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從石家莊出發，一路向東，去尋訪那個紅色的起點——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大黑坨村。

冀東平原，滿目豐美。寬闊平坦的道路上，奔馳著飛速的車輪；高高的線塔，牽拉起銀色的線路，把熾熱的電流輸向城鎮村落；田野的路旁，更是雜花生樹，油菜黃、槐花白、桃花紅。

那一片片青翠新綠和姹紫嫣紅，仿佛嬰兒的臉，宛若新娘的羞，在陽光的明媚中，搖曳著、彈奏著，咝咝咝、嗡嗡嗡、嚶嚶嚶。那是大地的吟唱，那是太陽的低語，那是生命的詩篇……

來到樂亭縣新城區大釗路，遠遠地就看見李大釗紀念館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巍然矗立的8根功績柱。功績柱高3.8米，呈六棱柱形，用淡紅色毛面花崗巖鑲砌而成。

走到近前，我伸出雙手，深情地撫摸，緊緊地擁抱。而后，邁著虔敬的步伐，登上通往瞻仰大廳的臺階。38級臺階，象征著李大釗走過的38年人生歲月。

瞻仰大廳內，漢白玉雕塑的李大釗坐像，神態沉靜，面含深思，目光炯炯。

坐像背面，是鄧小平同志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

一、紅色萌芽

李大釗9歲那年，正值戊戌變法。

有一天，他在同村鄉賢家看到一本書，嘖嘖稱奇，愛不釋手。在多方求書無果的情況下，便做出了一個果斷決定——抄！

這本書，正是清末著名維新派人士陳熾所譯的《重譯富國策》。

此書原文來自于英國經濟學家福塞德所著《政治經濟學提要》，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西方政治經濟的概況。李大釗抄錄的正是這本書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內容。整個抄寫過程雖時有勾劃和重寫，但總體來看工工整整。在序言后面，附有抄寫時間及簽字落款，并蓋有印章。

據1987年《文物天地》第二期登載的《新發現的李大釗九歲墨跡》一文記載：“……書錄《重譯富國策》共68頁，計1.3萬余字。”

昏暗的燈光下，一個稚嫩的幼童，歪著頭，一筆一畫地認真抄寫著。一本薄薄的小書，卻像一把小巧的鑰匙，漸漸地為他打開了一扇厚重的大門，撥開了眼前恍恍惚惚的迷霧……

此真跡，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中。

多年以后，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

兩相印證，大釗所言非虛！

其實，大釗的童年，灰色且沉痛。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釗出生于樂亭縣大黑坨村。未及降生，父親去世。甫及周歲，母親歸天。剛剛推開生命之門的李大釗，接受的是人世間最悲涼的命運洗禮。

祖父李如珍，在艱難困苦中，不顧年老體弱，與孫子相依為命。他每天守護著李大釗，把飯菜嚼爛后一口口喂下。為此，大黑坨村至今還流傳著李大釗是吃他爺爺“奶”長大的說法。

后來，李大釗回憶自己的幼年時光，曾寫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

1899年，10歲的李大釗在家人包辦下當上了“新郎”。

新娘只有16歲，是同村趙家姑娘，名曰趙紉蘭。她纏小腳，不識字，是一個典型的鄉下少女。

在人們的印象中，家長強制的包辦婚姻往往是家庭不幸的根源。但在李大釗身上，這份婚姻卻演繹出了別樣的色彩。

李大釗18歲那年，含辛茹苦的祖父病逝。葬禮的費用幾乎耗盡全部家產。趙紉蘭，這個目不識丁的小媳婦，典當挪借，勉強維持著李家的柴米油鹽。李大釗投身革命事業之后，她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苦苦支撐。

一朵淡雅的蘭花，默默地綻開在大釗背后……

二、“東西”求索

祖父李如珍早年曾在東北經商，親眼目睹沙俄步步蠶食東北、國家風雨飄搖的危機。他常常滿含憂憤，給懵懵懂懂的李大釗講述這一切。每至動情處，李如珍禁不住仰天長嘆，聲淚俱下，桌上油燈的火苗也瑟瑟顫抖。

李大釗10歲那年，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占據了樂亭附近的昌黎、灤州等地。

在大黑坨村中央，有一棵與小村同樣年齡的大槐樹。盛夏，大槐樹綻放著細密的花苞，散發著綿軟的香氣；嚴冬，它凋落一身綠衣，露出蒼老羸弱的筋骨。

中國，這個古老國度曾經的榮與枯，一如大槐樹身上的春夏與秋冬。

然而，中華民族的春天，又在何方呢？

大釗常常凝望著這棵老樹，兩兩相顧，久久無言。

1907年夏季，從永平府中學堂畢業的李大釗放棄進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的機會，決定報考更加符合個人理想和志向的新學堂。

