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這位民國報刊主編，法國自然主義文學譯者，在近百年的時間里，似乎被遺忘了。更為準確的說法是，他被放進自然主義文學的抽屜里，緊接著就被遺忘了。這個自然主義抽屜，自然是不存在了，乃至于說，它所附屬的整個家具都清理出了房間。真實情況要驚心動魄得多，也更令人費解得多。在歷代文學史編撰者的書中，李劼人，要么直接被忽視，要么只是被看作一個次要的人物。當然，不乏一些翻案者，如曹聚仁、劉再復等人，劉再復甚至將《死水微瀾》視作（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小說史中最精致、最完美的長篇，但放在整個文學評價體系，對李劼人的重張并不太成功，且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證明和想象。在近四十年的學術研究中，李劼人自然得到了某種公允的認知，他被看作是巴蜀世界或者四川世界的重要作家，地域性、時期性被著重強調了出來，可以說，關于李劼人的真實想象似乎還沒有出現。很多問題仍然有待解決。首先，浪漫主義在中國有存在的蹤跡，現實主義也有，象征主義也有，甚至古典文學在中國也有存在的蹤跡，為什么自然主義憑空消失了？其次，以自然主義命名李劼人的文學是否就已足夠？最后，為什么李劼人從文學史中“消失”了？

李劼人

關于李劼人的被遺忘，趙毅衡有一段評價，或許可以作為重啟李劼人想象的開始。“李劼人之所以被遺忘，對他的反對或批評，都無法成為定論，我想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沒有貫穿始終的主張，也沒有前后一致地努力。三部曲的耀眼光澤，淹沒在大歷史的話語洪流之中，反復修改，只能越改越死板。好在妙手偶得一氣呵成的杰作《死水微瀾》不可能被改動以迎合時代精神。這不僅是李劼人的大幸，更是中國文學史的大幸。”不過，趙毅衡言中的李劼人與文學史的互動關系反而不是我比較關注的，我最注意的是，趙毅衡說，李劼人始終無法貫徹某一種主張。在中國文學史的視角下，主張幾乎是應有之義，魯迅有，莫言有，某個淹沒無聞的小說家也應該有，此外，主張又聯系著立場、現實感、態度、敘事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現當代文學史中的主張，常常類比于古典文學的諷喻，毫無疑問，在文學史書寫中，前者幾乎取代了后者，但從實際層面上來看，前者只是占據了后者消失后的那個空白。回來說，言下之意，我們幾乎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主張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作家怎么會沒有主張呢？怎么獨獨李劼人沒有主張？

《死水微瀾》

帶著這個疑問，我找到了新的資料。在《關于李劼人的文學》，海谷寬寫道，“我越發感到，他（李劼人）的思想并不是向心性的，而是擴散性的。”為了佐證擴散性思維，海谷寬還特意說，中華民族對事物的反應并不十分敏捷，這個民族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實現其目標。內在傳統如此，想改變也改變不了。姑且不論，李劼人與此類民族潛意識是否有前后關聯，且說李劼人的擴散性思維。從具體的闡釋來說，海谷寬顯然較趙毅衡更進一步，當趙毅衡還在商討李劼人和文學史的互動時，海谷寬已經思考著李劼人和共同體想象的關系。對比之下，趙毅衡的造像是教課書上的李劼人，海谷寬的造像是生活與歷史中的李劼人。不過，海谷寬無疑與趙毅衡的說法遙相呼應。實際情況不單單是，李劼人沒有主張，他選擇了無主張的策略，實際情況更是，李劼人本來就沒有主張，他的思想里沒有一個“心”。海谷寬所言的心，其實是一個錨點，它便利文學書的書寫，便利影響與往來，可它并非真正的便利，這就過渡到了心的另外一層意思，它是一個被造的心。李劼人的無心，恰恰就是一種心，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心。

在某種敘事里，有心無心構成了一組平衡和矛盾，有心的猶如刺猬，無心的猶如狐貍，這個區分肇始于阿基洛科斯。在《刺猬與狐貍》中，以賽亞·柏林對此有詳細的說明，“一邊的人凡事歸系于某個單一的中心識見、一個多多少少連貫密合條理明備的體系……另一邊的人追逐許多目的，而諸目的往往互無關連，甚至經常彼此矛盾，縱使有所聯系，亦屬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實層面的聯系，非關道德或美學原則……”在這個說法中，李劼人就是一只實打實的狐貍，他站在了莎士比亞、蒙田、巴爾扎克的行列之中。李劼人是一只狐貍，但李劼人的毛色、記憶、飲食習慣顯然不同于伯林所列名單里的狐貍們，他是一只東方的狐貍，他狡猾到從來不透露自己的立場，并且避免了各個立場在系統中的沖突，這一點或許只有莎士比亞可以比擬。

