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敵機轟鳴的戰爭背景下，一個天真少女的最大心愿是“什么時候我們的頭上才能沒有鬼子的飛機？” 青春劇《野蜂飛舞》中的黃橙子出生于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家庭，她有溫良賢德的母親，天資優秀的哥姐。戰爭將他們驅離南京，舉家遷至成都華西壩。有一天父親領來一個陌生男孩，讓黃橙子喊他天路哥哥，他因失去親人被黃家收養，黃橙子與沈天路的故事就此揭開帷幕。

文學與戲劇具有相輔相成的關系，新世紀以來，由小說改編的戲劇成為評論界的熱點話題。但是從文學到戲劇，不僅是兩種題材的轉換，更是戲劇思維對文學敘事的凝練、提純與升華，一言以蔽之，是創造性轉化。此劇的改編無疑是成功的，首演時小觀眾們看得認真、耐心；成年觀眾在歷史回望中亦感受到了蒼茫的戰爭環境、真切的人文情懷和歷史文化的積淀。

劇中有意識地安排了老年黃橙子和少女黃橙子的對視、對話及對應，這樣的戲劇設定不僅為流逝的歷史時間在個體生命當中找到了貫穿線，而且呈現了歷史與現實的鏡像關聯，讓從前戰爭的殘酷與當下生活的安寧產生強烈的對比性，也使得戲劇呈現具有間離效用。

少女心事總是詩。此劇透過“野蜂飛舞”的心靈意象、瀑布云一樣的心事浩茫、老銀杏樹的遒勁蒼涼，表現了抗戰背景下的家國命運、豆蔻年華的純真向往。在躲避敵機轟炸時，黃橙子與沈天路第一次見面就彼此沖撞，一個是嬌蠻任性的家中“小公主”，一個是憨厚樸實的鄉下小哥哥，率直冒失的黃橙子跌傷小腿，被初次見面的男孩口嚼草藥敷傷，像木樁一樣扛回家里，這讓她覺得挺沒面子。為了一個鉛筆盒二人又起了爭執，導致沈天路離家出走，黃橙子在內疚中尋找，在尋找中顧盼，一見面便是天真的喜悅，孩子氣地冰釋前嫌。在同一個屋檐下他們成了一對好兄妹。當黃橙子在街頭義賣遇到酒鬼糾纏時，是天路挺身而出保護妹妹；在兩小無猜中、在敵機轟炸時，在天路為給娘買一件皮坎肩而偷偷做苦工的行動中，黃橙子了解了這位哥哥的真性情。天路完全進入了哥哥角色，黃橙子對他漸生崇拜、依賴之情。當天路得知父親參加義勇軍為國捐軀后，不顧阻攔毅然參加空軍作戰，發誓要做頂天立地的人，不讓鬼子的飛機肆意橫行；戰斗中，他駕駛無法返航的飛機沖向敵陣，與敵機同歸于盡。他與黃橙子之間若有若無、時隱時現的天真之情、純真之戀，層層遞進，令人動容。

圍繞著這一對主人公的行動線、情感線，此劇也表現了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抗戰圖景：戰時凡是能夠離開敵占區、輾轉敵后的知識分子，都是具有家國情懷、民族尊嚴、誓死不做亡國奴的人。黃教授就是這樣的人，正如老舍所言，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不能等敵人進來把氣節劫走。沈天路的父親沈棲云雖未出場卻形象高大、豪氣干云，在白山黑水之間，沈棲云為民族而戰，直至犧牲在前線。黃教授不能奔赴前線殺敵，便把好友之子視如己出，這也是民族之義。黃橙子的姐姐在教師、共產黨人李勝利的鼓勵下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線；其大哥加入遠征軍喋血緬甸，正如穆旦詩中所言：“在陰暗的樹下，在激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他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劇中，教授太太們親繡荷包，進行抗日義賣募捐；連小娃娃們也走上街頭，宣傳抗戰；這充分說明中華民族不可欺，犯我中華者，我必拼死以抗，直至勝利。

“野蜂飛舞”在劇中既用來指代敵機轟炸時的嗡嗡嚶嚶、火光飛迸，也指代少女指尖流出的鋼琴聲——在戰爭磨難中愛的萌生、心的跳動。劇中多次出現敵機的轟炸，它像利刃刺破少年夢境。學校里一位女生請求握一握沈天路的手，因為如他一般年齡的哥哥已在敵機轟炸中喪命。黃橙子的母親躲過了轟炸，她穿過的皮坎肩兒卻炸得滿是窟窿。敵機掠過，人群奔跑于斷壁殘垣之中。這些戲劇場面都表現了歷史之傷和家國之痛。但琴聲激越，不斷盤旋、上升，則顯現著身處戰爭環境下的人們心事的浩茫、人性的光亮、血氣的升騰、生命的頑強。

此劇的主體觀眾是青少年，表現抗戰歷史的殘酷性必須考慮他們知識的獲得、人生的啟悟與智慧的增值。在對于戰爭氛圍、戰爭性質、戰爭中人的處境的表現方面，此劇拿捏得當，運筆講究，表現到位。劇作內容充實、結構合理、敘事生動，有童心、童趣。鐘浩導演經驗豐富，舞臺調度靈活，戲劇節奏生動，細節處理鮮明。如黃橙子用竹簍扣住爸爸的頭、跟爸爸捉迷藏的快樂；沈天路用脊背撐起桌板的憨厚；拔雞毛被爸爸追問時，黃橙子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不小心卻把證據——毽子掉落在地的窘況；在得知沈天路犧牲后，她將一腔思念訴諸琴聲的無限悲傷等等，戲劇中都做了生動再現，演員們的表演可圈可點，相互間的配合有一定的默契感，劇中多媒體設計和音樂設計也較好地烘托了戲劇情境。因此，該劇演出所呈現的藝術效果令人感動，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