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時期的知名作家，受日本每日新聞社資助，于1921年3月至7月訪問中國。回到日本后，他陸續發表了《上海游記》（1921）、《江南游記》（1922）、《長江游記》（1924）和《北京日記抄》（1925）。1925年11月，日本改造社出版了芥川的《中國游記》單行本，其中收錄了以上四部游記和之前未曾發表過的《雜信一束》。

與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會面

作為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芥川是一位短篇小說巨匠。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說《羅生門》和《鼻》就由魯迅譯介到中國。在二三十年代，更是出現了一次譯介其作品的高潮。芥川于1921年3月30日到達上海，4月1日便因肋膜炎住院，出院后訪問了鄭孝胥、章太炎、李漢俊等人，有關會談記錄作為《上海游記》的一部分，于1921年8月至9月連載于《大阪每日新聞》。

李漢俊（1890—1927）原名李書詩，字人杰，號漢俊，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過突出貢獻。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的寓所開幕，李漢俊作為上海地區代表參加了大會。

在《李人杰氏》一節中，芥川這樣寫道：“李氏年齡不到二十八歲，按信仰而論屬于社會主義者，是上海的‘青年中國’代表。”（《中國游記》，秦剛譯，中華書局2007年版，下同）此處的“青年中國”即指“少年中國”，譯自“Young China”，是當時中外新聞界對中國富于改革精神的新派人物慣用之稱謂。“他身材瘦小，頭發稍長。臉窄窄的，血色不是很好，眼中充滿才氣。手小小的，態度十分真摯。這種真摯，同時也能夠令人察覺到他神經敏銳。第一印象非常不錯，仿佛是在接觸一根鐘表上細而堅韌的發條。”除了十分正面的外貌描寫，芥川也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李漢俊才華的欽慕，“李氏曾在東京讀過大學，日語流暢之至。很難懂的道理往往能夠被他解釋得深入淺出，在這一點上，恐怕他的日語要比我好”。此外，還有“李氏的言談十分機敏利落。所以，令同行的村田君直感嘆道‘此人頭腦非凡’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李氏說在留學期間讀過一兩篇我的小說。這也無疑加深了我對他的好感”。芥川不僅記錄下了李漢俊的樣貌，也記下了他的政治主張：“李氏云：‘現今的中國到底應該如何？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既非共和也非復辟。’”“所以，吾人必須為之努力的，只有社會革命之一途。這也是宣傳文化運動的‘青年中國’的思想家們所一致呼號的主張。”從芥川后來的《侏儒警語》《西方之人》等作品中的文字來看，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同李漢俊的主張的。

在這次會面后，芥川于1927年7月24日自殺，李漢俊同年12月在武漢被反動軍閥殺害。這固然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但多年后的今天，那兩顆年輕心靈之間短暫而強烈的碰撞，依然能深深觸動我們，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者創作出發點不同

芥川是徹頭徹尾的藝術至上主義者，他追求的是為了藝術的人生。他曾在《藝術及其他》一文中提出：“藝術家必須力求作品的完美。否則，服務于藝術便沒有任何意義。……藝術家為了創作非凡的作品，在一定的時候或一定的場合下有可能把靈魂出賣給惡魔。”可見，他非常看重藝術，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最終選擇自殺的原因之一。正如日本文藝批評家小森陽一所說：“新時代的作家否認了芥川，芥川自己也以新時代的作家否認了自己。正因如此芥川選擇了自殺這條道路。”當芥川感覺到自己無法創作出符合時代需求和潮流的新作品時，他選擇了自殺。芥川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善于運用多種體裁，工于藝術表現，《地獄變》與《戲作三昧》就是芥川為闡發自己藝術至上的觀點而專門創作的兩篇小說。

李漢俊認為文學是為了人生的藝術。芥川在《中國游記》中寫道：“李氏又說：‘欲進行社會革命，只有靠宣傳。此為吾人著書立說的原因之所在。’”這體現出李漢俊非常看重文學在啟迪民眾方面的作用。當然，他也是這么做的。李漢俊在《星期評論》《覺悟》《建設》《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達90多篇。他還幫助別人校對、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例如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就經陳獨秀、李漢俊兩人校對。李漢俊還曾為李達的翻譯工作提供過幫助。他參與編輯《星期評論》和《新青年》，使這些刊物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還與陳獨秀共同創辦了《勞動界》周刊，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李漢俊還針對婦女解放問題，在《覺悟》《婦女評論》等期刊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將婦女問題同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分析了當時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原因，并提出解決方法，即協同各方無產階級力量推動社會革命，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此外，李漢俊還曾在《小說月報》上對猶太新文學作過介紹，目的也是將其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結合起來，起到宣傳作用。

毫無疑問，李漢俊與芥川兩人的創作出發點并不一致。這種差異來自哪里呢？或許從《中國游記》中我們能找到一些線索。芥川感慨道：“如果有人認為此話不實的話，不妨請他自己去中國看一看。必定在一個月之內，便會莫名其妙地產生出議論政治的強烈欲望來。那是因為現代中國的空氣中，積蓄著二十年來的政治問題。”在與李漢俊談話時，芥川也表示“從中國的現狀來看，期待從當前的土壤中迎來藝術的繁榮，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這暗示著在芥川看來，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讓人們在談論文學時離不開政治，他也對此表達出了一定的理解與認同。誠然，在一個混亂動蕩的年代，純文學必然有其局限性，真正的文學家應該承擔起歷史重任，推動時代向前發展。

促使芥川的文學觀發生轉變

這次中國之行對芥川來說意義重大，促使其文學觀發生轉變并萌發了社會意識。其實，芥川之前就與社會主義產生過聯系，他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是《威廉·莫里斯研究》。威廉·莫里斯是19世紀的英國藝術家、工藝美術運動的主要踐行者之一，改變了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崇尚煩瑣雕飾的藝術品位。莫里斯還具有詩人、小說家的身份，曾出版《藝術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理綱要》等作品，并成立社會主義者聯盟，積極投身政治運動。敘事詩集《地上樂園》和小說《烏有鄉消息》都體現了他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憧憬。芥川認真閱讀過上述作品，并將其作為畢業論文選題，可以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同莫里斯的觀點的。

中國之行可以說是催化劑，直接觸發了芥川對社會主義的關心與熱情，這當然也與他同李漢俊的會面不無關系。縱觀芥川的創作歷程，其早期關注的主題大多是利己主義，常通過歷史或宗教故事來揭露人性之惡。1921年訪華后，他開始創作傾向于“無產階級文藝”的作品，如《將軍》《無產階級文藝之可否》等。在《無產階級文藝之可否》中，他這樣論述道：“文藝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與政治無緣。毋寧說，文藝的特色也存在于同政治的關系之中”，可以說芥川最終承認了“無產階級文藝”存在的必要性。在《澄江堂雜記》里，他寫道：“社會主義不屬是非曲直范疇里的問題，它只是一種必然。”芥川還受章太炎啟發，創作了小說《桃太郎》。章氏曾對芥川說過自己視桃太郎為最討厭的日本人，認為桃太郎是外來侵略者。芥川在這一想法的基礎上進行改寫，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在1927年自殺前創作的短篇小說《河童》中，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尖銳的嘲諷，同年發表的《文藝的，過于文藝的》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的戰士諸君將藝術選作武器，我趣味盎然地眺望著他們。戰士諸君何時才能得心應手地揮舞這個武器呢？”可見，他對當時日本的“無產階級文藝”有了某種期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芥川這種更加接近社會主義思想并付諸創作的轉變，與其中國之行特別是與李漢俊的會面有著重要關聯。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