如海谷寬所證言，李劼人隨著歷史的擺動而擺動，他盡可能地取消了自己的主觀意識，以及任何可能的主觀意識。他無意書寫革命，也無意成就某段敘事。在所謂三部曲中，《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李劼人記錄了1894年到1911年的歷史，其最獨特之處在于，李劼人從未像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的小說那樣，宣示某種傾向，或者剖析某種意識，又或者沉潛進某種精神世界。這在李劼人并非寫作意義上的限制，恰相反，他非常接近某種具體的結果，他使用了非常之多的宣傳材料，比如上諭、政府電傳、權臣電奏乃至于立憲派告示、保路同志會傳單，他的角色中有袍哥，有解放了的女性，集結了所有勢力不，但他從未代言，甚至壓抑著這一切的傳統。

換言之，李劼人僅僅寫一個人，寫被時代淘汰的人，寫與時代抗衡的人，他默默不宣示地寫。單純從袍哥這個角色來講，在歷史語境中，辛亥革命前的炮哥多結義，辛亥革命后的袍哥大多作勢混世。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中，王笛又將袍哥放入一個社會系統之中。袍哥的首領可以掌握生殺大權，任意判決和執行死刑，這種情況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愈演愈烈。李劼人選擇避開此類中觀空間，他要么聚焦于微觀空間里的人物，其舉動和心思纖毫畢現，栩栩而來，要么聚焦于宏觀空間里的轉景，諸如街景、市集、告示，有時候它偽裝進入人物的對話中。譬如《死水微瀾》中的炮哥羅歪嘴，李劼人對其袍哥身份甚少提及，言里言外也并不把他當炮哥，羅歪嘴隨情節展開，時而狡猾，時而浪漫，時而仗義，時而脆弱，并不拘泥。

舉《死水微瀾》頗點睛的一個片段作為例證。這里可見羅歪嘴的彷徨、謹慎、脆弱，相反鄧幺娘（先嫁蔡興順，后隨羅歪嘴，后依顧天成），也即蔡大嫂，卻獨有一種強悍與堅韌：“羅歪嘴日間也常出去干他的正經事。一回來，把鴉片煙盤子一擺，蔡大嫂總自然而然地要在煙盤邊來陪他。起初還帶著金娃子坐在對面說笑，有一次，她要羅歪嘴教她燒煙泡，竟無所顧忌地移到羅歪嘴這邊，半坐半躺，以便他從肩上伸手過去捉住她的手教。恰這時候，張占魁、田長子兩個人猛地一下掀開簾子進來。羅歪嘴便一個翻身，離開蔡大嫂有五六寸遠，而她哩，卻毫無其事的，依然那樣躺著燒她的煙泡，還一面翹起頭來同他們交談。”這位行俠仗義的袍哥，到了嘗到愛情的境地，反而躲躲閃閃，只等到眾人都原諒，他才大著膽子起來。據說，羅歪嘴的原型是鄺瞎子，彼時兒子李遠岑被票匪劫走，鄺瞎子苦心營救，四處打點，李遠岑這才安生地回來。事后，李劼人把李遠岑拜寄給了鄺瞎子，鄺瞎子的真實身份就是袍哥，憲兵司令田伯施底下的諜查。

“時代，尤其是積變的時代，一經過去了必定要留下許多渣滓。這些渣滓有的漂浮在社會的上層，一眼便可以看出；有的沉墜到社會的下層，如果不細心經意的去發現，便永遠不會為人所察覺；有的還會隨著時代的巨浪漂流下來固執的存在著而披上一層美好的外衣……”，李劼人的蒙彼利埃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校友周太玄在為其《好人家》做序時寫道，“在那上面，如果單是鑒賞的話，可以使人換替的感覺到清新沉郁、嫵媚、丑怪，因為都是真的，所以總可令人感覺有一種美……沒有哪個逃得脫時代的點染，只是有是否老漂停在洄漩微渦上之分……”周太玄的說法將看似微末的角色刻畫，或者人物想象，和李劼人的內在精神勾連在了一起。無論是《死水微瀾》還是以保路運動為核心的《大波》，它們都放棄了事件的能動性，死亡、革命、愛情都沒有一個特定的起伏和情節性演進，這些主題，以及圍繞它們的動態世界，都頗為微妙而開闊，但絕沒有一種事實和哲學意義上的清晰性。

