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凡的時代，是一個創造了輝煌成就和燦爛文明的偉大時代。北魏不僅出現了在中國乃至世界宗教藝術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偉大成就的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也產生了在中國乃至世界科技文化史上占有領先地位的鴻篇巨制——《水經注》和《齊民要術》。北魏不僅僅是一個征服性王朝，更是一個建設性王朝。從北魏進入中原之日起，典章制度的確立、完善和改革即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道武帝時期的制度草創和孝文帝時期的制度改革尤具劃時代意義，北魏政權的生存和發展與此關系極大。

在北魏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拓跋鮮卑鐵騎在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燾等杰出統帥的指揮下，縱橫馳騁，征服了一個個部族和政權；立足代北，挺進中原，橫掃關隴，躍馬江淮，實現了中國北方地區的大統一。北魏的民族融合促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

北魏佛教的興盛始于平定北涼后大量佛教僧侶和信徒的東遷。遷徙到平城的河西僧人中最著名的是釋玄高（402—444），他曾是西秦和北涼國師，入京后又成為太子拓跋晃之師，后在太武帝滅佛時以身殉職。來自涼州的曇曜和師賢在文成帝興復佛法后成為平城也是北魏全境的佛教領袖。罽賓王族出身的沙門師賢是文成帝興復佛法后的第一任道人統。云岡石窟最初的開鑿，主其事者即為曇曜，足見涼州佛教對北魏佛教影響之大。

文成帝即位僅兩個多月，便下詔恢復了其祖父太武帝所毀滅的佛法，不久又下詔開鑿云岡石窟。佛教自文成帝初年恢復以來的二三十年時間里，由于統治者大力提倡而得以長足發展，京師平城及其周邊地區成為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孝文帝繼承了文成帝以來北魏諸帝后禮佛的傳統，史稱其“尤精釋義”，佛教繼續得到發展，并且日益繁榮。遷都前云岡石窟的開鑿并未停止（有太和七年、十三年題記佛龕為證），遷都后嵩山寺院興盛起來，同時位于伊、洛之濱的龍門石窟的開鑿活動也隨著篤信佛教的皇室成員、貴族官僚以及大量平城各色居民的南遷而展開。與遷都同步，北魏佛教的中心從平城轉移到洛陽。洛陽佛教的興盛狀況，我們可以從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對北魏末年佛寺的記載中得到充分的認識。

文成帝下詔恢復佛法不久又“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 “興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和平（460—465）初年，沙門統“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北魏還專門設石窟署負責石窟的開鑿。佛教寺院的修復以及佛像的興建與石窟的開鑿，是文成帝時期最主要的工程，也是北魏藝術成就的具體體現。盡管有不少窟龕和造像在歷史上遭到破壞，但我們仍然能夠從現存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感受到北魏藝術成就之輝煌燦爛。

與平城云岡石窟為大型的皇家工程不同，龍門石窟從開鑿伊始便出現了各級貴族官僚、僧尼信眾出資雕鑿洞窟佛像發愿祈福的活動，并且以造像記的形式將雕鑿的時間和動機等要素刊布出來。這些造像記是了解北魏后期佛教興盛狀況的直接見證，其與出土的大量北魏墓志等碑刻文物構成了魏碑書法藝術的主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魏輝煌燦爛的藝術勝景。書法作為一種可供欣賞、品鑒、裝飾的藝術，是中國文字書寫中的獨特現象。魏晉南北朝是書法史上的神圣時代，這一時期書家輩出，可謂群星璀璨，光耀奪目。魏碑書法藝術，雖然很難確知書寫者的姓名，但它們同魏晉南朝那些名聲顯赫的書法家的作品一起，共同造就了這個神圣時代，同時對唐楷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

北魏都城南遷后，除了龍門石窟的開鑿，在京師洛陽也出現了寺院林立的景象，不少寺院規模宏大，如宣武帝所立景明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 （一尺約合今0.296米，一步六尺約合今1.776米；500步即888米），“山懸堂觀，一千余間”。胡太后所立永寧寺塔最為壯觀華麗，其規模空前絕后：“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約266米）。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296米）。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 “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 “僧房樓觀，一千余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 “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北魏滅亡之年（534）的二月，永寧寺 “浮圖為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

波斯國胡人出身的沙門菩提達磨“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云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為經歷豐富的波斯國胡僧菩提達磨所贊嘆不已的永寧寺，的確有著無與倫比的輝煌與壯麗。永寧寺可以被視為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巔峰之作，而其裝飾也應該是能夠代表北魏圖像藝術最高成就的，只可惜今人已無法了解。否則，我們對北魏藝術所達到高度的認識會發生根本改觀。

魏晉南北朝也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史上成就最輝煌的時期，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西晉初年裴秀所創立的“制圖六體”理論及以之為指導繪制出的中國最早地圖集《禹貢地域圖》和《地形方丈圖》；一是北魏后期酈道元所編撰的地理學巨著《水經注》。

