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讀書會：“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鹿鳴讀書會成立于于2020年12月，由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兆路老師創辦，現任主持人為鄒佳茹。讀書會成員主要包括中國文學批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等專業的碩、博士研究生，旨在通過精讀、分享和對話，養成大家在文學學術上豐富多元之面貌、兼容并蓄之氣度、自由開拓之精神與務求高遠之自期。

笑罵文章奇千古

朱海嘯：《聊齋志異》的創作應當說是具有交互性的，是在作者和讀者以及其他群眾的對話中完成的，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特點。蒲松齡談狐說鬼的故事題材很多都直接來自于親朋好友（也即其最早的讀者群）和其他普通群眾。而除了這一類廣搜而來的奇聞逸事，還有街頭巷里的民間傳說、前人已經寫就的故事傳奇，以及蒲松齡自己的想象創作。所以，在《聊齋》的成書過程中，“潛在的讀者”與“現實的讀者”達成了某種程度的統一，并且還成為了“潛在的”創作者。因此，《聊齋》的創作與接受在傳世之初是緊密相連的，尤其生動的。

董恬：《聊齋志異》在清中后期就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暢銷書”了，達到了“幾乎家家有之，人人閱之”的地步。從地方傳播到全國，這自然要歸功于當時印刷媒介的發展，此外，文壇領袖王漁洋的青睞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在清代，《聊齋》的仿作和續書已經大量涌現，從題材到敘事技巧、語言藝術等各方面，大多高度效仿原書，沒有什么創新，這樣的熱潮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而真正確定《聊齋》一書在中國文學史坐標的是魯迅，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其為“專集之最有名者”，從而也開啟了志怪小說創作的又一番熱浪。

陳志偉：《聊齋志異》也廣受域外讀者的歡迎。18世紀中期開始，《聊齋》就通過翻譯和介紹從中國走向了世界，首先在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傳播開來，并引發了一股股仿作和研究熱潮。鴉片戰爭后，《聊齋》逐漸走入了西方國家讀者們的視野。英國漢學家翟理斯在其著作《中國文學史》一書中即以出人意料的高度肯定了蒲松齡的藝術成就：“這個（清）王朝的文學開拓者是一個講述奇異故事的人”，認為《聊齋》和《紅樓夢》是清代文學的代表。而法國漢學家克羅德·羅阿則說，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寓言。《聊齋》當之無愧是我國文言短篇小說的一座高峰。

人何寥落鬼何多

朱海嘯：《聊齋》大部分篇章寫的是狐仙鬼怪，但其實究其根本，也基本未跳出世俗世界的倫理道德，人類社會之倫理，及于狐仙、花妖、女鬼、禽獸，依然有效。如《胡氏》一篇，狐仙想和人類結親家，但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樣半夜忽至，但凡有點臉面的狐貍，也是要規規矩矩地婚喪嫁娶。又如《夜叉國》一節，人類的男女之防、夫妻之專，在夜叉里也是有的，而且沖突的方式較人類更加激烈。《聊齋》成書于清初的變亂播遷之中，故事背景多涉動蕩，而作為山東人的蒲松齡，身上又有神仙丹道和孔孟之教這兩種迥異的文化基因，所以從夫婦倫常這個角度來討論《聊齋》這部虛構得近乎荒誕的文學作品，也頗有趣味。

陳志偉：其實和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同，《聊齋》中的秀才們，對狐貍精的要求并不全然是“性”，縱欲之人往往下場悲慘，足以為戒；他們更希望找到“靈魂伴侶”。可見秀才們精神上的饑渴尤甚于身體上的饑渴，滿足精神的需求往往比性欲的釋放要難得多。《聊齋》里也很寫了一些女子才華要高過男性的故事，比如《仙人島》，神女實在看不下去丈夫蹩腳的文采，直接對丈夫說：“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于是丈夫“大慚，遂絕筆”。像這樣女子才華見識高過男子者還有許多，這些狐女鬼神往往讓我們想到柳如是、董小宛之類的傳奇女子，以及《鏡花緣》里多九公在黑齒國受兩個少女“吳郡大老倚閭滿盈”之嘲的笑話。