《李劼人譯作選》

此處，我們正好可以說明，李劼人的文學觀念絕非自然主義，盡管他翻譯了大量的自然主義著作，包括《包法利夫人》《薩朗波》《小東西》，李劼人的敘事其實是中國式的，也是東方式的。不過通過某種方式的轉介，以自然主義稱李劼人或許頗為恰當。他的寫法頗為簡單，多轉述，多挪用，多換場，幾乎是媒體寫作在小說世界的化身，而這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自然主義的呈現法則，但李劼人顯然拋棄了自然主義最重要的一面，也就是對于社會現實境況的直接書寫，尤其是對病理的熱切關注。李劼人對自然主義的理解非常標準，法式自然主義，這不同于同時期大多數人多認同的日式自然主義，法式比日式更宏大，更容易操控，但卻與同時期大多數文學家對文學的進步性、情感主張的想象不同。值得慶幸的是，李劼人所支持的是后期自然主義者作家，“梅塘”作家集團的于斯曼。他援引于斯曼的話說，“至于小說，若果有力量，就應該把分開的兩部份，如靈魂的生活和身體的生活，拿來熔做一片，并且使它在發展中經過反抗和爭執，乃至調和。以此就應提出一句話，即是除了追隨左拉所掘的那條深徑外，尚需在空間照樣畫出一條路來…以便造成一個空靈的自然主義，這更可以自矜，更完全，更有力了。”作為一個前自然主義者，和皈依虛無的作家，于斯曼無疑照亮了李劼人的文學世界。而李劼人對自然主義的擇取，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他的狐貍屬性。

這只東方狐貍，在四十余歲的年紀，抽出了二十余天余暇，寫下了《死水微瀾》，他沒有借此輝煌，但又在文學宗師的道路上又近了一步。后來他越來越意識到，《死水微瀾》在成為名作的同時，也留下了一篇文學真空。不巧的是，后來的世界從未將此真空填補掉。李劼人被遺忘了，不如說，他所留下的真空牽引他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權力系統不再值得提起，嬉笑怒罵也變得無所謂，在那里，只存在世代不易的人與故事。每到日暮時分，你都會在不遠處的路邊，看到這樣一只狐貍。這就是李劼人的故事：

“我開始寫作的時間是一九一二年，那時我還是個中學生。當時四川有個政黨叫共和黨，是劫奪辛亥革命成果的，很反動。這一年他們為了拉咨議局的選票，就包園（原少城公園）辦游園會，請人進去游覽，不買票，還有招待。我記得請吃橘子的地方，還掛上一幅大旗，寫著維持大局四個大字，十分牽強。當時，革命后不久，統治階級還沒有足夠的精力來壓制進步思想。成都一部份進步知識分子，就辦了一個《晨鐘報》，專門評論當局。我一直對孫中山先生很羨慕，對革命抱有很大希望，喜歡看《民報》《神州日報》，和地方報館編輯也認識，大家也談得來。報館鼓勵我寫文章。我平時愛看林琴南的小說，看多了就引起寫作興趣，只是找不到題目、內容。遇到這個游園會，報館叫我去采訪。我去了，很感厭惡，就以《游園會》為題了一篇小說，人和故事是虛構的。我寫了一個自作聰明的小市民個剛進城的鄉下人，兩人游園，一路走一路批評，一路鬧笑話。通過兩個人的對話，以諷刺當時政治。這篇小說有一萬多字，分期在《晨鐘報》上刊登。刊出來的第一天，我非常興奮，想搜集一下反映，就拿給熟人看，熟人捧我，說這是空前絕后之作。我又跑到街上掛報紙的地方，看看讀報的人多不多，一看，有七八個人，有的看樣子還很欣賞，這一下就給了我勇氣，認為群眾批準了。從那時起，我就立志當作家，但是到現在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還是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