更好地處理“日?，嵥椤焙汀皩徝郎A”之間的關系。

用“文學思潮流派”組織文學史的長處是可以像探照燈一樣瞬間照亮歷史的暗處，但其弊端是割裂了文學歷史流動的、延續的總體，遮蔽了文學史的基盤。1990年，余華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到1999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其短篇小說全集。九十年代的10年間，蘇童創作了80余篇短篇小說，是其創作勢頭最強勁的時期。王小波的作品風格獨特，在九十年代影響也較大。這類作品很難歸于任何一種“思潮”之中，但是從小說的形式、語言、內容的完成度上，都顯示出了作家的獨特創作風格。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九十年代文學的豐富性。

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民開始真正體驗“現代生活”，人們發現自己處于一種價值多元的時空中，處于極其豐富的各種可能性之中。從文本的氣象上，我們看到人民的精神活力獲得前所未有的釋放，藝術感受力、藝術想象力恣意地迸發，這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