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齋藏札不拘一格，而最受重視的是古今烈士的遺墨。如楊漣、鄺露、梁鐵君、林時塽、宋教仁、陳其美、廖仲愷、李大釗、區勵周、鄧中夏、黃祖雄、梁彥明、郁達夫、楊杰、吳石、陳儀等等。閑時展卷，如閱歷史長河，那河流的不是水，套句關漢卿雜劇唱詞，是“流不盡的英雄血”。

在此，且說藏品中未披露的函札，其啟者和受啟者是鄧中夏和譚延闿。

該函札入藏前已裝裱成冊，今仍存舊貌。冊中有三位湘賢手札各一，而鄧氏函件居首。冊面無題簽，無引首，亦無題跋。函札內容互相關聯，而發生時間則在1926-1947這廿年中。三札辭旨各有顯晦，但其時代脈搏則去人未遠。是可以追慕、可以感慨，也可以嗟嘆。在此，且先解釋鄧中夏致譚延闿一札。

該札封套正中墨書“送第二軍呈譚主席勛啟”，封左下印有“中華全國總工會緘”，作扁體關防字樣。 

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封套

【解釋】：“第二軍”

即“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查1925年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重要案四項，其中兩項為：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建國軍及黨軍改稱國民革命軍。7月3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8月1日，建國各省軍交還軍權與軍委會。譚延闿解湘軍總司令職，改任軍委委員，長第二軍。

當時，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一部編為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譚延闿的湘軍編為第二軍，譚延闿任軍長；滇軍編為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粵軍第三師擴編為第五軍，李福林為軍長”。

【解釋】：“譚主席勛啟”

一、國民政府委員會（1925年6月30日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翌日宣誓就職）委員會議主席汪兆銘1926年3月23日請假，由譚延闿代理。是代理“主席”。

二、1926年4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譚延闿被推選為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介石是常務委員會主席。蔣出師北伐，主席職務，分由張人杰代理黨務會議主席，譚代理政務會議主席。1928年2月，譚在南京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

【解釋】：“中華全國總工會緘”

按“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于1925年5月1日，取代舊有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有的“書記部”曾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當時鄧中夏被選為書記。罷工期間，鄧亦曾使用“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身份。故鄧氏在函中得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防字樣。

該信原文是——

畏公同志先生：

茲擬函稿一件，乞從速示知，以便轉告該發難委員也。此事非常緊急，他們逼得要命，恃愛率陳。并叩黨祺。鄧中夏。十一月一日。 

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

信中有另附一紙，當系發難委員有所要求，或是鄧中夏囑其開列并轉呈。云：

某某鑒：

香港罷工發難委員奮斗年余，殊堪嘉許。所請之件，在未謀得職務之前，準予每人每月津貼囗元。請轉知該委員等推定負責代表一人或二人按月向宋部長領取可也，端此并頌時祺。

署名

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附草擬函稿

此附信是為省港大罷工發難委員催發津貼。本來“罷工”是帷幄之中，當早有安排的。何以罷工年余，連委員本身也有未能取得津貼者。雖大義當前，卻難為了巧婦。

查《譚延闿日記》1926年讱齋日記十月一日記有：“蘇兆征、鄧中夏偕罷工發難代表黃金源、沈潤生來，言解決罷工事。”

【解釋】：“并叩黨祺”和“恃愛率陳”

“受啟者”是譚延闿，清末名公子，湖南末科“會元”，也是有清一代湖南唯一的會元。他是湖南立憲派首領，曾三度督湘，且兼湘軍總司令，又是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是集功名、紳士、官僚于一身的金馬玉堂式人物。而鄧中夏作為革命者，何以竟能有“恃愛率陳，并叩黨祺”之詞？ 

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闿

這要從上一代說起。鄧中夏父親鄧典謨（1874-1946），是王先謙弟子（與楊昌濟同學），光緒壬寅與譚延闿鄉試同榜。后任湖南議會議員，其著述則有《論語會通》《宜章縣志》等。

鄧典謨與譚氏既是鄉榜同年，又是湖南省議會的議員，而清末“湖南省咨議會”的議長又正是譚延闿，那就是“年兄弟”兼“憲友”了。以此，鄧中夏是年家子，使用“恃愛率陳”就不是“套話”了。至于“黨祺”，其時譚已加入國民黨，而1924年國共合作時期，鄧中夏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勞工部干事，無論鄧以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員的身份，恭祝國民黨員的黨祺，是自然而然的事。 

1924年5月5日攝于上海。鄧中夏時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勞工部干事，出席為紀念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舉行的慶祝集會。

鄧中夏出身書香門第，經湖南高師畢業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復轉哲學系洊至畢業。繼與張國燾在長辛店辦勞動補習學校。又在保定“直隸省立高等師范學校”任國文系新文學教授，兼在保定育德中學授課。后被通緝，轉在上海大學任教務長。這是其一生公開的社會簡歷。

在政治上，鄧中夏1920年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翌年下半年，繼李大釗任為北大第二屆黨支部書記。曾在長辛店辦校，藉以組織工會搞工運。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談其少年時有《仿陋室銘》，結句為“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云：何太平之有！”可見鄧氏的長辛店只是牛刀小試，但已轟動全國，而且是上達“宸聽”了。

“二七”罷工后，鄧被通緝而逃亡上海，由李大釗推薦與于右任，得任上海大學教務長。鄧乃大力引進左翼教授及共產黨人任教社會科學，把上海大學革命化了。香港《書譜》雜志社長梁披云先生是上大學生，常與筆者提及“文有上大，武有黃埔”，這是當時上海的流傳語，但也可看作鄧氏“政績”。至于后來的省港大罷工，歷時十六個月，又是舉世震驚的事。