《水經注》四十卷，記載了1252條河流的流向及其自然狀況，對河流所經之地的行政建制沿革、城邑存廢、歷史故實詳加記述，是中國古代現存最早也是最為系統完備的綜合性地理著作。在認識中國古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水經注》具有無可替代的巨大科學價值。由于其所引用文獻碑刻大多已經亡佚，因而也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其對自然風光的描繪，體現出很高的文學水平。酈道元頗為關注與戰爭相關的地理要素，故而其對研究古代軍事史也具有重要價值。《水經注》不僅是中國地理學史上的劃時代巨著，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酈道元被譽為“中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地理學家”（日本地理學家米倉二郎）；《水經注》則是“世界地理學的先導”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北魏統治北方長達近一個半世紀之久，統一穩定的時間也在百年左右，尤其均田制實施后農業生產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賈思勰正是在北魏最后的半個世紀里生活于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青齊地區，他把傳統的農學著作和生產實踐經驗結合起來，于東魏初年編撰完成了綜合性農學著作《齊民要術》，全面總結了秦漢以來迄于北魏末年北方地區的農業科技知識，對當時及后世的農業生產和農學著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該書內容包括農林牧副漁各個方面，從耕種到收獲、加工甚至出售的生產環節應有盡有，被認為是一部有關中國古代前期農業生產的百科全書。書中所載農業生產技術、方法和經營理念，不僅有助于了解古代農業生產的具體細節，同時更具有指導生產實踐的重大意義。《齊民要術》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農書，是一部體大思精的農學著作，構建了嚴密的古代農學體系。這一體系為后世農書所繼承，為中國古代農學著作的體例開辟了新天地。甚至可以說，《齊民要術》是一部關于中國古代北方旱地農業生產的“圣經”，其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效益，無論怎么估量都不為過。

北魏與周邊各個政權特別是北方的柔然、吐谷渾、高麗以及東晉南朝政權有著頻繁而密切的和戰關系，也與較遠的西域發生了頻繁的通使關系。北魏之后“拓跋”一詞被突厥、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人作為中國的通稱，直到金元之際的中亞人還把漢人稱為“桃花石”。

宣武帝時期北魏國力走向鼎盛，外交關系也空前頻繁，先后有大約一百個左右的國家到北魏京師洛陽“遣使朝獻（朝貢）”，與北魏建交成為眾多西域國家的目標。如西方大國波斯，“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在都城洛陽的城市布局中，就有專門供外國來華使節、商人和僑民居住的區域及相關建筑設施。這也是北魏國際交往空前頻繁的重要標志，史稱其時“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受北魏文化吸引來華的這一萬多家附化之民，反過來也對北魏文化發生影響。在北魏與其域外國家的交往中，物質文化的交流占有很大比重。北魏的絲織品和外國的奇珍異寶通過使節和商團源源不斷輸入各自國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彩色玻璃制造技術的傳入，這是中外技術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月氏國商人在北魏太武帝時期來到平城經商，并帶來了先進的彩色玻璃制造技術，它們在北魏京師制造的彩色玻璃，“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太武帝 “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精神文化層面的交流更加重要。悅般國使節將“鼓舞”傳入北魏并被“設于樂署”。眾所周知，西域音樂歌舞和繪畫雕塑藝術等對中原地區有較大影響，這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成果。在北魏與西域的交往中，佛教文化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北魏強大的國力和佛教信仰的興盛，是外國使節頻繁入華的主要原因。在北魏都城洛陽有大量來自西域的僧人，史稱“時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帝專門立永明寺“以憩之”。該寺“房廡連亙，一千余間，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余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除了洛陽城西永明寺外，城南菩提寺和城西法云寺也是西域僧人居住及西域胡人進行佛事活動之地。

一年一度盛大的“崇福”大典在景明寺舉行，“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位于城西的融覺寺，“比丘曇謨最善于禪學，講《涅盤》《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 “曉魏言（漢語）及隸書（漢字），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嘆，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之于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圣人。”

孝明帝時期，胡太后派遣宋云和惠生出使西域，觀禮佛國，訪求佛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宋云、惠生出使是帶著北魏朝廷的詔書而去，每到一國，都要向其國王宣示詔書，即便如“兇慢無禮”的乾陀羅國王也說出了“大魏如我父母”這樣的話。捍摩城（或為于闐國屬地）是當時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眾僧”，“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魏國之幡應該是到西域朝拜的佛教僧人或北魏使節、商隊攜帶而來，如此之多的魏國之幡反映了北魏在西域的巨大政治和文化影響。佛祖釋迦牟尼曾經生活和傳教的烏場國，為當時西域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宋云、惠生出使的主要目的地。烏場國王對北魏的情況不甚了解，在宋云和惠生的介紹下，對信仰佛教的北魏表現出極為憧憬的心情。根據《宋云行紀》的記載，宋云和惠生西行，除了取經和出使外，還帶有宣傳北魏文化的使命。遙遠的烏場國有“解魏語人”，也表明北魏文化的影響早已遠播域外。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