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中國，所有文化人都會知道，20世紀40年代，現代詩人李季在陜甘寧邊區鹽池縣寫下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王貴與李香香》。

說起李季的名字，鹽池人都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他創作的革命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鹽池人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一件成功的作品，后面都必然要有一些千辛萬苦的磨練過程。

詩人李季，1922年秋天出生于河南省唐河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還沒有畢業，就參加了革命，投入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成為八路軍抗日游擊隊的一名戰士。在部隊里，由于他的文藝才干漸露頭角，1942年初被組織上選派到晉東南抗日民主根據地魯迅藝術學校學習。結業后，于次年秋天跟隨一支部隊越過晉中日寇封鎖線，來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三邊分區靖邊縣完全小學任教導主任，以后又到鹽池縣任縣政府政務秘書。自此，李季的腳步踏上了充滿革命熱情的三邊土地，在這里一呆就是五年時間。

作家柳青有這樣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三邊的五年，在李季的一生中至關重要。他說：“這五年對于我猶如幼鳥的‘出窩’，小駒的‘試蹄’……”

千里里黃沙連山川，好地方還數咱三邊。

三邊地方有三寶，咸鹽、皮毛、甜甘草。

親不過爹娘一片心，三邊是咱們的命根根。

李季反復品味信天游的意境，啊，信天游真美！“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扇洞開的門，那里面既廣大又幽深。”（李小為《一支沒唱完的歌》）李季一到三邊，就被這里獨特的塞外風光吸引住了：廣袤無垠的沙原，漫坡遍野的牛羊，成群結串馱鹽的腳戶隊，那一道道蜿蜒起伏的沙丘，就像洶涌澎湃的海浪；那一串串行進在大沙原上的駱駝隊，宛若飄搖在千頃海波上的小舟；那一叢叢茂密的沙柳、紅柳，好似大海中片片綠色的小島。三邊沙原的美景，引起了李季的無限聯想與憧憬。然而，更使他鐘情的還是勤勞淳樸的三邊人民。三邊人愛唱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優秀的歌手。尤其是自從陜北有了共產黨，人民群眾跟著共產黨“鬧紅”翻了身之后，更是男男女女歌興大發。他們不僅是各種民歌的歌唱者和傳播者，同時也是創作者。那首后來唱徹全球的《東方紅》，就是陜北農民李有源編唱出來的一首民歌。唱歌，是陜北三邊人民表達思想感情的最好方式，高興時唱，憂愁時也唱，痛苦時還唱。因此，陜北民歌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李季生性愛好文藝。在晉東南的時候就曾萌生過寫小說的念頭，但沒有成功。來到三邊，聽到三邊人訴不盡唱不完的民歌，就像是游進了充滿民間藝術瑰寶的宮殿，流連忘返。于是，他就利用工作的閑余時間，如饑似渴地收集民歌。他用邊區造的粗糙的馬蓮紙訂成厚厚的本子，帶在身上。誰一開口唱，他就留了意，趕快掏出本子記下來。記滿了一本再來一本。為了收集民歌，他有時候走到野外，隱身在一叢灰綠色的沙柳后面，靜聽那些提著籃籃剜野菜的婆姨女子們，用輕快明朗的調子互問互答，根兒長蔓兒短，如泣如訴地唱著情歌，往往感動得他眼圈兒發紅。有時候，他跟在馱鹽的腳戶隊后面聽那些粗獷驃悍的腳戶們“哥哥長妹妹短”地用“信天游”傾訴衷腸。這樣常常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跟出了十多里路，返回時已是星光滿天了。有時候，他又悄悄地站在農家小屋的窗口外邊，“竊聽”那些盤腿坐在熱炕頭上的年輕婦女一邊做著針線活，一邊哀怨纏綿地哼唱著對心上人的思念……李季曾向人談過他的這種感受：“假若唱歌者絲毫沒有覺察到你在跟前，他（她）們放開喉嚨，一任真情信天飄游時，這對你來說，簡直是一種幸福的感受。”

在陜北民歌之中，最能表現勞動人民粗獷性格和抒發真摯感情的，當推信天游。顧名思義，信天游就是敞開胸懷，無拘無束，一任情感漫天飄游。信天游也是一種形式最簡單的詩，它用比興的手法，兩句一對，前比后興。由于形式自由而生動，極適宜表達、傳輸人們的感情，所以陜北一帶（包括鹽池縣在內）最為普及，人人會唱。在那七溝八梁的黃土高坡上，或是浩瀚如海的茫茫沙原里，只要有一聲高亢嘹亮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圍的環境頓時充滿生氣，讓疲勞的旅人即刻忘卻困乏。“信天游，不斷頭”。這是一支永遠也唱不完的歌，是一個永遠流不盡的泉源。在李季所收集的民歌中，光信天游就有好幾千首。新中國成立后，他挑選出了兩千首，附在他的文集后面發表了。

