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兒是個頑主，但和一般頑主起家不同，靠咬人起家。這當然不是事實，是虛構，想象，隱喻，象征，本質來自于詩。它是粒隱秘的種子，不會發芽的種子，埋得太深了，好像根本不存在，我都不知道它存在。但是發芽了，破土了，演繹成這個中篇小說，但已和種子完全不同。它以根的形狀向上生長，因此也和通常的植物不同，它本只可屬于地下，卻倒著像恐龍一樣升于空中。這種東西在我最近的《城與年》系列中屢屢出現，甚至根連著根。1970年代的事現于21世紀20年代，就個人生命而言，就像考古出土一樣。實際更遠。咬人毫無疑問是一種返祖現象，一種遙遠的本能，在這個意義上，它真的是虛構？不是。遠祖在叢林中肯定不僅使用手，工具，比如木棒，石刀，石斧，也肯定用牙。當然后來牙不再用來進攻而是防衛，實際最初也不只是進攻，也有防衛，是雙重的，只是慢慢演化為僅后者。就算后者也已基本消失，只是還存在于人急了的狀態，以及小孩的身上。不知現在的孩子還有沒有咬人現象，反正我小時孩子咬人還是普遍的。當然是防衛，如急了，被縛，就在你的手上或胳膊上咬一口，從沒有主動行為。但黑雀兒是主動的，因此這一行為就愈古老，原始，返祖。當然從根本上說也仍是防衛，只是這個防衛不再是瞬間本能而是形成了別無選擇的意識，觀念，成為了一種主體，一種思想和行為的雙重武器，問題在這里。

同時又是想象的，虛構的，問題也在這里。

植根于種子，超越種子，這是小說的體性。必須，最終，回到小說的體性。如果回不來就是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哲學的，或者一切的，但唯獨不是小說。從小說出發最后沒回到小說，是一種小說的悖論。小說的想象或虛構既是可闡釋的，又是純然的獨立存在。這樣的體性必須有，沒有就不是小說。很多人寫著寫著忘記了這一點，或者從來不知這一點。蘇姍·桑塔格反對過度闡釋，實際上也是在強調小說的體性，她認為過度的闡釋會把藝術作品視為承載某種社會的、政治的或道德的信息工具。蘇姍·桑塔格曾批評說：“美國的小說和戲劇并沒有顯示出任何對自身的形式變化的令人感興趣的關切，因而容易遭到闡釋的侵襲，他們要么是記者，要么是業余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蘇姍·桑塔格是闡釋者，但異常清醒。她說：“一切思考皆闡釋，創造者在身為創作者以前，已經是個闡釋者。”換句話說闡釋在涉過闡釋的河流必須同時回到闡釋本身，即創造物或虛構之物上來，回到“創造者在身為創作者以前”，即闡釋者與創造者并無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