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巨匠茅盾是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他既擔任黨中央直屬的聯絡員，負責黨中央與全國各地黨組織的聯絡，又為黨的發展建設籌措資金、為黨的刊物義務寫稿、為黨創辦的平民女校義務講課，還給陳獨秀聯系工作、給上海地方黨組織租用辦公場所、幫特工隊保管武器……這些事跡，并非所有人都知曉。

給“鐘英”當聯絡員

中共“一大”后，鑒于全國各地黨組織的迅速發展，黨中央與各地黨組織的溝通成了新問題，迫切需要忠誠可靠的共產黨員負責黨中央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絡工作。黨中央看中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讓他擔任直屬中央的聯絡員，將他暫時編入中央工作人員的一個支部。各地黨組織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材料，要先寄給沈雁冰，在信封上注明“商務印書館沈雁冰收”，內里的信封上再標示“轉鐘英小姐收”。當時茅盾正編輯《小說月報》，每天要收到很多來信，這些“轉鐘英小姐收”的信夾雜其中，不大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茅盾會將“轉鐘英小姐”的信整理好，定期送到上海的黨中央機關。

全國各地到上海找黨中央匯報工作的人，也要先到商務印書館找沈雁冰，對過暗號后在旅社等待，由茅盾向黨中央匯報，再安排見面。為此，茅盾每天都去商務印書館辦公，“為的是怕外地有人來找我時兩不相值”。這份秘密聯絡工作他一直做到1925年年底，其間沒有出過半點兒差錯。

想方設法籌措活動經費

中共“一大”前后，我們黨的活動經費主要依靠一些知識分子的個人捐贈，數額十分有限，經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為此，李漢俊、陳望道、茅盾等年輕的共產黨人一直想方設法為黨的發展建設籌措資金。因為茅盾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可以支付稿費，所以上海共產黨小組成員李漢俊、陳望道、李達等人同茅盾商量，決定通過寫稿和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然后將作品賣給商務印書館，或在商務印書館的雜志上刊載，以此來籌措黨的活動經費。陳望道曾回憶：“李漢俊、沈雁冰、李達和我都搞翻譯，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稿子譯出后交給商務印書館，沈雁冰那時在商務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動手，可以搞到不少錢。”李達也說：“這時候，經費頗感困難，每月雖只二三百元，卻無法籌措。陳獨秀辦的新青年社，不能協助黨內經費，并且李漢俊主編《新青年》的編輯費（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時支付。于是我們就和沈雁冰（當時任《小說月報》編輯，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寫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把稿費充作黨的經費。”現在，我們已經很難統計出這些人籌措了多少活動經費，但按陳望道的說法，千字四五元的稿費標準，已經比商務印書館通常給付的稿費標準高很多，這中間，茅盾的貢獻不言而喻。據商務印書館的史料記載，當年有人向張元濟推薦名人譯稿，張元濟開出的稿費是千字二元；商務印書館的學徒，每個月的工資也就二三元。茅盾在回憶錄中也提到過，雜志上所用翻譯作品的稿費，一般是“千字一元至二元”。不過這樣的事，在當時都是秘密進行的。

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不僅通過寫稿和翻譯文學作品為黨籌措活動經費，還無私、無償地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茅盾在回憶錄中就專門講過給《新青年》無償寫稿的事：“當時我們給《新青年》寫稿都不取報酬。”不取報酬并不是因為茅盾不缺錢，而是因為黨的活動經費實在是太緊張了，給《新青年》無償寫稿，就是為了減輕黨的壓力。其實，茅盾不光給《新青年》寫稿不取報酬，給李達主編的《共產黨》雜志寫稿也不取報酬。后來，中國共產黨創辦平民女校，著力培養黨的婦女干部，茅盾和一些共產黨人也義務去平民女校講課，茅盾回憶道：“平民女學的教員都是盡義務的，當時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都去講課，澤民（茅盾的胞弟沈澤民）入黨以后也在那里講過課。”

中共“一大”召開后，大量黨務工作需要總書記陳獨秀主持和處理，因為當時陳獨秀在廣州，所以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堅決主張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全黨工作。陳獨秀回到上海后，生活出現困難，正好商務印書館有意聘陳獨秀為館外名譽編輯，借名人效應提高社會影響力。商務印書館知道茅盾和陳獨秀相識，就請茅盾與陳獨秀聯系，征求他的意見；當然，商務印書館并不知道茅盾是陳獨秀的同志，此事和陳獨秀當時的處境與需求亦不謀而合。茅盾反復聯系、溝通，促成此事，既解決了陳獨秀的生活問題，又能讓陳獨秀專心致志地從事黨務工作。茅盾在回憶錄中說：

1921年秋，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極力主張陳獨秀必須回上海負起總書記的責任。同年9月陳獨秀回上海。

陳獨秀回上海后，商務當局要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派我向陳獨秀探詢。陳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致名流為館外名譽編輯，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愿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愿任商務的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元，編輯事務不像其他名譽編輯那樣要給商務審閱稿件，而只要每年寫一本小冊子，題目由陳自己決定。

為黨的事業“買單”

除了借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身份，為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籌措活動經費，茅盾還自掏腰包為黨的事業“買單”。徐梅坤曾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下文簡稱“區委”）的書記，茅盾、俞秀松等人是他的同事。據徐梅坤回憶，“‘區委’最初只有十幾名黨員，都集中在上海。我現在能記得的有陳獨秀、李達、沈雁冰、張國燾、施存統、張太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啟漢、楊明齋、李震瀛、邵力子、楊賢江（商務印書館編輯，于1922年5月、6月間入黨，可能由我介紹入黨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時來時往，流動性很大，有些人不參加會議，所以開會時人員從未到齊過”。徐梅坤還披露了當年茅盾自掏腰包為“區委”租辦公室的事：“‘區委’最早的辦公機關設在成都路中段的一個弄堂里，租了一間小亭子間，每月由沈雁冰拿出五元錢租賃費。沈雁冰當時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一百元，他用自己的薪水來資助黨的活動。”對此，茅盾在回憶錄中并未提及。

中共“三大”后，針對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工賊”以及黨內出現的叛徒、奸細等，我們黨決定成立特別支部，由徐梅坤擔任特別支部書記。徐梅坤曾說：“在各處大小工潮中，打擊工賊的問題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為此，黨決定組織特別支部，由我任特支書記，專門對付工賊走狗和共產黨內的叛徒、奸細。接受任務后，我到許多工廠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組織了特工組，由我擔任組長，組員有李劍如、張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這是我黨用武器對付敵人的開始。當時，我們有五把鋒利的英制小斧頭，后來我從意大利軍火船上買了四支意國造手槍。用手槍行動有危險，容易暴露目標，就將四支槍暫時存放在沈雁冰家里。這個秘密的反奸組織——特工隊，就是以后的‘打狗隊’。”這是我們黨早期進行秘密革命活動一個小片段，徐梅坤將武器存放在茅盾家中，是需要茅盾一家承受極大的風險的。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茅盾為黨的發展壯大做了許多秘密工作，貢獻巨大。雖然時間已經過去近百年，但老一輩革命家為黨無私奉獻的精神，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時間節點上重溫，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