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們來說，還有什么比火車進站出站更激動人心的呢？我們盼望已久，歡呼雀躍，流著鼻涕，張著大嘴，一次次將熱切的目光投向車廂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煙消云散的男男女女，樂此不疲。

越是物質貧乏，越是時間充裕。家鄉小城的火車站曾經是我少年時期與小伙伴們經常去消磨時間、觀看風景的地方，它誘惑著我們，讓我們在這里浪擲了過多的精力。誰能知道為什么呢？小時候的我們就是命好，不用對付無窮無盡的習題，不必上任何補習班，我們是時間的富翁，閑暇的專寵，可在無窮無盡的時間里游戲。火車站被我們選為游玩之地，是因為這里人多，寬敞，熱鬧，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車站有火車這個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龐然大物，這個烏黑的鋼鐵設備，是我們見得到的最偉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動存在，夢中絕對的精神與物質主角。它體積龐大、能量無限、威力無邊、堅不可摧，聲響和體魄足以懾服任何一個見到它的人。除了飛機，誰也設想不出還有什么東西能超得過它。火車既可任意移動，又能構成實實在在的危險，那個時候經常聽說火車軋死了人，很少聽說汽車出人命，而且火車不停地帶來新的可能，把歡樂、悲傷和關于未來不確定的向往，從一個地方運到另外一個地方。

1895年12月28日，法國盧米埃爾兄弟導演的只有五十五秒的電影短片《火車進站》在巴黎上映。火車沖著鏡頭呼嘯而至，嚇得觀影者幾乎要抱頭鼠竄，火車這個當時偉大的發明迅速為世上的人們所知曉。

火車日夜在小城經過與停留，它經常闖入我們的夢境，火車威風凜凜，聲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軀，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煙霧，穿越茫茫黑夜，踏平風霜雨雪，向北方縣城沉睡的人們宣示自己的存在。順著延伸向遠方的鐵軌，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紅薯干、布匹、縫紉機、自行車等等，會如約進入一戶戶人家，火車還會運來我們遠方的親人，送來投親靠友的素不相識者，無論人們是有嫁妝還是沒嫁妝的，得意的還是失意的，手腳干凈的還是不干凈的，火車都不會拒絕。火車讓各種各樣的期待或意外發生，讓喜訊或噩耗、憂愁或憤怒不期而至，把人們對生活的期盼帶到小鎮。在小鎮的日常生活中，從來沒有任何場所、物體，能夠比得上火車給人們的那么充足的想象。懾服大家的，也許不是體量、聲響，而是帶來的未知與可能。耳邊火車嘶鳴的機會，每天雖只有數得著的幾次，卻必不可少，它們提醒著市民們的生活與世界上最先進的設施有關，小鎮和外部世界存在著正常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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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從外地來什么樣的人，或與有多大派頭的人來往打交道，就能給小城的居民帶來多大的想象。誰家從火車站接來了什么樣的人，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還是小地方的，是當官的，還是平頭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曉，轉化為小伙伴們相互攀比的話題。我經常夢想著能夠到車站去接人，把遠方的親人虛構為即將乘火車來到家里的客人，或將聽來的故事安到自己的頭上，在夢里讓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盡快降臨到自己家里。

小孩子參與進到車站里接人行列的機會稀少到幾乎為零，我們被大人輕視，當成礙手礙腳的絆腳石，在他們眼里，到車站的路途過于遙遠，何況自行車匱乏。而在我們看來，到車站這點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們就想去車站接人。有次我夢見自己跟父親去車站接從北京來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當然不止爸爸一個人，自行車也不止一輛，在那個陽光充足的下午，拗不過苦苦的請求，爸爸同意帶我去。妹妹聽到這個消息時自行車已經啟動，她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哭，我則坐在后座上幸災樂禍。

后來，二姑一家三口真的來了，仿佛是忽然之間降臨的，完全沒有經過到車站迎接這個環節。二姑是個有意志力、有主見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氣。她走路風風火火，高昂著頭，長長的頭發在陽光之下飛揚飄逸，她雙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這種自信、堅定和灑脫，從見第一面起，就深深銘刻在我的心里，永難改變或磨滅。我、妹妹、爸爸，與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個局促得過分的動物園，看了被我們看過無數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絕開屏，它很悠閑，也很懶惰，永遠站著或走動著，沒有坐臥的時候，也不會給你開屏。猴子更不爭氣，不怎么跑動，拒絕做出任何有意思的舉動。