古人說“掀天揭地，方是奇材”，但鄧中夏為人卻是平易親和而不立崖岸。張國燾形容鄧氏是“使人感覺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師’的兩種風格”（張國燾《我的回憶》）。

且引彭述之太太陳碧蘭的回憶：

當天下午，包（惠僧）帶我去訪問鄧中夏，他原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初期共產黨作工人運動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鐵路工人運動，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漢鐵路總罷工失敗后，他流亡上海。當時他為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者，上海大學的事務主任。他的態度誠懇、熱忱，不亢不卑。（陳碧蘭《我所認識的瞿秋白》）

另外曾志回憶說：

離暴動的日子越來越近，我急切地等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因為我渴望戰斗。可是此時中央派來了特派員，叫鄧中夏，也是宜章人。他三十多歲，穿著一件白夏布長衫，戴著一頂博士帽，顯得很魁梧、很精神。雖然我并不認識他，但我從母親那里聽說了他，以及他家庭的一些情況，因此對他很尊敬，很欽佩。鄧中夏向湘南特委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取消暴動！他說，現在全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在這個時候舉行暴動十分不利，取勝的可能性不大。現在重要的是要積蓄力量，保存實力，轉移到農村去建立武裝，發展游擊斗爭。聽了他的傳達，我們只好將已準備好的暴動計劃放棄了。……鄧中夏在衡陽住了兩天，他聽說我也是宜章人，看我十分積極肯干，對我也有好感，說：“你表現得還真不錯。”我就見過他一次，后來聽說他在一九三二年英勇犧牲。（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回憶者曾志后來成了陶鑄夫人。當年只是十八歲的她，沒有唏噓，但亂世中的英雄兒女，卻留待后人為之唏噓了。

鄧中夏出身于書香世家，受過完整的學制教育，待人接物是位恂恂儒者，他文章也寫得好，能曲折達意，又能概括超越。但卻有人認為鄧氏不配為理論家，而只是實行家。這也未免太冤枉了鄧中夏。

據陳碧蘭回憶，瞿秋白就持此種偏見，她在回憶錄中說到：

上大教授和職員同志間的情感并不十分融洽。瞿和施（施存統）能合作的，但鄧中夏與瞿秋白之間始終不合諧，因瞿對他總是采取一種藐視的態度。瞿曾親自對我說：“鄧中夏沒有理論修養，是一個實際主義者。”因鄧當時任上大的事務主任。至于其他在上大中學部教書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內了。

接著陳碧蘭提出疑問，（鄧中夏）“生于詩書之家，在北京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在1919年隨李大釗搞‘少年中國學會’，次年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當任‘北京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是李大釗的親密助手，竟能是‘沒有理論修養’？”

陳碧蘭的反駁是有力度的。鄧中夏生長于舊學之家，也曾在北京大學文學系畢業，參加過五四運動，任北京學聯總務干事。參與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且任執行部主任。在北大他是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者之一，參與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又最早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長辛店鐵路工人勞動補習學校，編輯出版《勞動音》周刊。一大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他是北京分部負責人，主編創刊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他起草了第一部工會組織法并獲通過，隨后，被中央調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像這樣的人，馬列水平能不高嗎？按陳碧蘭的回憶，瞿秋白是失言了。

陳碧蘭的回憶更有一段鄧氏后期的行蹤，說：

鄧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經簡略地提到他的歷史。當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時，他仍舊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負責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學的事務主任，但自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后，他便離開上大而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勞工部的干事。雖然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離我們的住所很近，但他從不來我們這里（只有一次來找施存統）；同時，由于他的工作的調動，他就不屬于上大支部了，因而我們之間便很少接觸。直至1927年4月末，我們才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相見，雙方甚為喜悅。但自此以后，我們就再沒有見面了。他于1928年去蘇聯參加國際第六次大會，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后，便留在職工國際，因他被選為紅色職工國際委員，他在那里寫了《中國職工運動》小冊子。回國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槍決。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漢所接觸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關于1929年后的鄧中夏情況，是頗少見于著述的。但周國全所著的《王明傳》有所記載，該書有專章細述王明對鄧中夏的排擠和無情打擊：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鄧中夏，也因為同情中山大學多數學生反對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殘酷打擊。王明上臺后，中央在2月20日的決議中說：“中夏同志當時（指三中全會時——本文作者注）也沒能接受國際代表的意見來反對立三同志的錯誤，反而到鄂西以后盡量去發展立三路線的錯誤。”決議還說：過去中央政治局“對于鄧中夏、李劍如、余篤三三同志回國工作不久即派往蘇區負責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適的”，并說周恩來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3月10日，王明等人又以黨中央名義致函湘鄂西特委，除指責鄧中夏執行了立三路線外，又硬說他執行了“富農路線”，犯了帶領二軍團“上山逃跑”的錯誤，并很快派其宗派集團成員夏曦，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湘鄂西蘇區，取代鄧中夏在蘇區所擔任的領導職務。

鄧中夏的殉難，《國共兩黨關系史》一書所述之細節頗詳，有云：“1933年5月15日，中共重要領導人鄧中夏在上海被法租界當局逮捕，但身份沒有暴露，宋慶齡受共產黨委托進行營救，請史良律師利用租界內資產階級法律程式，提出在租界內解決，不許移提，獲得成功。但在鄧中夏快要獲釋時，被叛徒出賣，蔣介石親自下令強行引渡鄧中夏至南京殺害。”

鄧中夏的遺墨存世不多，這函札我也特別地加以珍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