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前偶然檢索《錫報》篇目，得見1937年1月7日的“錢子泉長公子錢鍾書留學英國/不就牛津大學哲學講師/因不欲變更原定留學計劃/英人預約三年后優禮延聘”，亟乞上海陳亮先生復制，得之狂喜。

考取英國庚款學金現在英國牛津大學習文學之邑人錢鍾書（錢基博長子、鍾緯之兄），最近該大學擬聘任中國哲學講師，俸給甚優，錢君堅辭不就。茲錄錢鍾書致其封翁之家報，略謂“牛津大學添設中國哲學講座，向中國方面徵求人選，經教部及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以考取英庚款現在牛津治文學之錢鍾書推薦。牛津照章聘任，年俸五百鎊，任期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止。鍾書慮祖國艱難，未可久優游海外；又擬今年暑假牛津授學位后，欲赴法國入巴黎大學精研法文，已接洽就緒，不欲急功近利，以變更原定留學計劃，辭不就。牛津主者初以為中國留學界必當承命不違，而不意遭拒卻，乃大驚；堅約俟鍾書回國服務兩年，即三年之后，再優禮延聘，不可再卻，一言為定，年俸以八百鎊為最低限度”云云。觀此書，足徵錢氏在英，深得該國學術界之信仰，大足為吾國之留學界增光云。

那時錢默存跟他父親不疏遠，總會飛快地一五一十全稟告的。1931年10月31日，錢子泉《諭兒鍾書帖》云： “得汝航空快信，悉溫源寧師欲介紹往倫敦大學東方語文學院教中國語文。去不去又是一說，而溫師此番有意玉汝于成，總屬可感。然兒勿太自喜！”老泉也掩抑不住喜悅，收到中書君的信，便教人起個新聞稿子去登報——“我知道你不愛出風頭，可是，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隱瞞” （《圍城》第二章）。1931年10月29日，《錫報》先登《錢基博之子鍾書被聘為倫敦大學講師》早想落天外： “邑人錢基博之子錢鍾書現肄業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前在吾邑私立輔仁中學畢業。秉承家學，具有根底。近在平，以英語公開演講中國文化問題，頗為各大學外國諸教授所欽賞，現由英國莊士敦博士為倫敦大學羅致，延充東方文化講師。每月[sic.]授課一小時，半年俸英金三百鎊。定于明年暑假出國放洋。聞錢君年僅二十二歲，少年英俊。以中國未畢業大學學生遽膺外國大學講座，在吾國尚以錢君為首屈一指，校中亦引為無上榮譽。所有錢君在校未完學分，擬準其特在國外補讀，將來或可仍予一體畢業云。”也登載在同一天的《新無錫》日報，題作“錢鍾書榮膺國外大學講座”。

特別標注“鍾緯之兄”，那是因為兩周前（1936年12月25日）的《錫報》刊登過《赴英習紡織之錢基博公子錢鍾緯》。

“原定留學計劃”是循《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留英公費生章程》的常規： “在英入學二年后，得視研究上之需要由本會派往工廠實習或聲請赴各地考察或轉學他國。”甫入牛津大學四個月，1936年3月，錢鍾書代婦復王季玉書即道及“二年后擬赴法國”（見《振華校友會刊》1938年4月號）。

二

“牛津大學徵求人選”，當日即公布于上海等地的報章。

《佛教日報》1936年2月6日《牛津大學將設佛學講席》： “英倫《泰晤士報》近日發表一消息，謂牛津大學將開設東方宗教講席，內以佛學為主科，此舉將使東方文明漸易為西人所認識。據副董事長Mr.Spalding氏之意見： ‘大家對于牛津大學，都認為研究神學的源泉，而東方文化間也有包含西方文化之長處，皆不可不知，故余甚愿開此一席。’其夫人并捐助巨款。至講師人選，方在物色中。”按Henry Norman Spalding，1877年生，1953年卒。

四個月后，上海《大公報》1936年6月18日《牛津大學設立中國學者講座/人選正在物色中》： “倫敦十七日路透社電。富翁史貝爾定夫婦決在牛津大學創設生于中國之學者的講座，規定任期三年，歲酬英金四百鎊。此與牛津其他各講座酬金相同，而與任何國籍之大學教授則有區別，按目前最高之講座酬金為每年為五百鎊。牛津漢文教授許士今日語路透訪員，謂牛津現在應成為研究中國文化最高之中心點，新演講員將特殊注意翻譯中國哲學與宗教之文字，并作尋常之演講。史氏夫婦從未蒞華，惟對于中國文化則甚感興趣，前曾慨捐巨資，在牛津設一東方宗教與倫理之講座，且對于增進中國學生社會幸福多所盡力。新演講員大約將聘自中國，吾人愿于中國最完美大學青年學者之中物色一人，現正考慮二三人之履歷，但尚未有何決議。至于旅費，當然將另行贈送。今望該演講員能于本年十月開始工作。”

