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是個感性的活兒，但張頌文卻像個科研工作者一樣“較真兒”，凡事都愛問個動機，問個為什么，以至于經常把導演、編劇“逼瘋”，求饒道：“你隨便吧，按照你自己想的演就可以。”

在電影《革命者》中扮演李大釗先生也是如此，張頌文想弄明白李大釗何以從一個樂亭縣大黑坨村的農民，成長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何以有如此堅定的信念，讓他在犧牲面前那么坦然？張頌文說：“李大釗先生的那種大無畏精神，不是我張頌文的思想格局能夠得著的，我生怕我因為不解而產生不敬，因為我不解就會演出迷茫，演出迷茫，觀眾就不會接受。”

如今，《革命者》將于7月1日上映，張頌文對記者說他的內心很忐忑，拍攝時他擔心自己演不好守常先生，現在，他又擔心觀眾能否接受，“這是我從業以來最不自信的一次，我覺得我不可以用表演技術來完成這次塑造，如果我使用演技去塑造李大釗這個角色，我是對不起他的。所以這次，我更多的是希望試圖能理解他、走近他。”

絕不能演砸李大釗

從李大釗的幼年開始研究

《革命者》由管虎監制，徐展雄執導，梁靜任總制片人，以李大釗上絞刑架前的38小時為倒計時，用多視角的敘事結構，從出身不同階層、持有不同理念、身處各類群體的多組角色入手，從父親、丈夫、師友、對手等多重身份，對李大釗這位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全面解讀。影片還原了一個更有血有肉的革命人物形象，更具煙火氣，更有人情味，李大釗不只活在文獻史料里，更活在一粒一粟、一血一淚當中。

接到邀約出演李大釗，張頌文腦海中蹦出的四個字就是“無上光榮”：“我何德何能能演李大釗，太榮幸了，接下來想到的就是‘麻煩了’，擔心這個角色我能不能演得了。”

張頌文回憶說，那時離電影開拍還有一個半月，還沒給劇本。張頌文的回復是試試，“我跟他們說最好找備份演員，‘萬一我準備中覺得自己不能勝任，我馬上告訴你們’。我不想打沒有把握的仗，李大釗這個人物是不能承載失敗的，雖然作為演員，你一生中有很多角色可以演，演砸了也行，但是我絕不可以演砸李大釗。”

答應試試之后，張頌文埋頭15天看了大量資料，李大釗在張頌文心中的形象日益豐滿，在這些資料中，張頌文說李大釗的幼年成長經歷對他觸動很大：“李大釗父母早亡，他是被爺爺帶大，小時候也遭遇過很多白眼，被罵沒爹沒媽，這樣的孩子往往會發展為兩個極端的人格，要么極度自卑人格分裂，要么自強不息。李大釗是后者，他接受的教育和他強大的自律能力，讓他慢慢成長為一個偉大的人。”

講起李大釗的故事，張頌文滔滔不絕，他說守常先生的爺爺曾經為他請了三位私塾先生，一位比一位厲害，第三位先生甚至曾經到國子監參加過殿試，“就是說這位私塾先生不但有真才實學，而且是見過場面的，李大釗雖然生于農村，但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之后又接觸到西方科學，又去了日本，他的自強不息，強大的自律能力，他的學識、眼界，讓他能夠在中國最為至暗的時刻，看到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與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燈前行。”

出演之前，張頌文對扮演李大釗充滿敬畏感，“我每天出發去片場時更多是忐忑，我對自己演的每個角色都充滿敬畏，但是這次是‘敬畏之最’，而且演完之后更敬畏了。”

不能接受只被認可外形像

喜歡即興加詞加戲

對于李大釗這個偉人，史料多是闡述事件而極少闡釋性格，張頌文認為這是表演的難點，“我怕自己無法表達出一個真實的李大釗，很怕這是張頌文的理解，不是李大釗的真心。審片時，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和李大釗之孫李建生寫了一個公函，里面寫了很長一段關于我的表演，我很激動，我覺得能被他們認可比什么都重要。他們覺得我演出了祖輩，演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就很高興，我怕我演成符號。別人說你樣子很像，那是劇組化妝老師的功勞，不是我演的樣子，作為專業演員，我不能接受人們只說我外形像。”

李大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如何演出那種堅定的內心讓張頌文也想了很久，“我想要不要演出他的猶豫，堅定是不是就沒有思考？我需要做選擇。反復掂量之后我覺得不對，如果一個人不思考，毫不猶豫地說答案，那其實挺不對勁的，最大的堅定應該是深思熟慮后的堅定，那才是信仰的力量。”

