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在法語文學中，瑪格麗特·杜拉斯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字熠熠生輝：作為女性主義的先驅者，她們在多年之前，就用作品記錄了現代女性所面臨的職業、愛情、生存壓力、社會地位等難題的思考。

從18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算起，西方婦女解放運動迄今已有兩百余年。7月3日，就新書《西蒙娜·德·波伏瓦：書寫與存在》《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的出版，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袁筱一，青年教師沈珂，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黃葒齊聚朵云書院，與讀者分享自己對女性主義的認識，以及杜拉斯與波伏瓦的寫作故事。 

分享會現場。圖片來源：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杜拉斯就像“青春教科書”

身為一位法國作家，杜拉斯在國內讀者中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引進國內的外國作家之一，杜拉斯和一批新小說派作家的作品一起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引發閱讀的熱潮。瑪格麗特·杜拉斯。中國吉林網 資料圖

瑪格麗特·杜拉斯。中國吉林網 資料圖

“我煩透杜拉斯了。”對于杜拉斯在國內的高知名度，毛尖笑言，她提到，杜拉斯“寫小說寫專欄寫劇本，玩先鋒拍電影搞戲劇，把一個文藝青年能夢想到的事情，全部干了一遍，然而還不止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繼日地戀愛，又高調參與政治，從1914年活到1996年，“她把我們十輩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輩子終結。”

在她看來，杜拉斯就像一本“青春教科書”，在她一生的寫作中，都有著青春時期的激情與叛逆，她始終用叛逆少女的方式和這個世界撕扯、擁抱、分手、和解、決裂再握手。“杜拉斯說她可以同時擁有五十個情人當然是一種激進表達，但她鍥而不舍的愛情生涯，的確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

作為國內知名的杜拉斯研究專家，黃葒與杜拉斯結緣已久。“碩士論文做的是她，博士論文做的還是她，杜拉斯也讓我的科研拿了一個‘大滿貫’。用毛尖的話說，我在杜拉斯身上豪擲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黃葒笑言。“研究杜拉斯對我而言并不是枯坐寂寞無趣的事情，因為杜拉斯的寫作是非常豐富的，她是一個觸角特別豐富的作家，這也是我特別喜歡她的地方。”

她提到，對于杜拉斯，不少國內讀者和作家對她存在誤讀，而媒體對杜拉斯的總體印象還是浮淺的，把杜拉斯一生的創作跟《情人》畫上等號顯得過于天真和輕率。實際上，杜拉斯不僅在寫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為法國知識界介入政治社會生活的積極分子，杜拉斯參加過抵抗運動、加入過法國共產黨，游過行、賣過報、發過革命傳單；作為文藝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戲劇家、導演和專欄記者；作為熱愛生活的模范，她熱情好客，能做一手好菜，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花草照料得停停當當，就連被她插在各種瓶子里的干花都有一種頹廢的物哀之美。她有過情人，甚至太多，喜歡年輕的身體，但她在每一份愛里都傾注了真情，而愛也滋養了她的生命和寫作。”

波伏瓦與薩特：不是夫妻，更像靈魂伴侶

如果說杜拉斯象征的是感性，同樣是女性作家的波伏瓦無疑代表了理性的一面。“波伏瓦是一位典型的學者，《第二性》的寫作也是學者的寫作，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寫作，里面有著強大的推理過程。”袁筱一這樣概括。許多人對波伏瓦的認識都離不開她的伴侶：哲學家薩特。薩特與波伏瓦的感情，在多年之后依然為讀者津津樂道。在沈珂回憶中，自己初讀波伏瓦要追溯到十八九歲時。“當時我還在讀大二，讀到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自傳《閨中淑女》，即便時至今日，當初閱讀時的激動，和在這本書中體認到自己的那種感覺依然存在。”對于愛情之于波伏瓦的意義，沈珂也有自己的理解：“愛情是我們波伏瓦認識的起點，但是恰恰在波伏瓦的一生當中，愛情從來沒有占到過非常重要的比例。在她的作品當中或者在她的生命當中，愛情都不是第一位的，我相信波伏瓦一直是一個有野心的女人。”朋友扎扎的死亡，讓波伏瓦看到了時代局限下女性的普遍命運。如果不進行抗爭，她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所以扎扎的死亡，對她的寫作、她之后的生命和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筆。” 沈珂說。 

愛情從來不是波伏瓦生命和寫作當中的主旋律。她在美國遇到作家艾格林并且陷入愛河，但是當艾格林向她提出結婚的要求的時候，她毅然而然地回到了巴黎，回到了薩特身邊。波伏瓦和薩特兩人的關系已經遠遠超越了愛情，而成為智性的伙伴，每一次他們兩個人成書、著作，其實都會成為各自第一個讀者。無論是薩特對于波伏瓦，還是波伏瓦對于薩特，其實他們都在彼此交流，彼此給出意見，并成為彼此的第一個讀者和評論者，與其說是夫妻，他們更像是彼此的靈魂伴侶。

長久以來，由于波伏瓦和薩特的親密關系，人們經常對波伏瓦產生誤解。“女薩特”“薩特的女人”這一類的說法也是專門針對波伏瓦的諷刺之一。當然，學界也普遍認同薩特對波伏瓦的深刻影響。對此，袁筱一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沒有薩特的波伏瓦，她還是波伏瓦嗎？”

“波伏瓦如果沒有遇到薩特，她很難成為我們現在認識的真正意義上的Simone de Beauvoir。”沈珂坦言，“波伏瓦不是生來的，她也是變成的。尤其在她的哲學表達當中，無論是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還是對女性問題的闡述，一方面離不開薩特‘存在主義’的影響，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她對薩特哲學的拓展與豐富，這在她的幾部哲學著述中都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