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對哈薩克族女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來說，長篇小說《白水臺》稱得上是她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的作品。這種標志性意義，主要在于她用長篇小說的宏偉構架，女性作家溫婉、細膩的情感，與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以新牧區建設為聚焦點，在現實與歷史的交匯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哈薩克牧民生活進行了頗具厚度、深度與新意的民族志敘述，從而為繁榮我國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與哈薩克族文學做出了積極貢獻。

具體而言，《白水臺》以地處新疆準噶爾盆地北沿的白水臺村的尤萊·葉森家族為個案，采用多重變奏的方式對新時代哈薩克牧民生活加以詩性敘述，不僅細致地展示出哈薩克人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軍民守邊防的民族大義與新牧區建設的嶄新成就，而且準確地把握了哈薩克牧民勤勞智慧、善良樂觀、熱愛祖國、銳意改革與創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品質，由衷地謳歌了黨的牧區政策的深得民心。

《白水臺》民族志敘述的一個重要維度或主題曲，是對哈薩克族游牧生活的真實書寫與深刻闡釋。“逐水草而居”是白水臺哈薩克牧民的主要生存方式。隨著季節變化，他們跟著牛羊在草地上不斷移動，在春、夏、秋、冬牧場或營地之間不斷“轉場”，這當然是草原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可貴的是，小說對哈薩克牧民轉場活動的書寫，沒有停留于對民族奇風異俗的展覽或表象化敘述，而是通過藝術的“深描”，著力尋繹哈薩克牧民生存方式的真實內涵與哈薩克文化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核心密碼。小說有意穿插了一段女包戶干部孟（即孟紫薇）參加尤萊·葉森家族牛羊轉場的體驗之旅，讓讀者跟隨孟的身心一起走進了哈薩克牧民游牧生活的深處。最初，孟參加這次轉場的動機似乎只是好奇。但當這場體驗之旅結束之時，她才真正深切理解到轉場的異常艱辛及其對哈薩克牧民生存的決定性意義，也深刻理解了哈薩克牧民的獨特生存方式與文化觀念，乃至最終明白村主任阿斯喀爾安排她參加這次活動的良苦用心。原來，在白水臺，“牛羊轉場是牧人一年中最大的事兒，隨便不得。”為此，牧民往往不僅為轉場舉行盛大儀式，而且在駝隊先行還是牛羊先行、駝隊中每頭駱駝行走的先后次序、駱駝背上氈房龍骨的走位與男女主人坐騎的方位等細節上，都非常講究，不能出現絲毫差錯。這些，既決定著轉場的直接效果，也決定著牧民一年的最終收成。對于牧民來說，牛羊就是他們的“莊稼”或“麥子”。轉場，正是他們至關重要的一個“生產”環節。因為這樣，即使聘請有代牧的工友夫妻，在轉場時節，尤萊·葉森也親自壓陣不說，還會讓妻子卡米拉參戰，尤其是叫來當獸醫的弟弟威成·葉森鼎力相助。以前，草原地形復雜，河流眾多，山路崎嶇，氣候多變，轉場若遭遇雨雪天氣，人畜傷亡事故多有發生——尤萊·葉森的大哥胡安就在轉場中墜崖身亡。所以，轉場對哈薩克牧民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然而卻難不住勇敢、頑強與智慧的他們，再大的困難他們都能克服，再大的犧牲他們也能承受。胡安去世后，妻子帶著女兒改了嫁，尤萊·葉森肩負起一家之主的重任，把侄子葉瑞克當作親生兒子撫養成人。“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還催生了哈薩克牧民獨特的精神文化。尤萊·葉森不僅愛護牛羊，對馬抱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學會看天放牧，學會夜間依靠北斗星的指引識別方向，跟星星、天空說話等成為他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對少年葉瑞克來說，馬更是成長的搖籃。退役軍馬——紅不僅在草原賽馬中一再為他帶來冠軍的榮譽，而且讓他經受生活的磨煉，培養出吃苦耐勞的品格。紅的榮譽感、自律精神與頑強意志力等等，給成長中的他帶來良多教益。