董恬：狐仙們雖然神通廣大，但面對的問題和人間主婦們并無不同。一個優秀的狐仙，要善于經營家庭的財富，借助自己的法力，使整個家庭的生活能夠有條不紊地運轉下去。如此這般狐貍夫人治家謹嚴而丈夫遂得雍容的故事，不鮮見于《聊齋》。更有婦把持家庭一切日常生計而致富，供夫讀書進學者。而且即使是神通廣大來去自由的狐仙，也沒有“結/離婚自由”，婚禮乃是為和合兩姓之好，不單單是夫妻二人的事情——即使親家可能連人都不是。《聊齋》里多處可見宗族之間的械斗，就比如《胡氏》，一樁親事定不下來，竟引發了人狐大戰。

鄒佳茹：狐仙們來無影去無蹤，又本領高強，帶著毫無理由的奉獻精神，一頭扎進秀才們單調乏味的生活。待到書生不再孤獨寂寞了，不需要她們了，她們又多半會迅速消失。《聊齋》中不但有大量的狐仙鬼怪前仆后繼地投懷送抱，甚至還有兩妖共同為書生侍妾者。但也有《嬰寧》《青娥》那種男子仰慕女子而主動投奔女方的故事，在這些故事里，男子出于真摯的感情毅然翻山越嶺地去追求姑娘，最終成就一段佳話。此類故事倒能算是愛情故事，而夜半而來、天明而去的狐仙們，于愛情味淡，于艷情味濃。

韶虞鄭衛兩相存

陳志偉：正如剛剛提到的，《聊齋》中許多故事都是對現實的映射，同時也是蒲松齡的自我抒寫。《聊齋》中很明顯的一大主題即為“士不遇”，這個主題往往伴隨著科舉不公、仕進無門這樣的內容表現出來。例如《葉生》一篇，書中稱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場”，葉生空有傲世之才而不逢知遇之士，即使受到丁成鶴的資助仍無法在科考場中遂愿。葉生因此郁郁而終，化鬼而終成舉人，卻已與昔日親朋陰陽永隔。這樣的故事在《聊齋》中數見不鮮，《考弊司》諷刺科舉考場上行賄舞弊之事；《司文郎》《賈奉雉》嘲弄了考官的愚昧無知，這些應該都是與蒲松齡自身屢受挫于科場的經歷不無關系的。

朱海嘯：蒲松齡借鬼神事寫人間事，悲恨之意搖蕩筆端，所以《聊齋》中的故事才能如此切中肯綮，使人感同身受。蒲松齡纂集編寫《聊齋》恰是我國古代“發憤著書”說的一種體現。司馬遷受腐刑而著《史記》，其《報任安書》自明己志，在歷數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之徒遭逢困厄而成一家之言，明著于后世，功遺乎千載后，稱這些作品“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蒲松齡編纂《聊齋志異》，同樣是落魄孤煢之時，同樣寄托著對現實的無奈與不滿，無外乎這樣短小精悍的文字卻有如此動人的力量，而成為不朽名作了。

鄒佳茹：蒲松齡寫作《聊齋》應該是有向史傳書寫取法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篇目后的“異史氏曰”，其實就是有意識地模仿《史記》的“太史公曰”。從蒲松齡效法史論的書寫方式可以看出，他寫作《聊齋》并不只是為了抒寫自己的個人懷抱，且還有更加廣闊的社會關懷。比如《金世成》，講述一個瘋癲的假和尚先靠飲食穢物奪人眼球，吸引到一大批信眾，借機大肆斂財。縣官看不過去，罰了他一頓板子，責令他修建孔廟。誰料愚蠢的信眾執迷不悟，竟爭相募捐以施救，孔廟僅半月便建了起來。這里，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謂金世成佛。……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圮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羞矣。”這就辛辣地諷刺了社會上表里不一、徒有虛名、妖言惑世之徒。蒲松齡在《聊齋》中是寄托了相當厚重的社會關懷的。