張頌文喜歡即興發揮，情緒到了靈感來了，他就開始發揮了，有一場戲是拍李大釗和老百姓在農田，導演讓他隨便演，耕田也行，聊天也行，“我就看見旁邊一位老人家在抽煙袋，用麥稈點著，我突然覺得不錯，就跟導演說我要抽煙，導演說拍抽煙未必能播，我說不管，先拍了再說。我就坐地上，剛坐下，一條老黃狗就過來了，坐我旁邊，抽煙袋的老人家和我聊起家常，問我家里種地沒，水稻的水從哪兒引，我就說試試老人家的煙袋，他把焦黃的煙袋遞給我，我說試試剛抽一口，太嗆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抓到了李大釗的一個氣質。他這么有名望的人，為什么卻能和百姓打成一片，我覺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就能感受到了。”

張頌文還會即興加詞，例如片中他問妻子趙紉蘭：“你覺得我做的這個試驗能成功嗎？”這是張頌文自己加的：“因為我要演出李大釗的人性，他除了堅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猶豫的地方，這些側面會讓這個人物更立體。”

片中，李大釗倡議上海工商各界聯合起來罷工一小時，威脅俄國使館交出暴徒，最終一番交涉罷工三小時，俄國使館無奈交出暴徒，他們對李大釗心懷恨意，說讓他等著，而李大釗淡定地回以“Welcome to China”：“這是我臨時加的臺詞，中國當自強，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經提了幾百年了，每個時期都在提，我輩需崛起，華夏當自強。”

做“表演指導”過演員的癮

不要迷信名氣帶來的安全感

張頌文如今已成為公認的“演技派”，他大器晚成的故事也頗為勵志。24歲才考進北京電影學院的他，當時是全校年齡最大的學生，因為是廣東人，學習普通話時間晚，到了電影學院后，人家學表演，張頌文要先練習普通話，每天在校園一角從“四是四，十是十”開始，他在《時間的力量》里曾講述自己每天嘴里含著石頭練習，曾經因為叫“導演兒”鬧過笑話。

畢業時，張頌文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備受老師期待，沒想到畢業后三年沒戲演，畢業后第一年他見了300多個劇組，全被否決，第二年200多個，第三年200個左右，三年被七八百個劇組拒絕。

三年之后，張頌文開始接了很多小角色，慢慢以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被不少人發現，更以《隱秘的角落》而大火，被發現是個“寶藏演員”。

做演員默默無聞的那些年，張頌文在演員圈內卻是個“神人”，他以“表演指導”著稱，很多人不會演戲，別人就會推薦去找張頌文。

提及何以會做表演指導，張頌文講述說，2002年他留在北京電影學院擔任表演助教，那時有很多港臺演員來內地拍戲想學習，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再花費幾年的時間上電影學院，就說香港TVB有藝員培訓班，希望劇組也能為他們找老師來短期培訓一下，于是劇組就找到電影學院，希望派老師去劇組與演員一對一交流。“我最年輕，于是我就去了，教了幾次就傳出去了，說可以找張頌文，越來越多人介紹。有幾年我拍戲機會少，教表演就成了收入之一，演員覺得我挺神的。我那時太想演戲卻沒有機會，我教他們比他們自己演時還投入。有時演完以后，導演來看我們上課，我跟導演說我再給你演一遍，他們看了后說，哇，你演的太好了。”

張頌文說自己沒有演戲的機會，所以只能在當表演指導時過演員癮，讓他想不通的是，大家認可他的指導，可是為什么還是不讓他去表演呢？“這個行業特別相信安全兩個字，我現在稍微好點了，大家說‘找到他，戲就有保障了’，還是當年對我那套，在他們看來，當年的我沒有名氣，戲就沒有保障。我現在有時會說，這個角色可以找誰誰誰，他們說沒聽說過，為什么聽說過才相信呢，適不適合試戲不就知道了，沒有名氣連試戲機會都難有。”

張頌文對此有些無奈，市場給予新人演員的機會，目前也并未有太大改善，“我希望這個行業不要迷信所謂名氣帶來的安全感，我從來不相信，明星能帶來票房保證。”

愛問動機 為此還上了心理培訓班

在熬了三年沒戲拍后，張頌文接到了一個小角色，副導演和他說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戲，到片場他才知道，原來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飯，他和六七個人在后面吃飯，“30元一天的群眾演員，我不能說不演，因為如果不演，別的表演機會也不會有。”

但這次表演并不愉快，因為張頌文不停在提問，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紀？人家說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這個年紀，他又問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說你就坐那兒吃飯就行了，他又問這個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準，人家說你不拍就走吧，后來再被追問，就說讓他走吧。

對于張頌文來說，他扮演角色，不管是在鏡頭外的50米還是100米，他都想知道這個人的來龍去脈，怎么來的，做什么的，最近看了什么書？這種“十萬個為什么”的追問精神讓張頌文將編劇折磨得很苦，也促使他陰錯陽差地上了中科院的一個心理培訓班。

