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一生的光輝寫照。他窮盡畢生的精力在中國研究、講授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不僅為中國革命造就了最初的一批共產主義者，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他是第一個與共產國際代表商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是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并成為孫中山指定進入國民黨一大主席團唯一的共產黨人。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卻未曾擔任過什么重要領導職務。他是獻身革命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領導人。

一聲炮響與 一場愛國運動

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敏銳地意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李大釗逐漸認識到他長期求索的“理想的中華”，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依靠工人階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為現實。他興奮而如饑似渴地搜集著有關十月革命的一切信息。1918年7月，他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論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與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區別，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著）世界的革命之采（彩）色。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迴非可同日而語。”這是中國人民正確認識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國已經有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了，但當時僅僅是在介紹一種學說而已。十月革命勝利后，那些正在探索救國道路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把目光投向俄國，從此作為革命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逐漸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來。中國最早歌頌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正是李大釗。

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釗先后公開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系列文章，詳細闡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偉大意義，向中國人介紹布爾什維克主義，為中國革命指出了新的斗爭方向。此外，還通過少年中國學會、國民社、新潮社等社團組織團結了一批先進青年。俄國的革命經驗使李大釗認識到工農的革命力量，他不斷告訴青年知識分子，“要把現代的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他在講壇上、報刊上和通信中，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幫助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培育過眾多的青年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此時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中國卻沒有感覺到任何勝利后的喜悅，反而成為列強談判桌上的籌碼。1919年4月底，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迅速引起了國人的憤怒。

5月1日，北京《晨報》副刊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李大釗發表《五一節雜感》，指出，這個日子是工人階級“直接行動”取得成功的日子，這無異于給即將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發出了戰斗號令。

5月4日下午，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爆發了。據北大教授高一涵回憶：“五四游行，守常和學生一道參加。有一次，為了救援被捕學生，大家集隊往政府請愿。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只見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關槍。守常憤怒異常，一個人跑出隊伍沖將上去，大家趕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險。”

李大釗密切關注運動的發展，5月4日當天，31名學生及1名市民被捕，他和蔡元培等人積極設法營救，組織北京學生罷課以聲援被捕學生，迫使當局于兩日后釋放學生；5月9日，蔡元培被逼辭職出走，反動派陰謀改組北京大學，李大釗便聯合其他教職員工和廣大學生奮起抗議，與北洋政府交涉，堅決挽留蔡元培。

五四運動中，李大釗始終和學生們站在一起，共同戰斗。他的辦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經常聚會的場所，他常與學生們在這里交流運動進展情況，研究深入的辦法，給青年以直接指導。

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組織者、參與者和捍衛者，對于五四運動的貢獻更主要體現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這是他獨特的貢獻。五四運動后，李大釗并未停止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與研究。1919年10月、11月，他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表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該文的發表，不但表明李大釗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而且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會議前夕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做了一個報告。其間，毛澤東指出：“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亢慕義齋”里找尋真理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這使李大釗欣喜地看到，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開始有了可能。五四運動以后，他號召、組織先進青年到工人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1920年初，李大釗就曾與鄧中夏等醞釀過成立中國黨組織的問題。

1927年5月24日，漢口《民國日報》發表報道《中大熱烈追悼南北烈士》。北大教授高一涵報告李大釗生平事略，言及：“（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后，與先生（指李大釗）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

1920年2月8日，陳獨秀從武漢回到北京。陳獨秀是經同鄉和好友保釋出獄的，擅自離京、回京自然要引起北洋政府警察當局的注意，警方迅即派警員到陳獨秀的北池子寓所查看，并布置暗探監視其行蹤。

2月12日，正是陰歷“小年”，李大釗雇好了一輛騾車，和陳獨秀都喬裝成商人，如同商號經理出外討債，身邊還放著一些賬本，趁著晨光悄悄從朝陽門出發，離開了北京城，經廊坊直往天津。旅途中，二人相約在北方和南方籌建共產主義組織，就此留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護送陳獨秀安全地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船只后，李大釗并沒有立刻回家鄉唐山樂亭縣與家人團聚過春節，而是在天津會見了共產國際駐天津的聯絡員柏烈偉，主要是商談建立一個統一目標的、團結的社會主義同盟組織的可能性和實現途徑。陳獨秀從天津到上海后，也開始了建黨的籌備工作。

3月，李大釗在北大秘密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成立后，李大釗找蔡元培校長要了兩間屋子做活動場所，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他們還給這兩間屋子起了個名字，叫“亢慕義齋”（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諧音）。

