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我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長大，切身體會到了中國在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這30多年來天翻地覆、日漸富強、日漸有國際影響力的變化。走上寫作之路后，我深受黨的關懷和培養(yǎng)，從一名普通的文學青年成長為一名作家。身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代，深感自己有責任去全面了解建黨百年的光輝歷程，從中尋找自己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素材，以文學的形式去展現(xiàn)建黨偉業(yè)中最動人的奮斗故事。

近幾年來，在上海作協(xié)的支持下，我先后參與了“紅色起點”系列叢書第一期、第二期長篇作品和“紅色足跡”系列短篇作品的紀實創(chuàng)作。在這些創(chuàng)作實踐的過程中，我有前所未有的體驗，有全新經(jīng)驗的積累，有創(chuàng)作技巧的提升，有設身處地的感受，也有身心蛻變的成長。

先說一件最近發(fā)生的事。某個周六，我受邀去寶山區(qū)的“行知讀書會”做講座，分享自己撰寫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色起點”系列叢書第一期的一本書，書名叫《鏗鏘序曲——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本書講述了在中共一大后由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第一個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我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代表人物李啟漢和鄧中夏這兩位工運先驅的戰(zhàn)友情誼、革命歷程、情感經(jīng)歷為主線，結合大量史實和細節(jié)，來展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初期開展工人運動，探索救國救民之路的艱苦征程和偉大犧牲。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機構的名稱聽起來拗口，很難記住，所以我以為自發(fā)來聽的讀者會比較少。可是當天，有一部分聽眾是學校組織的中學生，也有不少讀書會的粉絲主動報名來聽這個講座。據(jù)說此前用公眾號推送做宣傳的時候，是借了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度，因為那里面講了很多鄧中夏的事。講座結束之后，遇上一位自發(fā)前來的女讀者。她對我說：“老師你講得特別好，尤其最后你分享關于自己和當代年輕人應當如何從百年之前投身革命的同齡人身上汲取信仰的力量時，我很激動，有種心流涌動的共鳴。”每當像這樣從讀者那里收到發(fā)自內心的真誠回饋時，我都感到自己寫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我在第一次重要紅色選題的長篇紀實創(chuàng)作中，學習和掌握了很多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思路。因為要查閱和消化大量的歷史資料，要在符合史實的嚴謹性和可看性、文學性之間達到平衡，工作進度就很緩慢。但是每往前走一步，我對那個風云變幻、新舊交替的時代就多一分了解；每多走一步，我對自己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在關鍵時刻所做的選擇就多一點理解。他們有的成為領袖的時候跟我接受這個創(chuàng)作任務時年齡相仿，有的犧牲時比我現(xiàn)在還年輕得多。當時社會環(huán)境那樣險惡，從事革命活動可以說是步履維艱，但是他們卻能滿懷激情、百折不撓，正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信仰毫不動搖。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做的是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事。反觀我們如今的年輕人，雖然生活安穩(wěn)、物質豐足，但反而經(jīng)常感到迷茫，找不到價值感和意義，重溫紅色歷史能幫助我們學習100年前最先進的年輕人身上最可貴的精神。

一方面想要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實，一方面又想要進行文學性的表現(xiàn)，這之間的分寸應該如何掌握令我十分困擾。我在這次寫作中十分拘謹，對人物形象的多層次塑造上，對文本結構和形式感的安排與營造上都做得不夠好，這一直是我的遺憾。之后多次參加關于這套書的交流、座談、研討，聽取了許多專家、師友的批評和建議，還從其他5位作者那里得到不少啟發(fā)，比如在動筆之前多花一些時間對當時的國際背景、社會環(huán)境、經(jīng)濟、民生、文化等各個方面做充分的了解，還有在這類創(chuàng)作之中，可以嘗試通過邏輯的真實去接近歷史的真實等等。

從去年夏天到現(xiàn)在，我又在進行“紅色起點”系列叢書第二期當中的“一號機密”中央文庫選題的創(chuàng)作。這個選題雖然曾經(jīng)被拍成影視劇，近兩年還被改編成了滬劇，但是關于它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建立到上海解放的22年間，在十余位中共地下黨以生命守護最終“完璧歸趙”的全過程，并沒有一部紀實長篇進行過較為完整、細致的表現(xiàn)。

總結了前一回的經(jīng)驗教訓，此次對這類創(chuàng)作更有了底氣。這一次我在尊重史實和人物性格的基礎上，采用長篇小說的寫作手法。在人物內心的挖掘、情節(jié)性的增強、細節(jié)的打磨上下功夫，同時也增加了對國際形勢、時代背景和生活質感的展現(xiàn)，力求能寫出一本引人入勝、令人深思、使人難忘、催人奮進的紅色紀實作品。

在這幾年紅色紀實題材的創(chuàng)作中，我一直很注重實地考察和采風，我曾經(jīng)前往李啟漢、鄧中夏烈士的家鄉(xiāng)湖南省永州市江華縣碼市鎮(zhèn)和郴州市宜章縣鄧家灣村瞻仰、采風，追尋先烈早年的事跡；還為了寫紅色足跡的稿子走訪過上海市多處紅色遺址。在進行中央文庫選題創(chuàng)作時，我將曾經(jīng)保存過中央文庫的地址按照它的轉移、搬遷路線一一尋訪。盡管在此過程中，時常遇上由于各種原因而舊址損毀、拆除甚至無跡可尋等狀況，但是也因此而對上海的紅色歷史、紅色文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更對筆下的人物、故事有了身臨其境的體味。

有趣的是，不知是天意還是偶然，我發(fā)現(xiàn)自己筆下的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循著他們的腳步，我?guī)缀跄軐⒃缙诠伯a(chǎn)黨人的革命足跡、心路歷程自始至終了解和感受一番。這就使我為自己所從事的創(chuàng)作而感到自豪，也更加覺得責任重大。

開埠以來至今，上海不僅僅是摩登的國際化大都市，也是一座遍布紅色足跡的英雄的城市。從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期間我們黨的重大事件、進展，很多是在上海這座城市發(fā)生的，或者說與上海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文藝是時代的號角”。如今作為長期生活、工作在上海的青年寫作者，我們如何去書寫這100年的故事，如何繼承和發(fā)揚這100年積淀下來的精神財富，直接關系著我們將如何去迎接和創(chuàng)造未來。如今世界正經(jīng)歷著劇變，而中國在復興與崛起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每個寫作者都應該有一種將個人追求與時代發(fā)展、國家命運、民族崛起結合在一起的創(chuàng)作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