李季在靖邊完全小學工作了一年多時間，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便被時任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引向“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邪路上去了。大批從外地投奔陜甘寧邊區的革命青年被打成“特務”、“反革命”，要進行“搶救”。李季也未能逃脫這一厄運。1943年11月，他在靖邊縣被“搶救”了一番之后，又于春節前被送到定邊三邊地委辦的整風訓練班“學習”。訓練班設在三邊公學的校園里。當時的三邊分區管轄著吳旗、靖邊、定邊、鹽池四個縣，調在一塊被“搶救”的青年共有五十多人，在訓練班上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圍攻和逼供。李季對于那樣的“搶救”很不以為然，經常發一些牢騷。有一次，他的牢騷被一個叫張永安的人（后來成了叛徒、馬鴻逵特務）打了小報告，少不了又被“搶救”一頓。

整風訓練班的氣氛雖然很“森嚴”，但是被“搶救”的一班青年人卻沒有因此而悲觀、消沉。他們除了吃小米、紡毛線以外，還唱歌，奔跳（算不上跳舞），開會紛紛發表意見，語言像烈火一樣熾熱。李季照樣忙碌地收集民歌。他一有空就鼓動一些人唱起來，自己則邊聽邊記。一次，定邊南山的一位區干部唱了一首信天游：“山丹丹開花背洼洼開，有那個心思（你）慢慢地來。”他聽了高興得一拍大腿，說：“真是深山出俊鳥呀！我們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人民生活是‘靈感’的泉源。”李季就是這樣不斷地從民歌的寶庫里拾取藝術的精華，這些“萌芽狀態的文藝”，為他以后大量的詩歌創作，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長達八個月的整風訓練班終于結束了。1944年初秋，李季身背行李卷、黃挎包，還有牙具、臉盆等，從定邊城出發，沿著古老的明代長城，跋涉過六十里漫漫草原，來到了陜甘寧邊區的西北門戶——鹽池縣。他是被分配到鹽池縣政府擔任秘書工作的，那時的秘書相當于現在的辦公室主任。

李季的秘書室，只有小小的一間土坯房，既是辦公室又是宿舍。靠后墻是一盤土炕，當地放一張簡單的辦公桌和一條木凳，冬季再加一只鐵火盆。李季除了守機關以外，還經常穿著老羊皮襖、遍納布鞋，冒著刺骨的風雪，翻沙窩涉荒原，到老百姓中間去，和老農民一起吃酸菜就黃米干飯，睡羊糞沫子煨的熱炕。除了搞行政工作，還要聽老鄉們給他唱民歌。他說：“三邊人民以小米和酸菜哺育了我，更以他們英勇、頑強、樂觀的偉大品德教育了我。在艱難的歲月，在勝利的時刻，日日夜夜，生生死死，把我磨練成了一個地道的三邊人。像是有一條無形的鏈，把我的生命、我的命運，同三邊人民緊緊拴在一起。三邊沙原變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本土，三邊人民成了我相依為命的親人。”三邊人民在革命斗爭中的英雄事跡，更加時時激勵著李季的寫作熱情。他從人民群眾中汲取了營養，積累了素材。

1945年隆冬，朔風呼嘯，寒氣襲人，夜間的氣溫常常在零下十多度。李季白天趕完了繁重的公務，晚上就點起一盞豆大的麻油燈，開始了他為之成名的長詩的創作。手腳凍麻木了，就湊近火盆去烤一烤，肚子餓了，就在炕洞里燒幾顆山芋蛋；困乏極了，就站起來伸伸胳膊甩甩腿……熬了二十多個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寫出來的長達七百四十多行的敘事詩脫稿了，題目是《紅旗插到死羊灣》。長詩以死羊灣村青年農民王貴與李香香的愛情故事為主線，描寫了三邊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反抗地主惡霸、建立革命政權的曲折道路。故事峰回路轉，引人入勝。這部詩作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來講，都是來自人民，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人民群眾真正喜聞樂見的作品。這是李季嘔心瀝血，對三邊父老鄉親們的忠誠回報。

詩稿寫出之后，李季利用飯后茶余和下鄉的時間，不厭其煩地念給鹽池縣委、政府和區、鄉的干部們聽，征求意見。一次，李季的河南老鄉、三邊整風訓練班的朋友張志良從鄉下來看他。還沒等來人坐定，他就取出詩稿說：“我用了二十個夜晚的工夫，寫了一個東西，你給看看吧!”根據眾人提出的意見，經過多次修改之后，他將詩稿寄給了《三邊報》社。

