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主題出版物，其中包括這本具有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紀實作品《1937，延安對話》。

2021年6月23日，“征程萬里 見證初心——《1937，延安對話》新書發布會”在中國出版集團會議廳舉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詩人吉狄馬加出席發布會并致辭，中國版權協會會長閻曉宏，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姜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李一昕，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作家王樹增，《人民文學》主編、評論家施戰軍，以及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總經理李巖，中國出版集團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陳永剛，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當代》主編、該書責任編輯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參加了發布會。發布會由陳永剛主持。

《1937，延安對話》書影

吉狄馬加在致辭中肯定了《1937，延安對話》對黨史學習教育的價值，認為該書講述并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問題，吉狄馬加說，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一支與時俱進、充滿活力的隊伍，黨的領導人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有著具有前瞻性的戰略判斷，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從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便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勵精圖治。

吉狄馬加致辭

塵封80年，一部有待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該書在反映戰時的延安、采訪形式以及西方視角等方面，令人想到埃德加·斯諾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事實上，兩本書的作者也是好友。《1937，延安對話》的作者——美國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正是在斯諾的幫助下與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以及其他幾位美國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歷經坎坷抵達延安后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并將沿途見聞與采訪用鉛筆記在兩個筆記本上，真實記錄了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

李巖感慨到，一位西方學者在烽火歲月中不遠萬里，在全國抗戰即將爆發的前夜奔赴延安，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珍貴全貌，其見聞、訪談實錄以及親身感受和思想認知客觀真實地反映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理想和奮斗實踐。他認為這些文字和圖片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具備學者的洞察力和思想性，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歷史必然性，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黨史研究的空白。

施戰軍認為，通過外部視角或國際視角來講述中國故事很有說服力，它就像鏡子一樣，與我們自己的書寫形成了一種對話和相互的輝映。從一個美國人的眼里看中國共產黨和紅色延安，同樣也會帶給我們一種強烈的歷史感，仿佛回到歷史現場。楊明偉認為，這本書與有著“世界獨家新聞”之稱的《紅星照耀中國》是一脈相承的關系，是相呼應、相印證的。

臧永清愿意把該書看作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姊妹篇。《紅星照耀中國》記錄的是埃德加·斯諾1936 年到訪延安的所見所聞，而托馬斯·亞瑟·畢森一行則在 1937年到訪延安，記錄的是 1937 年的延安和領導人的思考。在短短一年中，革命局勢和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領袖們思考的重點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甚至愿意把《1937，延安對話》看作是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臧永清說，在當前這樣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上出版這樣一部具有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文本，既是對建黨百年的慶祝，也是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優良出版傳統的延續。

與《紅星照耀中國》的命運不同，作者畢森到訪延安80多年以來，這些筆記和照片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該書譯者李彥，寫了一篇講述畢森生平的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當代》雜志。文中提到畢森到訪延安的“延安筆記”一事，才引起了編輯的注意。

敏銳地察覺到“用鉛筆記述的兩本筆記本”出版價值的孔令燕說，這是她從事編輯工作二十多年以來用時最長、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她真正被中國革命者的忘我和奮斗精神感動，被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眾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不忘初心，堅定理想

《1937，延安對話》兼有采訪、見聞、日記、游記，記錄了畢森一行人在延安四天三夜的見聞，內容豐富，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參觀了中央黨校、汽車學校，見到了各民族的紅軍戰士，還觀看了一場文藝演出，做了一場演講。其中收錄了毛澤東、朱德、丁玲等人的單人照片以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的合影。在延安短短幾天的訪問過程中，畢森一行被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畢森寫到：“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柳斌杰未能來到現場，他在信中表達了對《1937，延安對話》出版的關切，他認為畢森的記錄和他個人觀念的變化向世界宣示和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所發揮的民族先鋒隊的作用，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以及守護世界和平正義的決心。

閻曉宏說，從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采訪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領袖卓越不凡的氣質和敏銳的判斷力。同時，它清晰地解釋了為什么要把人民群眾的力量作為一個政黨最重要的依靠。

“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住的是貧瘠的地方，吃的、穿的都成問題，但這個隊伍所體現的卻是一種朝氣蓬勃的、有感染力的、有民族凝聚力的、充滿了希望的精神狀態，它引領了中國的精神方向。”楊明偉說，他從書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共領袖們的風采，他們對理想和未來有著堅定的信念和精準的判斷，他們極富個人魅力又和人情味，透出極強的凝聚力和領導力。

在王樹增看來，《1937，延安對話》以詳實的紀實樣式，記錄了在民族最危機的時刻，共產黨人是用怎樣的胸懷來倡導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說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就沒有抗戰的勝利。“革命勝利后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要走什么樣的道路？要有什么樣的擔當？”姜輝則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找到了關于這些問題的精彩而深刻的回答。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李巖說，通過深入學習黨史，能夠切實加強對黨的創新理論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切實增強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唯一正確的道路奮勇前進的自覺性、堅定性，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李一昕評價，作者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便已經看到了中國光明的未來走向，“這本書的內容、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記錄歷史，更在于它對未來的準確預言”。

與會嘉賓合影

作者簡介：

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 20世紀早期美國著名東亞問題研究專家，擔任過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間來到中國，先后在安徽省懷遠縣一所中學以及燕京大學執教。1937年6月，到訪延安，后返回美國。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麥卡錫主義政策影響被迫離開美國。1969年，應邀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為該校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奠基人。

譯者簡介：

李彥，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學。1997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現任文化及語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擔任滑鐵盧孔子學院加方院長，長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從1985年起從事中英文雙語創作、翻譯。曾獲中外多個文學獎項。主要作品有：英文長篇小說《紅浮萍》《雪百合》，中文長篇小說《海底》《嫁得西風》，紀實文學《蘭臺遺卷》《不遠萬里》《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等。 

（照片均由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