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暈》是德國文學大師溫弗里德·塞巴爾德的小說處女作，在今年迎來了國內的首次出版。對于許多國內讀者而言，塞巴爾德這個名字或許還比較陌生。在《眩暈》的譯者徐遲的眼中，塞巴爾德是“憂郁的亞寒帶”，如“土星”般凝重、幽冷而致密，其開創的獨特而迷人的文體，引領讀者走入一座座令人眩暈的迷宮。而迷宮的各條小徑，隱秘地連通著更為廣闊的文學世界：從本雅明、納博科夫、博爾赫斯、瓦爾澤到波拉尼奧，我們可以在其大洋底部發掘出一座豐富的文學寶庫。塞巴爾德作品的開創性與互文性，足以證明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溫弗里德·塞巴爾德

溫弗里德·塞巴爾德

而在今天，我們為什么重讀塞巴爾德？作為德國戰后的一代，他背負著父輩沉重的歷史，以異于主流學界的姿態，向狂熱與專制投去警惕的目光。對人群的疏遠、對祖國的游離，是他不安定與焦灼情緒的來源。塞巴爾德在災后余燼與歷史廢墟之中冷冽地穿行，但他述說的未必是遠方的歷史。在今天，當我們重讀塞巴爾德，不僅是對二戰與戰后創傷進行思索，也是在日益彌漫的破碎與狂熱、撕裂與對抗的氛圍中，重拾一份冷靜的力量。

“諾貝爾文學獎錯失的一位作家”

溫弗里德·塞巴爾德（Winfried Sebald）出生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的一座小鎮沃塔克，在二戰與戰后德國分裂的陰影下長大成人。身處后納粹時期，許多人雖在口頭上反思二戰，卻在內心隱秘地對希特勒和納粹懷有同情。他們向往一個偉大的德國，惋惜戰后德國的分裂，塞巴爾德的父親也融入到這種同情的氛圍中。但塞巴爾德自己厭惡這種對納粹的同情。他堅信戰后德國并沒有對二戰進行深入而徹底的反思，戰爭的幽靈依然沒有從這片土地消散。但是，塞巴爾德并不是當時德國知識界的主流聲音，他只是一個邊緣人，在學術界倍感冷落。用作家自己的話說，正是因為感到這片土地不再適合他繼續追尋真相，他才選擇背井離鄉。

1970年起，塞巴爾德任教于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此后在英國長住。他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1988年才在倫敦出版其處女作，而《眩暈》（德語原文Schwindel. Gefühle.，原譯其實是叫《眩暈。感覺。》）是他于1990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此后，塞巴爾德又陸續寫作了《移民》《土星之環》《奧斯特利茨》等作品，得到作家蘇桑·桑塔格、英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的盛贊，由于其中年早逝，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錯失的一位作家”。 

從《眩暈》到《奧斯特利茨》，塞巴爾德的寫作水準極其穩定，也貫徹著他對去國還鄉、語言和文化的改造、記憶與遺忘、知識分子的疏離感以及其對戰爭和極權統治的反思。《奧斯特利茨》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塞巴爾德的集大成之作。小說不只是拘泥于一種固化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反思敘事，而是在敘述者、旁觀者以及幸存者后裔的多重視角下環視浩劫，塞巴爾德在一種廢墟漫游式的氛圍下，不僅僅展現出戰爭與極權統治對于“清除異己”的狂熱，也揭示了法西斯膨脹的背后，是一種無法剎車的民粹主義熱情和許多人對清洗歷史舊痛的隱秘渴望。 

《奧斯特利茨》

在對二戰與戰后夢魘的書寫中，塞巴爾德可以與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相提并論。塞巴爾德認為：戰爭不只在發生時折磨人們，戰爭的折磨會持續當事人的一生。所有夢魘，是以無法徹底消退的形式存在。如果無法觸及人心深處對極權的認同，就無法真正對法西斯的罪行進行徹底的反思。如果不能意識到，人心深處對“崇拜強權”、“渴望同一性”，乃至那份對崇高、偉大、超人敘事的執迷，恰恰是二戰前德國知識界的主流，就無法真正明白，為什么戰爭發生時，很多知識精英也成為希勒特的幫兇。

