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每天都在寫小說，有時候做夢也寫，醒來腦子里全是文字，一頁一頁。散步的時候，偶爾也會思路活躍，可惜我沒有一支腦部錄音筆，否則我早就寫出好作品了。

寫作之初，我就知道我要寫《小證人》。我一直在訓練自己，寫完覺得，即使以后一個字不寫，也不會忐忑。這并不是說我對《小證人》滿意。但是重寫未必更好。我只能說我盡力了。

每完成一個作品我會竭盡全力。我一本接一本地寫，是想下一本再好點兒。

二十多年來，我的小說創作從“很內部的我”逐漸打開，走向外部更廣闊的世界。我習慣把個人的情感嫁接在現實的土壤上，我的也是大家的世界的。《因為爸爸》寫了四年，花的力氣遠遠超過《小證人》。當我寫不下去就一次次回看英烈的葬禮，看孤兒寡母們的眼淚。我覺得我可以寫得很差，但我絕不能不寫。我想讓孩子們讓這個世界看見這群人。

接下來的四年我完成了留守兒童和基層黨員民警之間“愛的共生”的長篇小說《我叫樂豆》。

我寫作是因為我心里有話要說，我的小說寫了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認識和希望。我相信兒童文學是“將愛和理想根植于兒童心靈來建立人類社會美好與安詳、和平與幸福”的文學；也是能將地球人盡早帶入真善美理想之境的文學。

小說把我帶離個人的現實，向著生活深闊之處飛翔。“我”的世界越來越簡單，我把我自己退到不能再退，減到不能再減。我在為我的小說人物騰空間。年復一年，我牧養、親近、尋覓著他們，我要他們站出來，張開嘴巴，發出自己在這個時代獨特的聲音。

寫小說是我進入現實的方式，又是我逃離現實的方式，我在小說里求證、申訴、歌詠，我想把那些柔弱的幽暗的顫抖的心靈扶正，我企圖帶他們抵達彼岸。

有時候他們的苦痛正好也是我的，寫起來會容易些，比如《天天向上小茉莉》《小證人》等。有時候我離他們有點遠，比如《龍卷風》《因為爸爸》《池邊的鵝》《我叫樂豆》。我必須跨越萬難努力去靠近。

我渴望我的寫作可能會終止我意識到的危機與問題。我總想寫出新的。最初我喜歡正面強攻。生活讓我慢慢領悟，光來了黑暗不攻自破。我不再愿意像從前那樣與黑暗面對面較勁，我迷上了點燈和尋光。可以說從《水自無言》到《我叫樂豆》，我拐了一個又一個彎。

創作《我叫樂豆》的時候，《因為爸爸》獲得了各種掌聲，我需要關閉心靈，靜靜地面對那些幼弱病殘的孩子，他們在寂靜的鄉間沖我寒涼地微笑，我要寫出他們，必須先在意念上成為他們。

《我叫樂豆》不止一次讓我崩潰。本想寫完停筆，我都懷疑自己根本就不該寫作。直到無意中讀到大江健三郎，他說：“還是需要每天進行工作，在持續工作的基礎上不斷積累，而且一遍遍進行修改，進而形成小說的梗概，就這樣每天持續寫作，持續修改，小說從而被創作出來。”

小說是我的安魂曲，是生命的紅玫瑰。假如小說是潮水，我就是岸上的石。她波濤洶涌向我襲來，經年累月地將我雕塑。我們互為密友，我總在等待她的到來。她多變、神秘。我被她折磨得筋疲力盡，卻渴望被更多地永遠地折磨下去。我愛小說別無他求，或者也可以說我是為小說而精益求精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