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同時代作家中，我的作品數量是偏少的。別人早已著作等身，至少等腰了，我還只是等腳。因為《應物兄》比較厚，現在總算摞到了腳脖子。

寫這么少，是因為懶嗎？我雖說不是勤快人，但也不是太懶。今天我還寫了幾頁筆記，記下了自以為有趣的一個故事、幾個細節。有朝一日，我會把它寫成小說嗎？鬼知道。放在20年前，肯定會的，現在卻不敢打保票了。顯然也不是因為無話可說。我還有很多心里話，正想借著人物之口，一吐為快呢。有人批評《應物兄》，要說的話太多了，還有不少廢話，應該大刀闊斧，刪！這至少說明，在朋友們看來，我還是有話要說的，是吧？

關于小說的理論，早已汗牛充棟。有一點似乎是有共識的：任何一部小說，都是觀念、事實與方法的結合。這個“觀念”，可以有多種理解：或是姚鼐所說的“義理”，所謂“義理、考據和辭章”；或是佛教所說的“念頭”，所謂“物物斯安，觀念相續”；或是柏拉圖所說的“理念”，它如指紋般終生相隨；或是馬克思所說的“意識”，深受“物質的糾纏”。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或拉康所說的“我于我不在之處思”。這個“觀念”，既穩定又波動，又因為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具有彈性。

有的作家，愿意用多部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去表達那個觀念。很多小說，雖然故事不同，人物不同，形式不同，要表達的觀念卻是相同或相近的。這樣的作家，與故事共進退，通常以感性見長。而另外一些作家，好像更愿意將某個階段的觀念融匯于一部小說，然后再耐心等待新的觀念發芽生長。這樣的作家，與觀念共興衰，通常以知性見長。他們要表達的觀念，相通而不相同。面對一個故事，前一類作家早已激情滿懷寫完了，后一類作家還在那里思來想去呢：無可無不可，因是因非，寫還是不寫？要不再等等？這一等，可能就到猴年馬月了。

劉勰的《體性》，論及作家與作品的關系，認為文章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作家有不同的“才、氣、學、習”，所謂“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劉勰既強調先天的稟賦（才、氣），又重視后天的積累（學、習）。一篇文章，一篇小說，寫成什么樣子，與爹媽有關，與生活經歷、思維方式、知識結構有關。凡此種種，形成了不同類型的作家。他們有不同的觀念，既與別人不同，也可能與另一個自己不同。那么，他們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事實，運用的就是不同的方法。契訶夫不是托爾斯泰，博爾赫斯不是馬爾克斯，胡適不是魯迅，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作家寫得多還是少，一部作品寫得短還是長，也是這個道理。當然了，我還是希望自己能多寫一點，而且該多長就多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