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席勒在《美育書簡》中提出了“美育”這一概念，本義為感覺和感性學上的“審美教育”。在席勒創立“美育”這一概念之后，又有學者在此含義之外增添了以美改造客體的實際功用性概念。這也是今日我們所理解的“美育”的含義。實際上，美育的覺醒與實踐在中國古已有之。從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設“六藝”，這些美育的理想與實踐一直貫穿于中國古代社會并延續至今。而中國古代詩學思想，則是中國美育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

中西方關于美育史的起源均可以追溯到對于詩這一文學形式功用的理解，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尚書》，均對“詩樂教化”有著極為詳盡的論述。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詩言志”的傳統，但需要注意的是，古時詩是“和而歌”的，是包括詩歌、音樂、舞蹈在內的綜合的藝術形式，其實際功用是進行一種道德教育以塑造完美的人格。詩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一個民族文化特點的形成，取決于該民族的言說邏輯及思維方式。軸心時代的文化典籍奠定了整個民族思維的基礎，無論是“神與物游”的《道德經》還是《莊子》，或者是循循善誘的《論語》和《孟子》，都可以看作是詩學與美育的有機統一。這些先秦諸子所言說的是關于人類、自然與社會的理性思考，是關于美的終極追尋。

古典詩學的審美教育是以文本為基點，以審美為核心，以教育為目的，在當代美育中依然起著重要作用。首先，詩學能夠提升審美深度。日常生活的審美僅觸及人的感性，很少能深入到人的理性與靈魂層面。感覺的美是表層的，情感的美才是深層的。古典詩歌充分表現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和超拔精神，作品中的風骨、神思、理路，能使讀者醍醐灌頂，引起或輕松、或愉悅、或超脫、或悲哀等等的情感反應，感到極大的詩意共鳴，從而獲得真正的美的享受。《文心雕龍·原道》云：“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這種古典時代所特有的詩性與睿智、詩性想象與理念追尋，是詩學美育所追求的境界。仰觀吐曜，俯察含章，物我合一，詩學審美的培養對日常審美是一種良好的引導，開拓了深層而多元的詩意美的空間，能夠使大眾審美由“感覺的美”上升到“靈魂之美”。

其次，詩性審美有助于心性的培養。中國傳統詩學中一直就有對于“空”“靜”這一概念的論述，蘇軾云：“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詩的“妙”的形成與作家內心的虛空與寧靜有密切關系。這雖然是針對作家創作狀態而言的，但給今天的審美教育提供了借鑒。詩歌本身是靜態、含蓄的審美藝術，它是一種精神性活動，讀者在享受這項精神娛樂時，只需要保持一種寧靜的心情與文學對話，從而與作者達成靈魂共鳴。詩歌可以因時代與個人際遇解讀出不同的維度與含義，它始終在與讀者進行對話并帶來全新發現，并被賦予當代精神，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知人論世”的精神內核，這是一個靜觀與發現的過程。這一過程能夠營造一種使人內省的文化環境，促成審美靜觀和審美沉思的審美觀念。這種境界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達到的。“空靜”審美讓讀者遠離世俗紛擾，保持一種超拔萬物的精神狀態，不為外物所干擾，保持獨立自足。現代社會需要這樣的審美靜觀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高層次的靈魂交流。

最后，詩學美育有助于大眾對崇高精神的追求。回想前人，魏晉劉勰，用他的美文，用他獨特的詩學審美，建構了一個可寄放心靈的詩意世界。唐末司空圖，這位隱居逸士、休休亭主，遠離塵世與朝堂。用24首詩在空山曠野之間肆意揮墨，在衰世濁塵之外建構靈魂家園。同樣，在唐末佞佛的熱潮下，韓愈以一句“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禍”表達了那個時代士人對現實的不滿與抗爭，已成為文化的象征。他們具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抑或超然物外，抑或堅韌不拔。這種悲壯的崇高體現出的英雄氣概、樂觀精神、集體意識，才是人類崇高精神品質的升華。

現代和后現代語境中的人們，在“建功立業”的大潮中忘記了何為“詩意的棲居”。詩學審美這片本該是最詩意的土地，卻也在遭受工具主義以及功利主義的侵襲。“文變染乎世情”，因“世情”之故，中國的傳統詩學審美也逐漸走上了一條工具化的路徑，詩性審美傳統不斷受阻。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在對西方理論的附和之下，漸漸忘記了自己的詩學傳統。時至今日，由于大眾傳媒以及網絡普及，中國的詩性審美又進一步遭到打擊。這種狀況導致的一個局面就是，目前大眾審美接受已趨于直觀化、平面化乃至低俗化，網絡用語鋪天蓋地，審美有時甚至淪為一種低俗情趣。人類的愉悅感可以分為快感和美感，如果人把自己追求愉悅的目的僅僅定位于前者，這是對人性的一種降格。輕松中只追求動物性的一面，陶醉中淡忘了人生的意義，這樣的審美可謂是毫無意義。

百年回首，可知詩學審美傳統之可貴，中國詩性審美傳統在20世紀初的斷裂，從一個特定維度導致中國美育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疏離。要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審美教育，可行性路徑之一就是梳理、總結中國古典詩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并賦予傳統現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