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中國，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并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他們先到北京，經人介紹會見了李大釗，受到熱烈的歡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國的許多情況后，維經斯基表示北京的先進知識分子應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組織。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的到訪，無異于為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劑。為了進一步商洽在中國的建黨工作，李大釗把他們介紹給在上海的陳獨秀。這時，李大釗開始認識到，在中國僅僅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已經遠遠不夠，必須籌建無產階級政黨。他明確指出：中國“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

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上海兩個研究會不僅僅是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為建黨做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而且培養了第一批共產黨員，為建黨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10月，由以李大釗為核心和領袖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紅樓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員僅3人——教授李大釗、講師張申府、學生張國燾。隨后，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繆伯英、何孟雄、范鴻劼、張太雷等人加入。

建黨初期，陳、李二人書信往來頻繁。據張申府回憶，1920年8月，陳獨秀就黨組織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拿不準，特地致信李大釗征求意見。最后，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11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舉行會議，決定將這個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這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國北方的第一個中共支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釗領導下以北大為基地，開展了廣泛的革命活動。

缺席一大的謎團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以后所開展的各項工作，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出現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根本改變中國各族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狀況，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開始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

在建黨過程中作出最突出貢獻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并不如事后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里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于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骨干成員劉仁靜也在《一大瑣憶》中回憶：“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于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并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劉仁靜在回憶中還說：“由于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并不奇怪的。”結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可分身為由謝辭，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總之，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于我們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事實上，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幾年后，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人回憶的日子各有不同，最后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作為建黨紀念日，與實際的日期相差了22天。

當時，正好是暑假時期，在前一個學年和后一個學年之間，有很多教學工作安排，工作比較繁重。此外，李大釗當時正在北京領導北京市教職工的索薪斗爭。

1921年春，直系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為財政困難，竟然斷絕8所北京國立專門學校的教育經費和教職員薪俸，致使這些高校的正常運轉無法維持。

3月，8校教職員舉行罷教罷工。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馬敘倫被8校推選為聯席會議主席，李大釗后被指定為代理主席。北洋軍閥政府在中南海，李大釗就帶著大家去了中南海，北洋軍閥對他們進行了迫害，李大釗被打暈了，但還繼續索討教育經費。

這次索薪斗爭持續了4個多月，李大釗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多方奔走。最終迫使北京政府于7月24日派員慰問教育界，并答應部分條件，斗爭告一段落。

這時，中共一大已在上海開幕，最終李大釗未能參加。當然，李大釗是社會名流，他的一舉一動從政府到社會各界都很關注。陳獨秀也是一樣，如果突然到上海，就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社會影響會很大。

執行中央決定 力促國共合作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李大釗代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積極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先后發動了開灤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等著名斗爭。

這一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李大釗十分尊重他。當馬林提出國共合作時，李大釗最初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細傾聽了馬林的見解，虛心接受。馬林后經李大釗介紹，由張太雷陪同去桂林會見了孫中山。1922年8月，在專門討論國共合作的西湖特別會議上，新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的李大釗積極贊同與國民黨結成革命的聯合戰線，是最早站出來支持馬林的一個。他指出：中國國民黨“抱民主主義的理想，十余年來與惡勢力奮斗……從今以后我們要扶助他們，再不可取旁觀的態度”。

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會談，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五跨長江、三赴上海、兩下廣州，為促進國共兩黨的合作奔波忙碌。

1922年8月20日，李大釗受黨的委托，在林伯渠陪同下，與避居上海的孫中山會晤，商談“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說明中共關于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兩人暢談國內國際形勢、政治建設、中國問題癥結等。宋慶齡曾回憶：“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李大釗與孫中山坦誠相見。李大釗直率地向孫中山說明，他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毫不介意，說道：“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此后，由孫中山親自作為介紹人，李大釗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主持會議，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出席大會。有“跨黨”身份的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5個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并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國共統一戰線建立后，李大釗負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北京執行部的工作，成為北方國共兩黨黨組織的領導核心。由于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加入，國民黨內呈現出一片新氣象。

在國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釗全力開展革命斗爭，引起反動當局的仇視。北洋軍閥政府以“鼓動罷工”“宣傳赤化”為名通緝李大釗，隨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釗家進行逮捕。有多年斗爭經驗的李大釗十分機警，被迫剃掉胡子，再次裝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的當天早些時候，帶著兒子離開北京……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等60余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成員不幸被捕。28日，神態平靜的他第一個走上絞刑臺，時年38歲。

李大釗就義6年后，才入土為安。22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告慰李大釗的是，當年他預言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經在中國實現。

（本文作者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