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1908—1989），筆名周起應、運宜，湖南益陽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同年留學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領導中國左翼革命文藝運動，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主編。全面抗戰爆發后，于1937年秋赴延安。歷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院長，延安大學校長，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生院院長、學部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中紀委常委，中顧委委員，全國第一、二、三屆人大代表，全國第一、二、三、四屆政協常委及第五屆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代表。1928年開始發表作品。周揚撰寫的文章包括：《關于國防文學》（1934）、《〈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1944）、《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1962）、《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1979）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1983）。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論文集《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譯著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選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出版《周揚文集》（五卷）等。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中，周揚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等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貢獻；他長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集政治家、文藝家于一身，是中國現代文藝史上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而500年世界社會主義史也是重要考察視角。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這種“大歷史觀”為我們今天科學評價周揚的歷史貢獻提供了理論遵循：從近200年中國現代化史看，周揚是文藝現代化的推動者，為中國現代文藝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現代化事業作出了貢獻；從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看，他是文藝民族化的促進者，為推進中國現代文藝民族化、大眾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現代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從500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看，毛澤東文藝思想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發展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作為其重要闡釋者，周揚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文藝現代化的參與者、推動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實現現代化，是中華民族自身變革、開放、發展的內在需要。后發現代化的獨特歷史境遇，使“求新知于域外”或“求新聲于異邦”，留學海外、譯介域外思想等，成為一代先進知識分子求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徑之一。周揚讀大學期間，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8年大學畢業后，他曾短暫留學日本，接觸左翼文化，結交左翼進步人士，購買大量左翼英文書籍，閱讀亞洲、歐洲和美洲等國家的文藝作品，尤其對蘇俄文藝作品有獨到體會。此后，譯介、研究外國文藝和理論，就成了周揚文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翻譯過美國作家果爾德短篇小說、蘇聯小說《偉大的戀愛》《安娜·卡列尼娜》《奧羅夫夫婦》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等，發表過《美國無產作家論》《巴西文學概觀》等論文，尤其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等有深入研究。這些譯介和研究工作對推動中國文藝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周揚把五四運動稱作中國人民經歷的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他自己也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踏上從事革命文藝事業的道路的。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文藝和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作為五四新文學的親歷者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周揚對魯迅、郭沫若、田漢、曹禺、老舍、趙樹理等諸多現代作家作品進行了評析和研究。延安時期，他主講了“中國文藝運動史”，并編撰了《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新中國成立后，他組織、領導大學文科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教材建設工作，對全國統編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提出了重要具體意見。改革開放時期，周揚提出了“新時期文藝”概念，積極推動文藝界的思想解放運動和“雙百”“二為”方針的貫徹落實。在中國文藝現代化史的“五四新文學”“十七年文藝”“新時期文藝”每個發展階段，周揚都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對中國現代文藝史的書寫和理論建構等有重要影響。

延安時期，周揚就開始直接從事黨的文藝事業的組織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文聯、作協副主席等，受命主持過三次文代會并作了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后的報告，在組織文藝工作者、領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56年舉行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周揚作了長篇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1961年，他同袁水拍、張光年等人商討擬定《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以下簡稱“文藝八條”）。新時期復出之后，他重新主管文藝工作。1981年，他召集林默涵等人商談起草新“文藝八條”。這些工作對中國文藝的現代化、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文藝民族化的促進者、引領者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并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黨百年發展歷程取得的基本成功經驗。在這方面，周揚一直是文藝民族化的促進者和引領者。

“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抗戰的新形勢下又提出了民族形式問題，周揚積極參與討論。他在后來撰寫的《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一文中指出：“把民族的、民間的舊有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的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與豐富”，“在活生生的真實性上寫出中國人來”，就會是“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和“真正的民族形式”。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一步明確指出了實現文藝大眾化、建立民族形式的根本途徑。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者，周揚對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一直有持續的理論探討。

新中國成立后，周揚更是直接組織、推動文藝民族化發展，尤其在民族戲曲藝術改革和發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50年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他作了開場講話和總結報告，強調要將戲曲這種“中國民族的戲劇藝術遺產”作為“中國民族新戲劇”的“傳統”和“基礎”。據此總結報告草擬并經周恩來審定、簽發的《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成為新中國戲曲改革的綱領性指導方針。在1952年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周揚作了《改革和發展民族戲曲藝術》長篇總結報告，此外還作過《關于在戲劇上如何繼承民族遺產的問題》等報告。在1956年全國第一次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上，周揚也作了長篇報告。他強調“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新藝術必須建立在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而“中國的戲曲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結構上，都是民族化最好的范例”，“我國戲曲是一種活在民間的遺產，它兼有古典和民間的風味。它的人民性是很強烈的；它的獨特的精練的表演藝術引起了世界的驚異”，應該以辯證的方法“推陳出新”，“繼承和革新我國優秀文學藝術遺產，使它們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使各種形式和體裁的新文藝具有更耀目的民族特色”，發展“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藝”。這些文藝思想和相關組織活動等，對推動新中國戲劇創作的民族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文藝創作的民族化與大眾化、民間文藝等緊密聯系在一起，就此，周揚曾發表過《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開幕詞》等內容，并組織、推動新民歌運動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周揚在1980年戲曲劇目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進一步革新和發展戲曲藝術》長篇講話，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精神文明也應該是具有中國特點的”。他在晚年還反思道：“全國解放初期，我們曾警惕過‘無產階級文化派’所犯的錯誤，對我國文化遺產，特別是對戲劇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因而所犯錯誤較少，成績也較顯著。”避免“無產階級文化派”等文化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負面影響，也是“十七年文藝”取得顯著成績的原因之一，而周揚于此多有貢獻。