他筆下的人物和敘述者永遠都在找尋自己

從德國到英國，塞巴爾德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這種極權心理在戰后的蟄伏。但他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不只于戰爭，也在于現代性給予人的“破碎感”。在現代社會中，人越來越難獲得一種完整的精神體驗，而是在時間的密集切割、在行動與言語的眩暈和破碎中生存。人們很難再感受到信念的力量，生活在都市的個體，也日益被一種原子化的氛圍所纏繞。而這種破碎與孤獨的體驗，加劇了現代人的焦慮和虛無。疏離感，就是塞巴爾德提煉出的現代人心里的特質。誠如《奧斯特利茨》這段話給予人的感覺：

“不過今天，我明白有人想我靠的太近時我不得不回避，我以為采用這種回避的方法就能拯救了自己。但與此同時，我也看到自己變成了一個擔驚受怕、面目可憎而無法被觸碰的人。”

而在評論家心中，塞巴爾德之所以特別也跟他的敘事腔調有關。那是一種沉浸而哀愁的疏離感，也是深入歷史廢墟的幽靈體驗。塞巴爾德迷人的長句是很多人喜歡他的原因，有評論家甚至為此發明出一個新詞，名叫“塞巴爾德式長句”，以此形容賽巴爾德亦莊亦諧的長句風格。詹姆斯·伍德說：“道德上的莊重讓他受到尊崇，但他的偉大源自一種令人驚異的合成。”伍德準確地發現了塞巴爾德文字的魔力所在，他進入歷史廢墟，但并沒有用流行的抒情筆調，他脫帽致敬，但沒有因嚴肅而陷入老邁而僵硬的困局。塞巴爾德將哥特小說、古典悲劇與英式小品融合，他讓文字成為一連串仿佛沒有音長的休止符，讓觀眾追隨幽靈的步伐，進入一段唏噓的悼亡之旅。如同伍德所說，塞巴爾德筆下的人物和敘述者永遠都在找尋自己，“像一個從過去時代走來的游客，停留在陰郁而排外的地方（東倫敦或者諾福克這種），那里‘死氣沉沉，沒有一個活人’。無論走到哪里，不安、恐懼和威脅的焦慮都伴隨著他們。”

塞巴爾德的敘述魅力在《眩暈》和《土星之環》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眩暈》由四個短篇組合而成，第一章以作家司湯達的視角，講述他在寫出巨著《紅與黑》前所經歷的種種磨難；第二章是地圖式漫游之旅，熟悉的塞巴爾德式逃離；第三章最吊人胃口，講述的是卡夫卡（就是那位偉大的小說家）1931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公務出差；第四章則仿佛《移民》的姊妹篇，是關于敘述者“我”重返德國故鄉的故事。

塞巴爾德像是一個即插即用的演員，時而扮演司湯達，時而想象卡夫卡，時而又是一個四處漫游的鄉愁者。整部作品貫徹了塞巴爾德虛實結合的寫作技法，他用纏繞、綿長、夢幻般的文字編織成一本文學版的記憶圖冊，在圖片與文字的交替中，營造出一種亦真亦幻的質感。而《眩暈》（德語標題Schwindel）本身就濃縮了小說的質感，一段眩暈之旅，也是人與過去不可能完全和解、真相總是處于迷霧森林的原因。這不僅在于人對過去的自我欺騙（石黑一雄是探索此道的大師），也在于人所固有的局限，一種懸而未決的生活狀態。我們總是根據此刻的狀態，來修改我們對過去的認知，而這是記憶永遠流動變化、不會定型的原因。

而在《土星之環》中，塞巴爾德為自己也為他所處的時代寫下一部莊重而幽默的墓志銘。并再一次呼應了本雅明的觀點：沒有一部文明不是野蠻的紀實。《土星之環》沒有作家另一部代表作《奧斯特里茨》所處理的題材那么宏大，但在這一部關于追憶與緬懷的小說中，塞巴爾德已經開展了自己的知識考古學，他也可以理解為作家在自己的絕唱《奧斯特里茨》之前的一次縝密排練。 

