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歷史學家耶爾恩·呂森說過：“集體的認同扎根于事件的表述中，也扎根于這些事件與最終延伸到現在和將來的其他事件的敘事聯系中。它們以‘歷史事件’的形式充當根基的角色。‘歷史的’意味著，事件在人們的生活取向中有一種特別的意義和價值，而人們在反思自己是誰，以及描述他者的不同之處時，依賴于這些生活取向。”（《危機、創傷與認同》）2021年適逢建黨百年，如何保留和傳承百年紅色記憶，達成“集體的認同”成為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并加入到統一的民族意識中去，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毋庸置疑，革命歷史題材的紅色文學，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紅色經典，在完成歷史事件的表述、建立集體認同方面功勛卓著。

然而，隨著那段波瀾壯闊的崢嶸歲月逐漸遠去，新世紀紅色文學的創作面臨著一定的困境。一方面，“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作家們并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經歷過戰爭，無法獲得親歷者書寫的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那些廣為人知的紅色經典造成的影響焦慮，以及歷史宏大敘事曾經遭受顛覆的鑒戒，讓作家們很難再沿襲傳統的創作模式，再加之紅色文學本身對作家立場、觀念和表現手法等方面的約束，使得紅色文學創作成為了一項艱巨而極富挑戰性的任務。

所幸的是，盡管創作難度加大，依然有一批作家在這條文學道路上夙興夜寐、砥礪前行。特別是新一代的軍旅作家們，由于他們身份特殊，本身就肩負著講述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使命，因而更具備迎難而上、自我突破的勇氣。他們懷抱著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和對革命先烈的崇敬，不斷探尋著進入革命歷史題材的新方法、新路徑，尋找著未被覆蓋的領域和未曾發現的角度，創造性地講述出新穎別致的故事，塑造出符合時代特征的人物，在拓展紅色文學陣地的征程中捷報頻傳。

因為具有特殊的時間意義，今年成為了紅色文學作品集中呈現的一年。從我們目前的閱讀情況來看，這批作品的總體質量是優良的，其中不乏一些十分亮眼的佼佼者。比如，本刊第6期選載的陶純的中篇小說《七姑八姨》就是其中一例。常言說“戰爭讓女人走開”，然而這篇小說卻恰恰相反，是不常見的以女性角度闡釋革命和戰爭的作品。作者“從歷史深處要故事”，從“藏在汗牛充棟般的黨史和軍史的縫隙里”尋找原型（創作談《聆聽歷史的回聲》），塑造出龐壯英、蘇三妹、羅秀娥、何四姑這樣四位“紅旗下的紅顏”。因為女性自身的身心特點，殘酷的戰爭環境對于她們造成的傷害是甚于男性的。她們不但以女兵的身份，同時以妻子、母親和女兒的身份介入戰爭，很不幸地成為了犧牲者、守望者和被拋棄者，用柔弱的身軀承受了沉重的戰爭代價。作者在塑造她們時尊重歷史本來樣貌，沒有進行任何的矯飾和美化，并且毫不回避戰爭炮火與女性生命的沖撞與撕裂。然而，正是這種刻骨銘心的真實，才使得每個人物都感人至深，每段故事都催人淚下，這是整個作品能夠觸痛讀者柔軟內心的不二法寶。

無獨有偶，本期選載的劉詩偉的短篇小說《桃花蝴蝶》也是一篇從女性角度寫革命的作品。作者以小說中“我”的身份，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深情追憶了兩位犧牲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女性——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表達了對兩位將生命定格在青春年華的前輩的無限懷念。“一片花瓣閃閃飄下，一只白蝴蝶飛在祖母和桃花之間”，小說在表現戰爭的殘酷和女性的凋零時，沒有聲嘶力竭的吶喊，也沒有哭天喊地的悲泣，而是以極其空靈的敘述、極其浪漫的象征來營造感傷的氛圍，讓革命戰爭敘事增加了詩化的格調，這也是它區別于一般紅色題材作品的特色所在。

本期另外一個中篇，朱秀海的《一枝紅玫瑰》可謂傳統“革命加愛情”模式的一種延續。不同的是小說在描寫采芹和老胡（老丁）這對革命時期的戀人時，更強調他們如何被革命改變了命運走向，如何在短暫的交集之后最終漸行漸遠，意在凸顯革命者的自我犧牲、自我克制的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采芹，因為她思想的不夠“純粹”，因為她的“愛情至上”，這樣的形象在以往的紅色文學中是被忽略的，但作者卻圍繞她大做文章，突出表現了她對革命愛人的忠貞不渝，并以她深藏內心的那枝紅玫瑰給這個殘酷故事帶去一絲絲浪漫。

本刊第4期西元的短篇小說《生》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時期的戰場生活。如果說那些直接表現戰爭和英雄的作品采用的是“正面強攻”的寫法，那么這篇小說則采取了“側面迂回”的策略，以一個十六歲的小兵二斗伢子的視角，展現了戰斗過程中我軍陣地的真實情況，從側面描繪出志愿軍戰士們的戰斗事跡，烘托出他們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看出在書寫戰爭時，作者幾乎放棄了對故事性、情節性、傳奇性的追求，只求逼真還原戰場的面貌、戰斗的過程。那些極具震撼力的細節，充滿了代入感和現場感，足以令讀者真切地觸摸到戰爭的底色，感受到戰爭的慘烈。作者正是借助對那個由焦土、炮彈和死亡組成的世界的建構，不僅叩問了人與戰爭的意義，更追索了生與死的啟示，發出了超乎哲學層面的感懷與喟嘆。

本期王躍斌的短篇小說《箭頭松》講述的是東北抗日戰場上的一個突圍故事。這個故事在艱苦卓絕的抗聯斗爭歷史中，可能只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插曲，然而作者正是通過對三個人物個人化經歷的精細描寫，達到了對戰爭局部的一種顯微式的生動呈現。小說特意將三個人放置在一個封閉的極端環境中，讓他們接受寒冷、饑餓和野獸的考驗，讓他們相互扶持、相互付出，從而彰顯了先烈們純真的戰友情和強烈的人性美。

誠然，“歷史認同是通過歷史事件在一代代人的時間之鏈中不斷地再現形成的。”（呂森）紅色革命歷史需要被一代代人所銘記、所認同，當然需要作家們一遍遍重述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喚醒、刷新、激活本民族的歷史認識，這是紅色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而如何個性化地講述或重述歷史事件，讓讀者的感知始終保持新鮮，則是作家們需要承擔的課題。當然，紅色革命歷史本身的宏大、寬闊、壯美也使得它具有無窮的魅力，吸引著作家對其進行反復的書寫。縱然疆場已遠，硝煙漸散，但或許時間上的距離感反而賦予了想象以馳騁的空間。紅色文學依然大有可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作家們正試圖挖掘出更多的題材資源，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文學語境中，用富于時代感的講述方式，講好嶄新的紅色故事。他們對傳統紅色經典既有效法和參照，更不乏“叛逆”和突破，唯一不變的是依然張揚著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情懷，依然在革命旗幟之下堅守了“紅”的本色。我們期待著他們帶給讀者更多的驚喜和更大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