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全國勞動模范，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茅盾文學院院長。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魯迅文學獎、正泰杯報告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

他心懷對祖國和人民的強烈感情，行走在祖國大地上，沖鋒在危險的第一線，用自己的筆觸記錄著社會發展過程中與人民群眾生活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他前往全國多地深入走訪，創作了《革命者》《雨花臺》《忠誠與背叛》《少年英烈》等一系列反映新中國成立之前黨史的文學作品；他歌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那一群充滿激情和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歌頌建立新中國的腥風血雨戰斗中那些不怕犧牲、勇猛沖鋒的革命將士們，歌頌在建設偉大社會主義強國征程中的英雄人物們……他就是被譽為“國家敘述者”“當代中國歌者”的當代中國報告文學領軍人物何建明。

從事報告文學創作40多年來，何建明用60余部具有時代“體感”和溫度的作品，還原立體真實的黨史場景，講述生動鮮活的中國故事，闡發大國擔當的中國精神；用甘于奉獻的勞模精神證明，面對重大事件和時代變遷，中國作家不僅未曾缺席，還用文藝“輕騎兵”打了大仗。面對記者的采訪，他堅定地說：“用文學作品表現、反映歷史和時代的進步，為人民立言，為時代放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用文學的力量讓黨史可觸摸有溫度

記者：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央宣傳部出版局聯合有關單位和部門推出的“書映百年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好書薦讀”書單中，您所著的《革命者》赫然在列。有人說，這部作品把“革命者”寫真了、寫活了，寫出了他們與堅定的黨性水乳交融的光輝人性，請您談談創作感受。

何建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青春革命之大史詩。在創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非常注意尋找那些英烈人物的個人化的細節和小事。如革命家劉伯堅、李碩勛臨刑前留下的珍貴家書，舐犢情深，讓人見之落淚，“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王一飛在戎馬倥傯中寫給妻子的家書，溫情備至，展現了革命者的俠骨柔腸。這些鐫刻著歷史痕跡的革命細節，托起英烈們作為“普通人”的立體感、豐富性，讓英烈精神走到我們身邊，讓他們的人格魅力獲得彰顯。

英烈的個性表現與故事藝術性需要緊密結合，文學性和藝術性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每一個故事和細節都要做到生動與精彩，讓讀者閱讀后有種“身臨其境”“欲罷不能”之感。這些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年代凝聚和鑄造了堅定的革命初心，他們用自己的使命擔當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現在，《革命者》俄羅斯語版已出版，英語、法語、阿拉伯語版版權輸出合同已簽署。我希望，《革命者》帶著中國共產黨人慨然擔當、舍身為民的大無畏精神走向更多讀者，使讀者在這些英烈故事中進一步理解黨史的深刻內涵。

記者：此外，您還創作過《我的國家史》《忠誠與背叛》《部長與國家》《警衛領袖》《可愛的共和國人》《雨花臺》等多部紅色題材作品，展現了眾多生動感人的共產黨員形象。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后，作為講黨史的作家，您開設了系列“文學黨史課”，可否談談您的心得體會？

何建明：每次到歷史紀念館、革命烈士陵園參觀后，都覺得這些人物太生動、太感人，他們的生命所呈現出的光芒，有的是星光一閃，有的像火焰一般一直在燃燒。可以說，新中國的紅旗就是用他們的鮮血染成的。如果讓這些人的形象立起來、活起來，那我們的黨史教育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如何讓紅色故事入腦入心？我認為有3點：第一，紅色文學創作應當尊重歷史的原貌。黨史上的真實故事比文學家的塑造更豐富、更動人。歷史是由人創造的，要更深入、更準確地了解黨的歷史，就要了解黨史中一個個真實的人物，再以文學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第二，每次寫英烈人物，我都會非常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普通人，有喜怒哀樂的精神世界。比如，為了完成這部最新創作的《雨花臺》，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書房里與之相關的書摞起來有一人高，我還在雨花臺實地采風。只有通過各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去理解、去書寫他們。第三，每個時代的人們閱讀方式不一樣。我盡量以現代人的情感和審美方式進行創作，考慮到老中青不同年齡段讀者的興奮點。