《土星之環》看上去是一部游記，但塞巴爾德的野心顯然不止于薩福克郡的游蕩。他寫到英國古典莊園的沒落，寫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人們的痛苦與榮耀，他追憶先人，途經廢墟，在過去與現實的交錯并置中，塞巴爾德指引讀者思考一個問題：“歷史何以至此？”20世紀的悲劇、種族與國家的屠殺、那些昔日秩序的頹廢，造就它們的原因是什么？

塞巴爾德不是社會學家，他也不可能用小說給出答案，但他用自己挽歌、哀沉又蘊含著激情的腔調，在碎片化時代，執拗地呼喚讀者重新思考歷史，重新去關注現在與歷史的聯系、我與父輩的關聯。

在這一段歷史之旅中，塞巴爾德之所以壓抑自己抒情的才能，拒絕給出煽動人心但概括化的歸納，是因為歸納的另一面是遮蔽，而傷痕文學般的抒情遮蔽了歷史的復雜程度。在傷痕文學中，文學止步于反思，歷史的苦難被歸咎于某幾個惡魔的過錯，這種結論非但不會阻止歷史的悲劇重演，反而會延續悲劇的邏輯，令制度的、環境的——這些悲劇背后更深處的原因被忽略。

遭受過折磨的人將永遠遭受折磨

可以說，在自己的寫作生涯中，塞巴爾德正面對待了歷史的野蠻，沒有回避歷史深處無法被歸納的卻又重要的褶皺。

在《土星之環》中，他詳細地描繪了比利時殖民主義在剛果的殺人機制，也記錄了歐洲文明如何將它的繁榮建立在對其他文明的剝奪上。塞巴爾德的父輩曾卷入二戰，他自己也親眼目睹了戰后歐洲的重建過程。在《空戰與文學》，他用自己獨特的筆調寫道：

“如今我知道，當我躺在澤費爾德房屋的陽臺上，從搖籃里抬頭望著淡藍色的天空，濃煙正籠罩著整個歐洲……在德國城市的廢墟上，在燒死了無數人的營地上……那些年里，在歐洲幾乎所有地方都有人被驅逐致死。”

從《眩暈》《土星之環》到《移民》《奧斯特利茨》，塞巴爾德不僅承擔了文學的社會責任，也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文體大師。他不是第一位將散文、游記與小說混合的人，但他是20世紀少有能混合不同文體、又讓文字足夠融洽的作家。而在這種文體的改造、在歷史廢墟漫游的幽靈書寫中，塞巴爾德寫的同樣是人類的停滯、一種崇高瓦解后人類在精神意義上的止步不前，小說中彌漫的廢墟感不是物質的敗落，而是人類精神上的挽歌。所謂回憶，到頭來都是悲劇，而人們之所以該死地沉入悲劇，是因為現實更無愛可訴。塞巴爾德拒絕一種簡單、斬釘截鐵的歸納，他迷戀的恰恰是官修文書留下的縫隙、歷史廢墟遺落的碎片，他喜歡把碎片拼湊起來，回到那個人類之光升起的夜晚，又看它如何寂滅。就像他在《土星之環》里寫的:

“……燃燒是每一樣被我們制造出來的東西的最核心原理。一個魚鉤、一只瓷杯、一套電視節目的制作，最終都是以同樣的燃燒過程為基礎的。由我們設計出來的機器同我們的身體以及我們的渴望一樣，有著一顆慢慢燃燒殆盡的心。整個人類文明一開始只不過是一團一點點變得越來越強烈的火焰，沒人知道它會上升到多少度，沒人知道它什么時候會逐漸消失。”

奧地利哲學家讓·埃默里說：“遭受過折磨的人將永遠遭受折磨。而遭受過折磨的人永遠無法再輕松地活在世間。”塞巴爾德的寫作是對歷史夢魘的見證，所以在今天重讀他的小說依然具有很深刻的意義，這種閱讀同時是一種警惕，讓我們意識到狂熱的東西背后是危險的一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尤其需要塞巴爾德這樣的作家，來為我們至少提供一種跟潮流不那么一樣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