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刺繡》的故事發生在刺繡之鄉蘇州,以“刺繡”為線索,刻畫了從清末到抗戰勝利這一漫長歷史時段中蘇州城的風土人情與歷史變遷。小說圍繞著“玉春坊”的興衰以及繡館傳人沈靈慧與養女沈雪馨兩代繡娘的人生經歷展開,從中勾連出復雜的人物關系與社會風貌,延展出綿長且駁雜的歷史畫卷。

小說以“物”的流傳變遷為縱貫的主線,以“人”的愛恨情仇為橫生的枝蔓,于縱橫交合之中為讀者呈現蘇州這座城市的歷史側影,更展現出作者尚啟元在日漸加速的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中試圖打撈文化傳統與撿拾歷史記憶的不懈努力。

蘇繡作為中國四大名繡之首,是吳地文化的代表之一。正如作者借吳先生之口所說,“從春秋期肇始,蘇州的刺繡由于得天獨厚、天時地利的因素,在歷史行程中日益發展、推進。到了明代,蘇繡浸潤在‘吳趣’的文化氛圍之中,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明正德年間,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王鏊在他主編的《姑蘇志》卷十四中寫道:‘精、細、雅、潔,稱蘇州繡。’這四個字是蘇州人優美、柔和、文靜、高雅的體現。”小說正是在對刺繡工藝的娓娓道來中帶出繡娘的生命軌跡和蘇州城的歷史。這里的女子如蘇繡一般美麗溫和,但這美并非軟弱淡薄的美,而是富有韌性與生命力的美,它支撐著沈靈慧和沈雪馨兩代女子為振興“玉春坊”而苦心經營,在面對外來侵略時以柔克剛,始終保持著高昂氣節。蘇州城的側影則在對人與物的刻畫中顯現出來,其溫柔高雅的氣質如同女子溫婉的臉龐,其綿延不斷的文化生命力如同女子手中不曾停歇的細密針腳。這種剛柔并濟的美與力的結合,使得蘇州城能夠在穿越歷史迷霧與戰爭暴力之后仍舊保留著柔和嫻靜的文化根基。

蘇繡的發展傳承是作者著力敘述的重心,這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比如小說中提到喜月坊從德國買來機器設備刺繡,這對堅持手工刺繡的玉春坊造成了影響,但是沈雪馨對傳統技藝的堅守與對質量的嚴格要求使其在這場人工與機器的斗爭中取得最終勝利。在機器化與現代化背景下,傳統工藝的生存空間受到壓榨甚至瀕臨湮沒,卻能憑借其于歷史沉淀之中積攢的踏實自足來抵抗機器化生產的強大沖擊,重獲生機。這無意中顯露出作者所具備的某種文明危機意識與“向后看”的歷史書寫姿態。

《刺繡》雖以蘇繡這一技藝作為主要線索,但其駁雜充盈且枝節漫溢的書寫無疑體現了作者編織蘇州文化風貌圖的雄心。小說中對蘇州的文化傳統與民俗風情多有涉及,從蘇州刺繡到吳門畫派,從評彈到昆劇,從各式蘇州小吃到名茶碧螺春,從水鄉古鎮到古典園林,作者將文本置于蘇州城的文化場域之內,將現實生活的綿密糾纏呈現于平實的文字之中,展現出歷史涌動之流下不曾改變的堅實存在。

《刺繡》以兩代繡娘為主人公,其中以沈雪馨為主要書寫對象。小說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沈雪馨的情感歷程,呈現出“三男一女”的愛情模式。機緣巧合之下,沈雪馨先是意外卷入當地兩家最大的繡坊——閨閣坊和秋彩坊的商戰之中,并與兩家繡坊的少東主產生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糾葛。少東張銘輝和陶清珂兩人分別對沈雪馨展開了愛情的“攻擊”,張銘輝不時為其提供資金上的支持,陶清珂分配技術工給沈雪馨。然而,沈雪馨并未選擇兩人,最終只是將其作為事業上的伙伴。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沈雪馨選擇與早年認識的美術家高曉濤一同參加革命工作,兩人通過開展革命運動,感情日益升溫,互相萌生愛慕之情。沈雪馨最終選擇了革命者高曉濤,這不僅是基于愛情的抉擇,更是對于人生道路的選擇。正因為如此,沈雪馨從封閉的繡房踏入風起云涌的革命領域,反“客”為“主”,積極參與革命救亡,將刺繡技藝變為斗爭利器,并使之與家國責任相融合。

抗戰勝利后,沈雪馨與入獄后歸來的革命英雄高曉濤重逢,愛情得以圓滿,一家人得以團聚。不難發現,愛情敘述在這里并不是純粹的愛情本身,而是被納入社會/政治的意義象征系統。革命政治成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政治被自然化,革命本身就成為了愛情。因而沈雪馨并非選擇愛情,而是選擇了像戀愛一樣革命,選擇了一種踏出繡房走向社會的人生方式,選擇了以柔弱之軀分擔歷史的重負。

隨著社會的加速運轉與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們棲居的城市似乎變成了一個個轉瞬即逝的魅影,或許是因為對城市的印象總是與當下蕪雜的現實生活經驗摻和在一起,我們似乎從來不會去追究我們所生活的地方的歷史。因而,作家尚啟元創作的這部長篇小說《刺繡》便顯得尤為可貴,它借繡娘的一生去勾勒蘇繡的發展歷程,又以蘇繡的傳承描畫出蘇州城的文化底蘊與歷史軌跡,它本身就是一幅用“匠心”織就的蘇繡作品,在這個急速前進的城市一角獨自散發著溫暖柔和的光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