逶迤連綿的伏龍山脈，橫亙在浙江中部。山脈中有條蜿蜒的古道，是浙中地區通往杭城的徑直之路。嶺口古道旁有口塘，一面流向義烏，一面流向浦江，名分水塘，旁依的小山村，就叫分水塘村。

地處偏遠的山村，靜謐，安詳。1920年初春的一日，有位身穿長衫的年輕人，提只箱子從這條古道上回到村子。他仿佛負有某種使命，到家就與母親商量，打掃整理柴房，用兩條長板凳架起門板，將從杭州帶回的書籍、資料莊重地放置在上面，然后備了筆墨硯臺、煤油燈。他夜晚在門板上鋪就被褥睡覺，白天以門板為桌，翻閱書籍，進入書寫的境界。

他時而提筆直書，時而扶依柴門仰望藍天。這時，早春的鮮花綻放在山野，院落里杏花盛開。山鄉的景色很美，可這紛亂落后的社會需要變革。他是肩負變革的使命回歸故里的。他要在這間簡陋的柴房盡快譯出《共產黨宣言》。翻譯的過程，是他學習、理解這部經典著作的過程，也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過程。他譯著譯著，有種崇高的神圣感在心底涌動，《共產黨宣言》所指明的道路，不正是我陳望道所期望的正道嘛！

陳望道出生于1891年冬，6歲時白天念私塾，晚上跟父親習武，后入義烏繡湖書社和金華府中學堂就學，懷揣“教育救國”思想，又向往“實業救國”、“科技救國”，赴杭州、上海補習英語，于1915年東渡日本留學，在那里結識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山川均、河上肇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逐漸接受社會革命的思想。他人生的道路，由此發生根本性的轉折。

1919年五四運動后，陳望道學成回國，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主要從事國文教育和教育的改革，因改革引發轟動一時的“一師風潮”。陳望道是推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受到保守派和反動分子的仇視、打擊。他在《五四運動與文化運動》一文中回憶道，通過“一師風潮”的斗爭，“更加認識到所謂除舊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來的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于各種事物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別的準繩，“這更高的判別的準繩，便是馬克思主義”。

這時期，中華大地上涌現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兩位與梁啟超、孫中山、宋教仁、張聞天等，在各自的撰文中已經摘譯、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片斷，但一直沒有一部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博大精深，翻譯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陳獨秀呼吁《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與出版是“社會之急需，時代之召喚”。

這一切，陳望道有所聞，但意想不到歷史的使命會落在自己頭上。1920年初，上海《星期評論》雜志社想連載《共產黨宣言》，相關人士商討時認為翻譯《宣言》至少具備：一是相對熟悉馬克思主義學說；二是精通一兩門外語；三是有深厚的漢語言文學素養。在物色人選時，同盟會元老、《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推薦陳望道，認為他是不二人選。

“一師風潮”后被排斥的陳望道，接到邵力子信，并寄來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和陳獨秀離京返滬時從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館長）李大釗處借得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仿佛是黑夜里見到光明，心胸忽地亮堂起來，便匆匆收拾行裝，返回闊別數年的家鄉。

春寒料峭，柴房四壁清冷。陳望道依然是穿著長衫扒在門板上翻閱日文版《宣言》，又與英文版對照，為譯幾句恰當、精準的漢語白話文，不時起座，在房里踱來踱去，當推敲出得意的言語，心緒頓時像山花那樣綻放，像分水塘的水波那樣蕩漾開來。

為盡快譯出這部經典著作，陳望道夜以繼日。小腳的母親看他廢寢忘食的模樣，除一日三餐外，還時而給他配點點心。有天端來一只粽子和一小碗紅糖水，吩咐他蘸著吃。過了一會，她在門口問粽子吃了沒有，陳望道回答說吃了，很甜很甜！待母親進門，看他滿嘴黑乎乎的模樣，又心疼又好氣。原來粽子蘸的是墨汁。母親數落他幾句，兒子卻呵呵地笑了。

寒春的深夜，柴房油燈昏暗，跳動的火苗，在陳望道心目中，閃爍的是無限的光明，點燃的是熱切的期盼。在缺少資料與工具書的境況下，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工夫”，于四月下旬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

恰在此時，陳望道收到一份電報，《星期評論》雜志社邀請他到上海擔任該刊編輯。他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帶上譯稿到達上海的，住三益里李漢俊家，由李漢俊校閱，再由在浙江第一師范教國文時的高足俞秀松送到陳獨秀家，請陳獨秀校閱。陳獨秀看罷《共產黨宣言》譯稿，大加贊賞。

原準備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因該刊的進步傾向被當局發現，勒令停刊。直到1920年8月，共產國際資助，《共產黨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這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封面上印有水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像，封面上端從右至左模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叢書第一種”，“共產黨宣言”五個大字居于馬克思像的上端，封面上還有“馬克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的署名。

《共產黨宣言》的出版，如同寒冬后的春雷，在中華大地上滾動。初版千冊很快售空，9月二版再印千冊。到了1926年，這個版本單在平民書社就重印了17次。廣大革命群眾，尤其是先進知識分子，從這部偉大的著作中尋找真理，尋找社會變革的道路。陳望道通過翻譯《共產黨宣言》，在心靈深處，已經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個中譯本的出版，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后，陳望道一直在上海，參與創建早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并熱心地為此工作。1920年5月，他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雁冰等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又吸收了沈玄廬、俞秀松、施存統等。同年8月，在研究會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俞秀松等。陳獨秀應邀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望道曾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黨的“一大”后擔任上海地方黨組織書記。

那時的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黨的領導人的家長制作風比較突出，陳望道等部分人員先后離開了組織，但他明確地告訴沈雁冰：“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此后，陳望道專注于學問和教育事業，卻始終團結和凝聚在共產黨的周圍，積極推動社會變革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被后人稱為一名黨外特殊的“布爾什維克”。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與斯諾談話，講述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說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說的三本書，一是指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另兩本是《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史》。中國共產黨的多位領導人，當年是黨在上海創辦的外國語學社首次讀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接受馬克思主義，從此堅定理想信念，走上革命道路的。

毛澤東有感于陳望道對中國共產黨作出的特殊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表示重返黨組織的愿望時，作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他真誠地說，陳望道什么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么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1957年6月，陳望道重返黨組織的懷抱。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成員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復興之路”展覽，在《共產黨宣言》的陳列柜前，深情地講述陳望道在家鄉柴房翻譯的情景，當年陳望道“埋頭寫書（翻譯），嘴上全是黑墨水”，錯把墨水當糖水，“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可甜啦！”由此，習近平闡明一個道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以后的多個場合，習近平引用這個故事，闡述“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味道”。

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歷經滄桑，在信奉的理想之路上前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如今的分水塘，青山蔥翠環繞，塘水清澈長流。村莊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陳望道故居，依舊是古樸、莊重地屹立在村里，柴房里的門板、油燈、墨汁、紅糖水、油傘、柴堆……還原如初，故居內陳列的陳望道生平事跡介紹，圖文并茂。這里已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參觀、學習的人流，陸續不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八個大字，鑲嵌在巨幅鮮紅的黨旗上，也鑲嵌在人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