他回憶說，當時有三所學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軍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志，故皆決然棄之。”于是李大釗決心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幸被錄取。

早在永平府中學堂求學的兩年中，李大釗已經開始系統地接受新思想。他閱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作，表現出對國家命運異乎尋常的關注。而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才符合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的理想要求。

1908年開始的國會請愿活動，是李大釗早年參加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活動。請愿活動試圖通過持久而廣泛的群眾運動迫使清政府設立國會，進而成立責任政府。

1910年12月，第四次國會請愿運動爆發。21歲的李大釗參與了全部重要活動，并成為該校請愿活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當時，學界三十余人前赴諮議局，與議長等商定活動行期。在談及本次請愿前途渺茫時，在座眾人無不痛心疾首，激憤異常。學生金毓黻毅然拔刀斷指，鮮血淋漓，眾人大驚；學生李德權持刀割股，血流如注，一時血濺諮議局。兩人忍住斷指割股的劇痛，尋來白紙，眼含熱淚，以鮮血奮力疾書“至誠感人”“請速開國會”。

“那種悲慘激昂的光景，我終身不能忘。”李大釗作為請愿代表，被這番場景深深地震撼了！

國會請愿最終未能成功，但學生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深深嵌入了李大釗的靈魂深處。

1914年，李大釗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習。

當時，社會主義伴隨著多種思潮來到日本。李大釗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種文字，多方面接觸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并對馬克思主義漸漸產生了興趣。留學期間，他廣泛接觸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安部磯雄等人。他們或者給李大釗上過課，或者其文章、譯作對李大釗產生過影響，有的還同他保持密切關系。

這些作品和思想在他的腦海中燃燒起來，熊熊火光讓他熱血沸騰，也漸漸照亮了一條之前湮沒在黑暗之中的大路。

當時在國內，正是清政府下臺后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的時候。1916年5月，李大釗未及畢業，就提前結束在日本的留學，投入火熱的反袁斗爭。

在全國人民洶涌澎湃的憤怒聲討下，袁世凱大病不起，帝制遂付諸流水。

就在這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

李大釗敏銳地認識到這不僅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且是自由的勝利，民主主義的勝利，并認為這些都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對民主主義做了新的解釋，認為民主不但是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文學上也要求人人機會平等。

而那時的歐洲，正是“一戰”后的滿地焦土，西方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在冷靜地反思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群眾運動、社會貧富懸殊分化、寡頭高度壟斷，成為西方社會頭上沉甸甸的三座大山，也成為西方人心頭難解的困惑——這是我們追求的世界嗎？

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思潮，作為醫治當時社會的良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接受。

而李大釗的選擇，無疑是站在了時代潮頭！

三、赤旗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街頭積雪深深。一輛馬車從城內疾馳而出，向東而去。趕車者是一個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車里坐著一位紳士模樣的人。

這倆人，正是李大釗和陳獨秀。

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被捕后，李大釗便著力營救。陳雖出獄，但北京風聲仍緊。為了防止意外，李大釗喬裝打扮一番，親自駕車送陳獨秀去天津，然后轉赴上海。

車外嚴冬蕭索，陳獨秀卻激情似火：“應該組織起來！要想辦法把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李大釗說：“是啊，我也在想！今后我在北你在南，革命該怎樣繼續下去？我們需要成立一個組織，像列寧那樣建立一個黨，把中國的無產者團結起來！”

四目相對，雙手緊握。

1920年春季，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李大釗熱情接待，并介紹他趕往上海會見陳獨秀，籌備建黨事宜。

1920年6月，陳獨秀在上海決定成立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但眾人圍繞命名問題爭論不休。苦惱的陳獨秀致信李大釗，征求意見。李大釗沉思良久，遂提筆定音，主張定名為“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從此擁有了自己的名字。

這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

10月4日，李大釗在北京也成立了共產黨組織。

南陳北李，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兩把熊熊燃燒的紅色之火。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這時，李大釗除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圖書館主任外，還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陳獨秀任國民黨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學。兩人均因事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

1923年6月，李大釗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和毛澤東都堅決主張共產黨員要加入到國民黨中去，組成和壯大革命統一戰線。

國共合作如野火燎原，爆發在嶺南大地。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大釗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