我希望講述的人物是立體、鮮活、可觸摸、有溫度的。現在的美好生活來之不易，我們國家的強大也來之不易。回顧100年前的中國，那一批年輕人也就是二十幾歲，他們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為了建立新中國，用生命的代價換取了我們的今天，他們的事跡值得一直傳頌下去。所以，通過文學作品使這些英雄人物、革命歷史走近我們，讓我們始終不忘本，更好地珍惜今天、創造未來。

與時代同步伐，文藝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記者：作為“國家敘事”文體的踐行者，您的創作始終與時代精神血脈相連，折射出對社會和時代強烈而鮮明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既探討發展中出現的矛盾與困難，又努力挖掘社會生活中的光明與積極因素，彰顯了文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請談談作家創作如何更好反映出不同時期的感人故事。

何建明：作家要以行動介入生活，以寫作見證時代。我的報告文學創作大多是與中國改革開放歷史同步的，是國家的迅猛發展及發展中所呈現出的時代風貌，社會變遷的豐富與多彩性給了我進行“國家敘事”的可能性與言之有物的廣闊前景。生活在今天的中國，每天都在發生感人至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一直激勵著我，讓我的生命呈現出一種旺盛、良好的狀態，這種狀態跟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進步緊密相連。我迄今已經從事報告文學創作40余年，但對于中國報告文學的書寫，到現在我仍在路上，仍在不斷探索。面對層出不窮的現實題材，我想幸福地去占有它，還要及時、精彩、生動和藝術地去書寫它。

記者：您創作的《詩在遠方》揭示中國脫貧攻堅偉大意義，《德清清地流》傳播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理念，《生命第一》唱響抗震救災中可歌可泣的生命贊歌，《北京保衛戰》記錄真實的抗擊非典片段，《第一時間》展現上海各條戰線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實，《浦東史詩》展現浦東開發三十年創造的經濟奇跡，《國家》描寫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大規模撤僑的國家行動……可以說，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稱講好中國故事的深情之作，這是中國報告文學能夠挺立時代思想高地的根本。請結合您的創作談談是什么樣的情懷讓您始終關注時代、書寫“國家敘事”，創作這一文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建明：文字有其獨特力量，可以產生久遠的效果。報告文學作品承載和反映著一個人、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其不單單屬于作者個人，同時也屬于整個社會。我一直以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應該不僅僅是作家，還是思想家、社會活動家，需要通過不斷地接近真相與深入思考來逼近現實，讓讀者感受到作品背后所體現的時代變遷、國家形象。

比如在2003年，北京非典伊始，我受命奔赴一線，期間兩個多月不能回家，幾乎每天在西四的一個小房子里泡方便面吃，體重從190斤降到了150斤。但為了盡可能在文學形態的真實中還原現場，我必須這么做。再如2020年，我選擇在上海記錄抗疫的真實過程，自覺地以一名“現場者”的身份，一次次深入走訪社區、醫院和虹橋、浦東機場以及治療新冠患者的兩個方艙醫院等地，去觀察、感受和書寫疫情中的上海。這兩次創作，讓我真切感受到，經過了10多年的體系化建設，當再次面對洶洶而來的疫情時，中國采取迅速果斷的行動、取得的良好成效，為其他國家樹立了抗疫榜樣。而《詩在遠方》承擔的則是向中國和世界展現脫貧攻堅成果的責任，中國“擺脫貧困”的斗爭，看似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實際上是中國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的一個中國方案、中國經驗。這就是我心中“國家敘事”的立場站位。