那是2009年，張頌文講述說他在演戲和教表演過程中，無法和編劇達成一致，他跟編劇說開場和后面不對，從這個人物的性格考慮，他做不出后面的事，是不成立的。編劇說要的是故事好看，“‘你說性格不成立，那你說說他性格是什么’，我說不出來了，我只能說個皮毛無法說服他，所以，我得去了解性格。有人給我介紹巴甫洛夫的心理學，我還特別喜歡世界第一催眠大師艾瑞克森的故事，研究他，但研究得痛苦。朋友就幫我報了個心理培訓班，說我被錄取了，我背著書包就去了。”

去了以后張頌文蒙了，因為一進去人家都穿著白大褂，遞名片都是這個醫院，那個科室，“人家問我您是哪個醫院，我說廣東的，我都不敢說自己是演員。”

上課第一個星期，張頌文說自己仿佛在看天書，老師問他治療自閉患者要用什么波段治療，張頌文只好跟老師坦白自己是演員，完全不懂，“那個班很貴，我那時候又窮，既然已經交學費了，我也舍不得走，我天天熬著，熬了一個月，這些醫生們教我基礎理論，幫我追上了進度，現在很多醫生還是我的好朋友，有人前幾天還和我說‘文仔，我剛看了你的《掃黑·決戰》，你這個人物是服務型人格’。”

張頌文的記憶力總被人稱贊，因為他在回憶往事時會清楚地記得時間和其他細節，但張頌文說他的記憶力在這個培訓班上一點也不出眾，“一次有個90多歲老太太來給我們上課，她是被扶著進來的，她在黑板上寫了幾百個數字，讓我們看，然后讓我們轉過身去按順序寫黑板上的數，我寫了11個就實在寫不出來了，對答案時發現我第六個開始錯，班里有人第一個就錯了，有三十多個才錯的，這個數字沒有規律，就是隨機寫的。老太太讓人在黑板上又隨機寫了100多個數，她和我們聊天，聊完之后，她一個不差把這100多個數字按照順序全寫對了，她已經90多歲了啊。這節課讓我知道了人的記憶力的秘密。據說全世界記憶能力最強的人，死亡時他的腦容量用了不到千分之一，所以不要擔心自己會記無用的信息占用大腦空間，你大膽地記吧，你就是把圖書館搬進腦子里，也不會占用太大空間。”

雖然上錯了心理培訓班，但張頌文卻依然有所收獲，他說犯罪心理學對他的表演非常有用，“犯罪心理學就講動機，有一次我拍一段戲是講一個人吃完早餐要把盤子扔到一邊去，我問導演理由，因為我覺得角色的性格不會把盤子拿過去，導演受不了我，就說‘你舒服就好，按照自己的來吧’。”

有因才有果，張頌文無比重視動機，他說自己喜歡用科學的手段表演，“所以我喜歡演生理反應，被水燙自然會把手縮回去，不縮那就不是正常反應，在《革命者》里，我一定要搞明白李大釗言行的動機，動機不成立，我過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不怕被比較 感恩有好作品出現

張頌文演繹的李大釗上絞刑架時的情景把《革命者》推向了悲壯的高潮，守常先生在牢房中背著光、側身而坐，聽著自己行刑告知書時的那份優雅鎮定；在剃頭前與戰友們的談笑自如和對于人間的一點點留戀；脖子套上繩索時說出的那段“你們一定要相信……”的肺腑之言，都是極其震撼的畫面，顯示了張頌文的表演功力，可以看出，張頌文調動了全部的身心力量，去貼近守常的心靈世界，展示了生命應有的體面與尊嚴。

6月26日的《革命者》首映式上，《覺醒年代》導演張永新，主演張晚意、查文浩也來到現場，張永新說：“看到李大釗站在絞刑架前的時候，我的心跟著痛，好像看到了1927年那個不堪回首的時刻。”

《覺醒年代》珠玉在前，問張頌文是否擔心他扮演的李大釗會被比較，張頌文很自信地回答“不怕”。他說《革命者》快殺青時，《覺醒年代》開始播放，他看了第一集開場，說“這電影真好”，別人告訴他這是電視劇，“我沒再看，因為我拍戲時不能看別的作品分心。拍完《革命者》之后，我看了這個劇，拍得真好，同行之間有演的好的，我很開心。”

張頌文說他感謝《革命者》在《覺醒年代》之后上映，因為觀眾會有個參考，“有好作品出現，我很感恩，因為可以讓大家在娛樂之中學習歷史。”在張頌文看來，學習歷史、了解歷史顯然是必要的，“我認為了解歷史有三個好處，一是懂得珍惜當下，二是懂得開創未來，三是可以擁有智慧。”

如今的張頌文已經投入到了新劇的拍攝之中，但是《革命者》的拍攝場景甚至機位、影片的臺詞，張頌文仍能清晰地向記者回憶出來，可見投入之深。張頌文也非常渴望聽到觀眾的真實反饋，“說我演的好也罷，演的不好也罷，我只是演出了守常的冰山一角，無法完全還原他本人，但是守常的精神在我未來很長道路，會伴隨我很久，甚至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