又一次，從北京乘火車來的四舅，在冬季的一個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個子，雖只有四十多歲，卻已銀發滿頭，據說是因為過早摘除了脾臟。四舅在林業部長期從事森林資源調查統計，是工程師，俄語很好。他到家的時候我正賴在炕上不肯起來。穿好衣服后發現他在喝牛奶，吃著我們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軟的那種。四舅總是很和藹，說話輕聲細語，舉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媽媽大兩歲，看得出，家里雖來來往往著很多媽媽的親人，可在情感上，他與媽媽是最親近的。親近的人之間話語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話專門放在心里隨時留給對方。媽媽與四舅之間有很默契的對視，有偶然的深入交談，恰好讓對方都感到很愜意。姥姥對四舅問長問短，聲量不大的膠東話抑揚起伏，語速極快。媽媽很習慣地在旁邊聽著，并不插嘴，睜著大大的眼睛專注地看著自己的母親。四舅此次是專程來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風，已有行動不便的表現；二是我媽媽的肺病此時極嚴重了，后來聽說她當時是“空洞8期”，即肺結核晚期。姥姥有五個兒子，只有這么一個寶貝女兒，向來對女兒唯命是從，如有不測，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擊，最好的選擇就是別讓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則抱怨女兒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幾天之后，家里來了一輛小汽車送他們到車站。姥姥和女兒離別的時刻終于到了，那個下午特別冷，老天陰沉著臉，風一陣緊過一陣，姥姥已經穿好了外套，朝著女兒默默地看過去，“承真，媽走了”，“承真，常來信啊”，這也許就是姥姥和四舅對媽媽僅有的幾句話，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記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無法完整還原出當時的情形，只記得媽媽坐在靠近廚房的一張矮凳上。她并沒有起身，更沒有抬頭呼應母親的凝視和告別，她喘著粗氣，臉色陰沉，有沒有說什么話，是否流下眼淚，我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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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火車站看熱鬧，是小城里的男孩子們的專有活動項目。這種活動有種莫名的隱秘性，有連我們這些參與者也不太明白的講究和規則。通知誰不通知誰，什么時候出發，都要保密。信息傳遞在暗中進行，而行動時卻又是炫耀的、公開的，大家三五成群，戴著風鏡，或者柳條編成的“草帽”，吹著口哨，或胡亂哼著歌曲，手里拿著小木棍之類，一路小跑來到車站。

我們經常專門靜等火車進站停下來，旁觀從車上下來的人，議論顧客的破綻與尷尬。我們每次都不會沒有收獲，那時人們的純樸、厚道，有特定的表現方式，比如篤信禮尚往來，篤信關系維持靠的是攜物走動。坐火車的人大多肩扛手提，因事先已完成了心意變物品的換算，訴求已折算成糧食與瓜果，達至心目中見面禮與“面子”的大致相當。物品的多寡與訴求的大小當然要成正比，即使無所求，空手也被視為嚴重不恰當。作家李佩甫說，家里來的親戚曾經給他媽媽帶過穿起來的螞蚱。中國人的伴手禮就這么豐富而必不可少。當時我們總能發現，火車進站停車后，下來的人各有各的狼狽，有人被踩掉了鞋，有人被煙頭燒了頭發，或者帶的土豆黃瓜豆角西紅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個一塌糊涂。

我們望眼欲穿，我們心急火燎，等到火車終于進站，終于停下來了，此時我們發現，大同小異的大包小包連同它們的主人，陸陸續續從車廂里被吐出來。車上下來的每個人照例都灰頭土臉，面目模糊，沒有幾個清秀的。個別干干凈凈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親或長輩緊緊地牽著，就像是被守著的稀世珍寶。姑娘們并不左顧右盼，她們幾乎一律梳著笨重的大辮子，把自己套在寬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們后來會怎樣？在這個小城的火車站，長大后是會經常露面，還是一去不復返呢？但愿她們不會變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人——在火車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車站結束生命。

有一天，我忽然被來自出站口的越走越近的一個紅色光團吸引，近了之后才發現，紅色光團是個紅色小頭巾，小頭巾漸行漸近，裝點著一個小姑娘白白凈凈的臉龐。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圓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雙頰停著兩朵小紅暈，她眼睛極細長，單眼皮，眉毛也極細長，顯得很機敏。她寬額頭，頭發被緊緊地梳在腦后，一縷都沒有散落出來。姑娘和我年齡相仿，看著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兒見過。她從檢票口出來的時候，手里的小籃子被旁邊的人擠到了地上，西紅柿、茄子、黃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嘩啦撒了一地，見此情形，我一下子脫離開小伙伴們，不顧背后的嘲諷，跑過去幫她撿，蹲下來的時候看到她穿一雙黑色方口條絨布鞋，里面的棉襪異常潔白，折射過來的光亮刺中了我張皇失措的雙眼。她沒有領情的意思，她只顧自己撿，并不抬頭看我，撿東西的急迫使她的臉更紅了，有一種羞澀與難為情在里面，但并不怯懦。她站起來后我才發現，姑娘的身材苗條，個頭不小。

（節選自梁鴻鷹首部散文集《歲月的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