1946年夏天，長詩《紅旗插到死羊灣》首先在《三邊報》上連載。一時間，《三邊報》“洛陽紙貴”，各地紛紛要求增加訂數。三邊區、鄉干部們的小挎包里，除了日常辦公、洗漱用品之外，還要帶一卷兒《三邊報》。他們說：“報上登有王貴與李香香，看了給人增添力量。”

時隔不久，《解放日報》特派記者劉漠冰來到三邊。他慧眼識珍珠，讀了李季的詩稿之后，興奮地說：“這樣好的詩為什么不能發表?長詩可與《板話》（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媲美。”劉漠冰寫了一封信連長詩一并寄往延安。不久，《解放日報》在9月22日至24日連載了李季的長詩，題目改成了《王貴與李香香》。接著，延安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誦，延安新華通訊社又用電訊發表，好幾個解放區都出了單行本，贏得了解放區文壇的一致贊揚，盛況空前。賀敬之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整個革命文藝發展的這個新階段，其中詩歌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李季”，他“確確實實是新詩歌園地上的一位開拓者”。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說，李季“用豐富的民間語言來作詩，內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郭沫若稱贊《王貴與李香香》是“文藝翻身的響亮的信號”；孫犁稱它“是全新的東西，是長篇樂府，它包括集中了時代精神和深刻的社會面貌。”并贊揚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于是，一顆新詩壇上的明星，從革命老根據地寧夏鹽池縣的大地上升起來了!從此，他一舉成為40年代中期解放區詩壇上的新秀。《王貴與李香香》也從鹽池走向了全國，轟動了新詩文壇。

1948年秋，李季被調到《群眾日報》社工作。他一步一回頭，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三邊這塊熱土熟地。

全國解放后，李季上了北京，先后擔任過《長江文藝》社文藝編輯，擔任過玉門油田宣傳部長，去過日本和越南……但是，無論走到哪里，李季的詩魂都是緊緊地系在三邊、系在鹽池的。1964年夏天，李季來到寧夏，在當年鹽池的老同事、時任寧夏文聯主席朱紅兵的陪同下，專程到鹽池縣看望一起工作戰斗過的老同事和鄉親們。他們不讓縣委和縣政府招待，而是拉上老同事張志良等人到飯館里，吩咐秘書自己掏錢買“手抓羊肉”招待大家。他們還到距縣城十多里的四墩子村，看望農民歌手王有，促膝扯磨了半晌，還與王有合影留念。1973年夏季，李季又一次回到了“老三邊”，看望日夜思念的鄉親們。針對當時“四害”橫行文苑荒蕪的局面，他對業余作者慷慨陳詞說：“藝術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調轉頭來，又要為勞動人民服務”，“文藝作品，只有勞動人民點了頭，打了收條，才算好書妙文章。”他希望三邊的業余作者們“要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藝術”，寫出《王貴與李香香》的續篇來。

李季對于三邊的思念是情真意切的。常常是“一曲信天游，夢游到三邊”。他曾深情地對夫人李小為說：“你問我，三邊在哪里……三邊啊，你就在我的心里。”

1980年春天，李季再也抑制不住對三邊的思念，他要動手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三邊在哪里》，來抒發自己對三邊的激情。他對小為說：“三月草長，家鄉的蒿瓜瓜、沙蓬草也一定遍野萌發，滿山青翠了。我寫完了這一篇，真想回去看看呢!”然而，還未等唱完《三邊在哪里》這支深情的歌，他便遽然逝世了。在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回三邊，回三邊……”

1992年12月，李季的夫人李小為女士秉承丈夫的遺志，千里迢迢來到三邊故地，尋訪李季當年的蹤跡。她在各縣邀請當年與李季一塊工作過的老同志座談回憶李季的事跡。那些老人們每當提起自己的詩人，就有了說不完的話題。李季當年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都還深深地刻印在三邊人的記憶里。李小為到鹽池縣之后，除了訪問、座談，還由我作向導，到深井村、四墩子村等李季的日記里有記載的地方，去憑吊詩人的靈魂。

李季啊，魂牽夢繞在三邊。三邊人每當唱起信天游，就想起了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大詩人……

張樹林，1945年生，寧夏鹽池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寧夏作家協會會員，寧夏地方志編審委員會專家庫成員。參與自治區、銀川市、鹽池縣等多部黨史、地方志的編寫與總纂工作。出版過傳記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