幾十年來，我一直走在關注國家重大題材這條路上，在深入一線調研采風時，凡是對方提供的材料，我務必自己核實，親自走一走、看一看，再和人聊一聊。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第一現場才能觸摸與感受事件的真實面目和現象本質，才能帶給我們對客觀事物最直接、最感性，也最能抵達本質的認識。現場是有溫度的，能夠激發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正義感和原則性；現場又是嚴酷和冷靜的，能讓狂熱和焦躁的情緒平靜下來。用真誠的姿態去接近現實，恰恰可以讓我們獲得對事物最真切的認識與體驗，進而為更精確地表達情感、講好中國故事而服務。

秉持人民立場是一個作家文學生命的全部支撐點

記者：報告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您的創作飽含著平民情結，流露著憂患意識，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甚至有時要把自己置于危險的境地。對此，曾有人指出，報告文學作家“需要勇氣，需要激情，需要體力，需要堅韌，更需要由判斷和把握所構成的理性，必須剖開胸膛直面現實”。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您認為文藝工作者應該秉持怎樣的初心？

何建明：是的，報告文學承載著歌頌光明、針砭時弊、激勵未來的功能，報告文學作家不僅要有敏銳的眼光和清醒的頭腦，還要有無畏的犧牲精神。2000年出版的《共和國告急》，在創作時，為了了解亂采亂挖礦產資源背后的真相，我多次深入礦區，有好幾次都是直接與那些有真刀真槍的“山寨王”和“金把頭”周旋，稍有不慎，命就可能丟在那里。在2005年出版的《根本利益》封面上，寫著“事關中國的生死命運和十三億人民的明天”這樣一行字，我希望通過對“看不見”的腐敗問題的揭示，剖開腐敗產生的土壤，引起大家的思考與警覺。

進入新時代，我們的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的創作重點也逐漸更多地關注國際外交、脫貧攻堅、生態文明等主題，但初心始終是為人民立言。我一直認為，想要成為一名真正的“人民作家”，第一需要具備的是對祖國和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是否秉持人民立場，是一個作家文學生命的全部支撐點。

記者：去年年底，全國首個以當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學研究機構——何建明文學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旨在研究當代現實題材文學創作和培養青年文學家。請您談談青年作家創作時最應該體現的品質。

何建明：我認為，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沖鋒的戰士。這可能與我曾經的軍旅生涯有關，至今我仍覺得自己像年輕的戰士一般，時刻準備出發，用手中的筆記錄我們的時代。這些年我寫了很多講述中國發展變化的作品，作家應當自覺地承擔起對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記錄的使命。其實這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優良傳統。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50多個黨員中就有茅盾先生和他的弟弟沈澤民先生，中國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等時期，我們的文學都不曾缺席。作家們用親身經歷、體驗、作品和感召力向我們展示，每當中華民族處在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們都在用文學的方式沖鋒陷陣。

正因如此，我想跟青年作家們說，創作就要腳踩下去，踩在時代的節奏上，踩在民族的命脈上。然后通過觀察、思考、研判，繼而充滿理想和激情地書寫真實的中國故事。這是一件必須要去做的事。我總是告誡我的學生們，不要總是沉浸在手機里，也不要滿足于課堂上學到的東西，更不要拿著別人提供的材料寫，其實那只是在重復別人的思想。作家要走下去，用自己的身心去投入，扎根在現實中，通過與人民群眾的朝夕相處，去觸摸與感受。我也會帶著我的學生一起走下去，走下去才是真正踩在現實的大地上。

報告文學寫作除了必須具備其他文體寫作共有的功夫，必須承受的是采訪調查等勞作之苦。設想一下，為了一次采訪，一天要換乘五六種交通工具，行程20多個小時，早上還在繁花似錦的京城，深夜就到了狗吠狼嚎的深山；為了弄清一個事件，被礦主用土槍頂著腰眼以命換素材；為了調查貧困生現象，一年走幾十所大學，采訪當事人400余位……這些都是我經歷過的。但任何艱辛都無法消磨我的熱情與意志，消磨我對文學的執著與熱愛。如果讀者從我的作品中獲得了一些感動與啟迪、振奮與激蕩，我也就十分欣慰和知足了。我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還將繼續走下去，因為祖國和人民永駐我心，這份情常青永鮮！（曹雅麗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