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青少年時代，茅盾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學巨人。我在語文教材上熟讀了他的《白楊禮贊》，知道他不僅作品文情并茂，而且還有一番頗為傳奇的革命經歷。后來在大學讀中文系，老師講左聯時期的文學，除開魯迅雜文之外，作為里程碑式的巨著就只有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中國終于出現了巴爾扎克式的“歷史的忠實記錄員”，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從這部作品誕生直到今天，雖不斷有批評家指出它的不足之處，但也正如魯迅當年所說：“現在也無更好的長篇作品。”在閱讀《子夜》的同時，我又拜讀了茅盾用漫談形式撰寫的一部文藝論著《夜讀偶記》。一打開書，“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新浪漫主義或現代派”，這些概念紛紛撲入眼簾。雖說我至今仍未能領會全書的精神，卻深切感受到作者學識的淵博和文學追求的執著。新時期有人提倡“作家學者化”，我第一個想起的典范就是茅盾。后來師兄張小鼎擔任《茅盾全集》的責編，陸陸續續寄給我一些樣書，我自己也陸陸續續在買，但至今也沒買全。我參與編注過《魯迅全集》，最全的只有18卷，而《茅盾全集》竟多達43卷。可見這是一座看不到頂的山，是一個望不到邊的海。

1976年4月，我調到魯迅研究室工作，關注重點聚焦到了茅盾跟魯迅的關系。早在“文革”后期，茅盾就以“魯迅戰友”的身份應邀到魯迅博物館座談，留下了一篇《我和魯迅的接觸》的文字記錄。但粉碎“四人幫”之后則聽到魯迅晚年跟茅盾產生齟齬的傳言，例證之一就是魯迅去世之后，遠在外地的郁達夫都前來奔喪，而作為“戰友”的茅盾竟未露面。其實是茅盾在外地接到魯迅去世的唁電時，因為痔瘡發作，不能動彈，仍勉力撰寫了一篇題為《寫在悲痛中》的短文，刊登于同年11月出版的《文學》雜志7卷5號。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則受茅盾委托，成為了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可見這些傳言只可能傷害當事人的情感，并沒有任何研究價值。魯迅臨終前已公開聲明：“例如我跟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個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或未沖突”，這正說明了魯迅跟茅盾的一致性。

如果以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為標志，魯迅作為文壇主將的英姿在中國現身只有短短的18年。而這18年當中，茅盾跟魯迅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茅盾跟魯迅的親密接觸，是魯迅1927年到上海定居之后，但早在上世紀20年代之初，魯迅跟茅盾就成為了“文學知己”。1921年，茅盾跟鄭振鐸等十余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限于當時北洋政府“文官法”的規定，不能正式參加文學研究會。但魯迅審定了文學研究會的宣言，將自己的創作和翻譯提供給文學研究會發表或出版。特別是配合文學研究會譯介東歐的被壓迫民族文學，從中尋求反抗和叫喊的聲音。茅盾當時即對魯迅的文學活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魯迅的譯著是“不朽的譯本”。更加獨具慧眼的是，茅盾堪稱最早給予魯迅的小說集《吶喊》（特別是所收的《阿Q正傳》）以高度贊譽的批評家。他不僅肯定魯迅把破衣爛衫的泥腿子農民推到了小說創作的中心位置，而且最早指出魯迅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讀〈吶喊〉》，原載1923年10月8日《文學周報》）茅盾在魯迅研究史上的學術地位也由此確定。

在上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壇，魯迅和茅盾是耀眼的雙子星座。這一點連進行“文化圍剿”的敵人也明明白白。在《偽自由書·后記》中，魯迅援引了以國民黨特務系統為背景的《社會新聞》上的一則消息，題目就是《魯迅沈雁冰的雄圖》。僅根據1933年1月至1936年10月的《魯迅日記》，魯迅與茅盾各種交往的記載就多達170余次。他們一起為被迫害致死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遺族募捐，一起發表宣言歡迎參加遠東國際會議的代表。為了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魯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事先就請茅盾參與了商議。為了把中國左翼作家的創作實績介紹到國外，魯迅跟茅盾共同編選了一個選本，書名為《草鞋腳》，介紹了24位中國當代作家的25篇作品，其中既有魯迅的《狂人日記》，也有茅盾的《春蠶》《秋收》《喜劇》。魯迅為該書題寫了書名，撰寫了《序言》和自傳。茅盾也親筆撰寫了《自傳》《中國左翼文學期刊編目》；還共同撰寫了該書所選作家作品簡介。現在這批珍貴的手稿完整保存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社圖書館，成為了魯迅跟茅盾友誼的物證。

魯迅去世之后，茅盾為承傳魯迅文化遺產，弘揚魯迅精神業績做出了很多工作。魯迅博物館現存茅盾致許廣平書信6封，內容包括：募集魯迅文學獎金，籌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為魯迅墓建碑植樹，提供魯迅書信手稿，保管并交涉魯迅遺著版稅，聯系出版《魯迅全集》……我曾多次瞻仰北京東城交道口18號的茅盾故居，茅盾書房書桌上陳放著茅盾臨終前的文稿，內容就是回憶魯迅……

茅盾大約是1975年從北京沙灘文化部的小院搬到交道口來的，我曾有幸在1977年春拜訪過他，問了一些有關魯迅的問題。茅盾不僅熱情地一一作答，而且曾用飄逸典雅、自然灑脫的毛筆字復信。有的信已收入《茅盾全集》第九卷“書信集”。茅盾其時已81歲，我永遠忘不了他穿著中式棉襖，邊氣喘邊從后院臥室走到客廳的模樣。告別時他又步履蹣跚地把我從客廳送到門口。此時我不禁想起了發生于1936年的一幕：那年10月2日，茅盾陪同美國記者格蘭尼奇拜訪魯迅。歸途上，格蘭尼奇激動地對茅盾說：“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幾個魯迅，魯迅是太可寶貴了！”我想把這句話增補為：“中國有魯迅和茅盾，是我們民族對世界文化的貢獻，這真是太寶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