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學者安·希黛兒致力于女性與性別史研究，關注女性與自然、科學和知識的關系。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兒》，這是該書的首次中譯版。

該書由北大學者劉華杰作序。劉華杰說，英文版于1996年首次面世，在20世紀末對他個人打開博物學文化的思路起到了關鍵作用。此言非虛。筆者案頭有劉華杰若干部著作，在包羅萬象的《西方博物學文化》一書里，第14章專門講述“女性的博物學參與”，正是以安·希黛兒和《花神的女兒》作為切入點展開論述的。

希黛兒用《花神的女兒》命名作品，探討“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寓意非常貼切。這部作品呈現數十位活躍在植物學領域的女性的事跡。她們參與各種與植物學相關的活動，如閱讀植物學書，參加植物學講座，與博物學家們通信，采集本地的蕨類、苔蘚和海洋植物，繪制植物畫，建立標本館以供進一步學習，用顯微鏡觀察植物等等。希黛兒希望人們重新關注這些被遺忘的女性以及她們的故事。

作為博物學倡導者，劉華杰的注意力集中于博物學的相關歷史，但是，他忽視了該書另一方面的，也可以說，更深層的主題。作品的立意并不是向大眾講述一些女性與花的趣聞，也不只是強調女性做了多大貢獻，希黛兒在序幕里就強調了：“本書的特色在于研究女性實際參與過的科學和文學活動，重點是把植物學當作精心篩選過并符合社會規范的女性活動之一。”也就是說，怎樣精心篩選并符合社會規范，以及其中內涵的性別特征，才是重點。

女性與花，仿佛天然就有聯系，花神的美麗形象也寓意了植物學是美麗的，可以成為女性的優雅追求。在歷史的很長時段，女性必須安居于室，對于無法自由外出的女性來講，比起勞碌枯燥的家務活，打理花園顯然要有趣得多，而且這是被社會贊許的生活方式。

在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20年代，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植物學文化活動。植物學被看作一門適合女性的科學，在當時主流的性別意識形態下備受推崇。人們認為，植物學與傳統觀念里女性的天性和“本職”角色是一致的，符合作家和文化仲裁者們對女性和家庭意識的性別化假設，成為塑造女性的一種方式，或者說，植物學可以讓她們成為更好的妻子和母親。以崛起中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來評定，這是培養女性氣質的重要手段。

那個時期母親身份的社會建構之一，就是把母親提升到教育者的崇高地位。小說家夏洛特·史密斯在《鄉間漫步》里塑造的伍德菲爾德夫人，就是通過談話向侄女輸送教育的理念，將植物學熱情用到母親職責和性別意識形態的教育中。薩拉·霍爾在作品《詩歌：植物學愛好的樂趣與益處》里，肯定了女性探究植物的道德和宗教意義，同樣強調母親和家庭職責。

對于當時眾多女作家來說，母性和家庭意識議題是她們在社會、智識和經濟上的資源。在18、19世紀的植物學文化中，家里的女兒利用藝術才能為家族事業貢獻力量，成為女性“隱形勞動”的一部分。在18世紀的英國，女性寫作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但是，女作家們大多只能寫與自己性別相宜的作品，輕言細語、娓娓道來，書札風格的植物學通信就成了她們的最佳選擇。希黛兒說，親切的科普寫作有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在家里學習，家庭氛圍意味著親切熟悉，這一寫作模式也展示了理想化的家庭生活。

即便是博物學寫作這一較為寬容、受到鼓勵的領域，女性的寫作仍有很多顧忌。這一時期博物學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奈分類學系統的傳播。林奈學說的根本特點是依據植物的生殖器官進行分類，對生殖的重視是林奈走向性體系的第一步，關于植物生殖過程的擬人化描述讓他遭遇了“淫穢下流”的指責。那么，英國女性在閱讀和寫作植物學書籍時要如何克服文本和性的困境呢？書中談到了一些做法。比如，當時有名的博物學家威廉·威瑟靈在翻譯林奈作品時，為了保持這門學問的美麗純潔，刻意地把一些專有名詞和過程做了處理。還比如，薩拉·菲頓采用匿名方式出版了《植物學對話》一書。但凡對文學史有所了解的讀者，都知道這是當時的通用做法，勃朗特姐妹、喬治·艾略特都曾用男性筆名發表作品。女作家們在寫植物學時也會采取一定的策略，故意呈現“去女性化”的敘述方式。

希黛兒的筆端流露惋惜之情，薩拉·菲頓并沒有從《植物學對話》進一步走向植物學科普的職業道路，這在職業化語境下毫不奇怪。對維多利亞早期的女性們來說，植物學為她們提供了多重機會，她們的植物學基于家庭，是家庭教育和家庭活動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智識生活。可是，社會標準預先就限制了女性的領地，林奈學會和皇家學會都不接納女性會員，倫敦植物學協會對男女一視同仁，接納了10%的女性會員，然而女人們仍然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自覺自主地加入，更難以成為核心會員。從1760年到1830年，性別化的植物學文化為女性打開了植物學的大門，但在之后，同樣的性別化觀念卻阻礙了她們參與植物學文化，女性先被推進了植物學的大門，然后又被驅趕出去。在19世紀30到60年代，植物學越來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學，“植物學家”的標準形象也被設定為男性。

《花神的女兒》一書揭示了，所有對植物學做出貢獻的女性在方式上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她們都被囿限在既定的范圍之內，只能在狹窄的空間里對抗她們身為女性的處境，這種對抗大多是無意識的、缺乏力度的，她們沒有想在根本上挑戰傳統家庭的權力平衡，反而是在加固和強化父權制文化中關于女性溫柔嫻雅品格的形象，關于女性氣質的理想觀念讓她們獲得了進入博物學領域的機會，最終也使得這種理想成為一個短暫易逝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