董恬：《聊齋》中的篇目，一部分確實具有深刻的社會含義與現實精神，但是也有一部分，例如《耳中人》《瞳人語》等，并無言外之意、話外之音，其實只是作為逸事被記載了下來，供人獵奇玩樂而已。《聊齋志異》中篇目的兩種不同價值取向在蒲松齡的《自志》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他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火。”可以看到，《聊齋》中很多故事都是蒲松齡道聽途說而來，作為奇物異事收錄下來的。另一方面，他又說：“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證明也有相當一部分篇目是蒲松齡苦心孤詣創作而有所寄托的。因此，閱讀《聊齋》時必須重視其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寫作取向，否則難免有牽強附會之談。

亦幻亦真演世情

董恬：將小說改編成影視劇是非常普遍的，但畢竟二者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在情節與主題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由程小東導演的三部電影《倩女幽魂Ⅰ：妖魔道》（1987）、《倩女幽魂Ⅱ：人間道》（1990）和《倩女幽魂Ⅲ：道道道》（1991），第一部雖然刪去了小說《聶小倩》中聶與寧回府結婚生子的情節，并增加了“聶被迫嫁給黑山老妖”這一故事線，但總體上還是還原了小說，后兩部則與小說完全脫離，甚至女主人公都被改換，小說則成了電影的“跳板”。《聊齋志異》同其他古典小說一樣給影視界留下了一筆豐富的寶藏，不僅是對小說的“覆現”，其中的“衍生品”也層出不窮。

鄒佳茹：影視劇的主題也與小說有所不同，《聊齋》所呈現出來的是生死輪回、善惡果報等儒釋道混雜的觀念，小說《畫壁》的主旨即如文末異史氏所說：“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而陳嘉上導演的《畫壁》（2011）不僅大幅改動小說情節，還對小說的主題作了改動，電影《畫壁》呈現出的是對男女情愛的肯定與贊揚，雖然電影里的仙境仍然被設定為“畫中境”，是“幻”，但毋寧說這是平行世界的另一種現實，是“真”，“畫中境”里的美與愛得到了盡情的渲染，這與小說《畫壁》意在揭示“幻由人生”有很大的不同。

朱海嘯：小說與影視也有共通之處，即都是“世情”的演說者。《聊齋》中畫人畫鬼、寫狐寫仙其實都是在描摹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的現實景象——貪官污吏對百姓的壓迫，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束縛，最底層人民“善惡有報”的信念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也是小說的社會意義之所在。影視劇則是表現當今社會的世情，《畫壁》有一段情節是翠竹、云梅等仙女談論自己喜歡的男人的類型，我認為這是對女性愛情解放的隱喻，女性在愛情中可以占有主動權而不是男權的附屬品。電影《畫壁》里“姑姑”這一角色則貫穿古今，象征著存在于各個時代愛情的束縛者與扼殺者。

陳志偉：無論小說還是電影，它們并非意在表現神鬼與人間的對立，正如《倩女幽魂Ⅰ》中聶小倩的臺詞：“鬼跟人一樣有好有壞，世界上許多人害人比鬼還兇”，《聊齋》里并沒有“人—鬼”的對立，有的只是“善—惡”的分別，懲惡揚善的價值取向是貫穿始終的，所以小說《聶小倩》中寧采臣才會“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聊齋》寫鬼怪狐仙實則也是在書寫人世間，假如我們拋卻“人鬼有別”的俗見來解讀這部書，那么所謂的“虛幻奇特”其實就是“世間真實”，小說與影視只不過用不同的方式來向世人演說世情罷了。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6月2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