同一日的《中央日報》題作“英富翁捐資/牛津大學設中國學者講座/主講哲學宗教等問題/擬聘我國學者任講師”， 《申報》作“英牛津一大學中創設中國學者講座/富翁慨捐巨金助成此事”， 《新聞報》作“牛津大學創設中國學者講座/正向中國物色教授”， 《立報》作“牛津大學決設中國講座/英史貝爾定夫婦捐贈”， 《民報》作“美史貝爾定將在牛津創設中國出生之學者講座/將于中國最完美之大學中聘請青年學者擔任演講員”。按“演講員”必是“Lecturer”的誤會。天津《大公報》6月19日《英富翁捐款牛津大學/創設中國講座/將向中國聘請講師》不誤。“許士”即“休士” “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漢名又作“修中誠”； “牛津大學開始講中國哲學，由庚款董事修中誠擔任”（《中央日報》1934年12月23日）。《管錐編》論陸機《文賦》：“邇來《文賦》，譯為西語，彼土論師，亦頗徵引。然迻譯者蒙昧無知，遂使引用者附會無稽，一則盲人瞎馬，一則陽炎空花，于此篇既無足借重，復勿堪借明也。”奚落的正是Ernest Richard Hughes1951年出版的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

又過了四個月，天津《大公報》1936年10月20日《牛津大學徵聘講師/教部高等教育司向清華等校物色》：“北平通信。英國牛津大學前函教部，托代徵求中國哲學及宗教學者一名，赴英講學，并翻譯最重要之中國哲學及宗教書籍，聘請定為三年，待遇暫定在四百至五百金鎊之間。教部高等教育司昨日函清華等校，徵求人選。應徵者須填寫英文應徵書七份，連同學歷、服務成績及著作等件，于十一月九日以前送部審查，以便匯轉云。”同日的《益世報》題作“英牛津大學函教部代徵哲學及宗教講師/清華等校已接通知/限下月九日前報部”。亦見同月26日《新聞報》，題作“英牛津大學徵聘講師/教部高等司正函各大學物色人選”。

三

錢鍾書不應牛津大學之聘，亦見載于Theodore Huters（漢名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Qian Zhong-shu（《錢鍾書評傳》）第一章：“and the university thought enough of him to offer him a readership in Chinese in 1937，an offer he turned down.”胡志德1977年發布的Traditional Innovation：Qian Zhong-shu and Modern Chinese Letters（《傳統的革新——錢鍾書與近代中國文 學》）第150頁 作：“and the university thought enough of him to subsequently offer him a readership in Chinese in 1948,an offer he turned down.”是說錢鍾書1948年不就牛津大學readership之聘。 《錢鍾書評傳》序言傳主1979年5月向作者長談生平（The person who provided me with the most information on the theretofore mysterious subject of Qian’s life was Mr. Qian himself， and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him for the time he so graciously spent with me at the end of what must have been an exhausting and often tiresome tour of American university campuses），也許可以解釋“1948”之所以易為“1937”——難道是錢先生把“Lecturer” （講師）含混地夸張成“readership” （教授職位）？

四

Frances Cairncross、陳立合作論文“Qian Zhongshu and University of Oxford” （江南大學《從無錫到牛津：錢鍾書的人生歷程與學術成就研討會論文集》，2014年3月；楊昊成譯述為《錢 鍾 書 在 牛 津 大 學》， 《文 匯 報》2015年7月3日），末節題作“Qian Zhongshu application for the Spalding Lectureship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t Oxford” （錢鍾書謀求牛津大學史貝爾定中國哲學宗教講座講師），所憑據的，僅僅是馮友蘭提繳的一紙公函。馮函是應高等教育司之命，作于1936年11月14日，推薦王維誠和錢鍾書，極稱錢鍾書的精博不群（Mr.Ch’ien graduated from this University and is now studying in Oxford.He is one of our best graduates，with an astonish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in Chinese 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art，though not so much in religion.His maste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wonderful，and may be already known to people in Oxford）。因錢鍾書的拒卻，牛津大學1937年4月27日遂聘王維誠為史貝爾定中國哲學宗教講座的講師。王維誠本末不詳。錢鍾書家書不提馮友蘭同時推薦兩人。

五

史貝爾定的弟弟Kenneth Jay Spalding（1879-1962）是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 Philosophy，Brasenose College），大錢子泉八歲，是錢默存的朋友（《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記“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證審定一過”）。錢鍾書在國立師范學院填寫的履歷表中有“牛津大學東方哲學宗教叢書特約編輯” （見《國立師范學院教職員同學姓名錄》，1940年5月）。這叢書應該跟史氏昆仲相關，原文名惜不得而知，更不知收入哪些書。Henry Norman Spalding1939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Civilization in East and West（《東西文明》），非叢書之書，未道及錢先生姓字。1947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錢鍾書主編“International Series of Chinese Studies” （寰宇漢學叢書），第一種或惟一一種是Kenneth Jay Spalding的Three Chinese Thinkers（《三大中國思想家》），并聘作者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外國通訊研究員（Correspondent）。Three Chinese Thinkers援據錢先生為作者提供和翻譯的文獻（《談藝錄·補遺》也利用Three Chinese Thinkers的引據），錢默存還專門為它作文“Orientation towards the Orient” （《面向東方》），刊布于Philobiblon（《書林季刊》）1946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