此后，他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

李大釗曾長期在北大任教。為了節省房租，他特意選擇在離學校稍遠的西城租房。每天清晨上班，他都要步行很長一段路。即便這樣，他也從不肯花錢乘坐人力車。中午，他常在辦公室里卷上一張大餅、兩個窩頭充作午飯。

有人曾去李大釗家里拜訪，見他女兒身穿一件大紅的粗布小棉襖，外套粗布小藍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氣，活像一個鄉下瘋跑的野孩子，完全不像一個北大教授的女兒。

客人對此很不理解，李大釗只是淡淡一笑：“孩子們應當從小養成吃苦的習慣，免得長大了什么也不會做。”這種樸素作風，在北大教授中實為罕見。

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起初月薪120元，后增至240元。但他把大部分錢用在事業上，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接濟學生。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沒有活動經費，李大釗當場宣布每月從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經費。

李大釗的慷慨經常造成家庭經濟困難，常常是孩子無法交學費，冬天不能買煤。好在夫人趙紉蘭深明大義，再苦再累，不發一言。

北大校長蔡元培得知后，專門囑咐會計科：每月發薪時，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親手交給李夫人。

四、赤血

國共合作后，李大釗越來越忙。

北方工農運動迅速高漲，南方國民革命轟轟烈烈。因兩黨都與蘇聯支持直接相關，所以當時北洋政府把李大釗稱作“北赤”，把孫中山稱作“南赤”。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北京，四處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息。大街小巷里貼滿布告：“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李大釗更是被再三通緝。形勢所迫，李大釗攜兩黨機要遷入蘇聯使館舊兵營里的一座小院繼續工作。

1927年4月6日，軍警突然闖入。李大釗被捕。

但自始至終，他都堅貞不屈。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報》披露了李大釗遇難的詳細過程：“昨日下午黨人20名已被絞殺決矣……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臨刑前，李大釗神態從容。

祖父朦朧的淚眼，仁人志士的鮮血與怒吼，無數人的前仆后繼，都是為了世界東方這片輝煌而偉大的土地，都是為了讓這片土地重新發出它本應擁有的榮光。

臨刑的李大釗堅信，這個艱難的答案已經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在他眼中從未如此清晰過，一扇全新的大門正在緩緩打開。一個全新的中國，就要屹立在世界東方！

“你們可以絞死我，但你們永遠絞不死共產主義！”

五、魂歸熱土

李大釗去世后，靈柩多年停放于宣武門外一個廟宇內。

1933年4月23日，家屬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為他舉行葬禮，將靈柩安葬于北京萬安公墓。由于李家久無積蓄，北京大學教授紛紛為其捐款。

一個月之后的5月28日，傷心過度的趙紉蘭，追隨李大釗而去。

多年以來，李趙兩人雖聚少離多，但始終不離不棄。最艱難時候，趙紉蘭咬牙堅持，供養了李大釗在天津六年的求學。李大釗歸國成為教授，更是對妻子關愛有加。定居北平時，為了讓妻子適應，李大釗竟然依照老家臥室模樣，建造一個大土炕。于是，冬日寒冷，一家人圍坐在溫暖的土炕上，任憑歡聲笑語在小屋里來回蕩漾。

北平凜冽的寒冬中，仿佛只有這里，才是醉人的春天。

整整半個世紀后，北京萬安公墓專門辟出李大釗烈士陵園，將李大釗和趙紉蘭雙墓并葬在一起。

而絞死李大釗的絞刑架，則被隆重地送入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編號為0001！

六、“共產花開”

我采訪的時候，是暮春初夏交接時節。不少鮮花已經綻放，但絕大多數果樹、菜蔬的花期仍在沉睡。在大多數人的觀念里，春天只是開花和播種的季節。

但是，在大黑坨村一帶，卻是一派收獲景象。紅紅的桃子成熟了，紫紫的葡萄下架了，綠綠的黃瓜落蒂了，更有甜瓜、尖椒、芹菜、茄子、西紅柿等，紛紛走向市場。

是幻覺嗎？不，是現實。

現代農業，溫室大棚，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工可以造春秋。

大黑坨村黨支部書記告訴我，全村2108人，680戶，1600多個大棚，人均收入21000元。

是的，大黑坨村所在的胡家坨鎮，胡家坨鎮所在的樂亭縣，樂亭縣所在的唐山市，唐山市所在的河北省，也大致如此呢。

的確，不管是李大釗的鄉鄰，還是全中國的農民，如今都已經脫離貧困，過上了新生活。他們的臉上，都在綻放著幸福的花朵。

這，不正是當年李大釗和諸多共產黨人認定信仰和主義后，不惜用青春和鮮血澆灌“共產花開”的理想之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