此外，周揚還發表過《關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針和作法》等講話，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融入社會主義文藝、文化發展中。新時期以來，周揚還作過《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的音樂文化——在音樂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在中國古代文論重要經典《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大會期間，在答《社會科學戰線》記者問中，周揚提出“關于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問題”，指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遺產非常豐富、寶貴，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要有自己民族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建設者

周揚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藝術》寫過后記，選編過《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并撰寫了序言，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左聯”時期，周揚積極譯介蘇聯文藝發展狀況等文獻，第一個全面完整地闡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其后，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文藝學基礎理論問題一直有持續的探討。新中國成立后，周揚發表過《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批評》等，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發展。

周揚自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宣傳者、實踐者”。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發展取得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其經典則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建構者之一，周揚突出的理論貢獻也就首先體現在對《講話》的闡釋、研究和宣傳上。1937年到延安之后，他就開始與毛澤東交往。毛澤東以理論家的身份與周揚交流，在修改《新民主主義論》時還聽取了周揚的意見。周揚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十來篇萬言長文，在發表之前大都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曾對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一文做過幾十處修改和批注。1942年，周揚協助籌備延安文藝座談會，搜集“魯藝”文藝家們的意見、爭論、創作等方面的材料提交給毛澤東。周揚聆聽了毛澤東在座談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引言”報告，會后組織討論，并在第二次會議上做了長篇發言，此后又聆聽了毛澤東的“結論”報告，全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自此之后，周揚就成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研究闡釋者、宣傳推行者，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周揚發表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學大綱討論會上的發言》《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等。同時，他還把《講話》精神貫徹到對文藝大眾化、民族化、文藝與政治關系、文藝現實主義等問題的理論研究和文藝批評中，并以《講話》精神組織、引領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又一經典文獻。在此次大會上，周揚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的主題報告，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進一步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大歷史觀看周揚及其文論思想的歷史貢獻

以上對周揚文論思想歷史貢獻的梳理難免掛一漏萬。在百年發展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走上了正確的現代化之路并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是現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揚一生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休戚與共，他在現代文藝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與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結晶的毛澤東文藝思想休戚相關。

囿于過度學院化、專業化的狹隘視野等，一段時間里，一些研究者不能充分全面認識毛澤東文藝思想在中國乃至世界現代文藝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近些年來，隨著研究視野的開闊和理論探討的深入，這些方面的認識得到初步改觀。研究發現：毛澤東著作在國外有極為廣泛的傳播，1954年英國就翻譯出版了英文版《毛澤東選集》第1卷，1959年冰島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出版了兩種英文版《毛澤東選集》。有學者指出：“毛澤東著作的對外傳播，是自明末西方傳教士傳播中國文化開始至今，400多年間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中主動傳播的第一次。”那種認為現代化以來中國只是單向接受西方影響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從現代文論史看，1949年法國出版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法譯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時出版了《講話》英譯本；西方文論家馬舍雷對《講話》多有引證，毛澤東哲學和文藝思想對阿爾都塞、薩特、波伏娃、巴迪歐、詹姆遜等西方理論家也多有影響。作為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研究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文藝思想有著極其廣泛的世界影響。只有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大歷史觀”出發，才能充分揭示這種世界影響，也才能揭示出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闡釋者的周揚的歷史貢獻。

從“大歷史觀”涉及的三大歷史框架看：在近200年中國現代化史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求新知于域外”并批判封建舊文化，爆發了五四運動，其后知識界出現分化，許多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理解周揚等先進知識分子和廣大中國人民的這一歷史選擇，又需要充分結合500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來看。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歷史表明：后發現代化的中國再通過復制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來實現民族獨立和復興已行不通，俄國“十月革命”標志著世界歷史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中國人民順應世界歷史進步大勢、“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選擇了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也在中國開辟了發展道路，中華民族為謀求自身獨立、復興的現代化道路出現了重大歷史轉折。資本主義誕生之初，就出現了批判資本主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烏托邦）社會主義發展為科學社會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則進一步將這種思想轉化為實踐。這表明在人類社會及其思想的現代化整體格局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并峙發展的，并不是只有資本主義才具有所謂“現代性”，社會主義及其思想同樣也具有現代性，并且具有更強的進步性。作為中華民族現代化發展的引領者，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既具有現代性，也具有進步性，這在毛澤東文藝思想上也有集中體現。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者、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建設者，周揚以及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的思想同樣具有這種現代性、進步性和世界性意義，在中國乃至世界現代文藝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對于我們今天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有重要啟示。

再從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踏上現代化道路，也是中華民族自身變革、開放、發展的內在需要，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也有中華文化內在的根由。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發展中有集中體現，而毛澤東文藝思想也是中華優秀文藝思想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成果，周揚等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的思想也具有高度民族性，對在現代化進程中中華優秀文藝思想的創新性發展等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于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依然有重要啟示。

總之，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構成了在世界歷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具有5000年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現代化史的主干。順應世界發展進步潮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并取得重大成就，而其間也經歷了諸多曲折，遭遇過許多挑戰。20世紀9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陷入低谷，而中國繼續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了由“富起來”向“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為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社會開辟了美好未來——這百年史已充分證明中華民族、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性——只有在這樣的大歷史框架中，才能充分揭示周揚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歷史貢獻。從理論資源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充分吸收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三大資源。周揚對中國特色文藝學的貢獻，也首先體現在對這三大資源的充分吸收上。今天，只有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順應世界發展進步大勢，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休戚與共，文論界才能在構建中國特色文藝學方面有所作為，這是周揚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