《白水臺》民族志敘述的另一維度或主旋律，是表現哈薩克牧民赤誠的愛國情懷，展現邊疆地區軍民一家親的新型關系，贊揚軍民聯合保邊疆偉大事業中哈薩克人的勇于擔當和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守邊護邊不僅是他們的神圣職責，也是他們長期形成的高度自覺的愛國意識。保衛邊疆的偉大事業、社會主義時代的新型民族關系，使哈薩克族與守衛祖國邊疆的人民軍隊親如一家，形成了軍愛民、民擁軍、各民族團結友愛與軍民聯合保邊疆的優良傳統。白水臺正是這樣的典型。邊防軍不僅不畏艱苦守衛邊疆，為處在邊境的白水臺牧民安居樂業創造和平的環境，而且主動為牧民們看病送藥、排憂解難、贈送生活用品，乃至協助他們轉場。白水臺牧民視子弟兵為親人，積極參與守邊。葉森家族幾十年中與邊防軍結下深厚情誼，成為“世交”。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尤萊·葉森的父親既是牧民又兼任護邊員。作為牧民，他和妻子把遠離父母的戰士們親切地稱為孩子們，請他們到家中喝茶，他本人常給軍馬換鐵掌。作為護邊員，他認真地履行職責，不讓牛羊越過國境線。他在世時，邊防連醫術高明的羅軍醫為難產中的尤萊·葉森成功接生，挽救了母子性命。他感恩不盡，誠懇地請求羅軍醫為兒子取名，羅軍醫非常高興地為孩子取名雨來。這一名字源自《少年英雄雨來》，當地發音便是尤萊。羅軍醫后來又為威成·葉森接生并給他取名衛星，當地發音便是威成。可以說，尤萊·葉森和威成·葉森的名字生動地詮釋了邊防軍民魚水情深的佳話。改革開放初期，尤萊·葉森把為邊防軍放羊看作無比光榮的擁軍工作，與鐘連長結下深厚情誼，曾經與妻子卡米拉都成為不穿軍裝的軍人，還將部隊分配給他的軍馬——紅當作自己的靈魂，鐘愛不已。至于威成·葉森，則直接入伍參加邊防軍，在西藏阿里把四載青春歲月貢獻給祖國邊防。一句話，哈薩克牧民血管里流淌的，是對祖國的無比忠誠。

《白水臺》民族志敘述的第三個維度或變奏曲，是展現牧區實施脫貧攻堅戰取得的豐碩成果，描繪新牧區建設的巨大成就，歌頌新時代黨和政府富民惠民牧區政策的偉大，并揭示新形勢下牧區出現的新問題與新矛盾，展望牧區未來發展的光明前景。在白水臺，伴隨著脫貧攻堅戰的推進，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為牧民謀福利、造福祉的政策。比如，修通了各季牧場之間的公路，牧民的轉場方式由傳統走向了現代，變得安全而便捷。政府主要出資修建牧民定居點，為牧民在定居點修建了新農屋、暖圈、養殖小區、幼兒園、小廣場、村道，配備太陽能路燈，種植景觀樹，牧民有了安居之所，牧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一萬元以上，生活幸福指數不斷攀升，牧區與城市生活的差異大大縮小——白水臺正是近五六年來興起的牧民新村。牧民生產方式與就業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代牧作為新型牧業方式在白水臺出現，一些牧民的后代——如經過城市文化洗禮的葉瑞克、巴格娜夫妻，還有尤萊·葉森大學畢業的大女兒，除放牧外，他們開辟新的就業渠道，當起了出租車司機，餐館或商店老板，或加入城市公務員行列，不再成為牧民。或者說，像葉瑞克夫妻這樣的視野開闊、頭腦靈活與重視科技的新一代牧民開始出現。科技興牧在白水臺成為新的時尚，牧畜的品種改良、科學喂養在白水臺愈益顯示出巨大優勢，為牧民增收致富貢獻偉力。草原旅游業逐漸成為牧區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生態保護思想在牧民心中不斷生根發芽。拿尤萊·葉森來說，過度放牧對草原的破壞使他不斷培養起生態保護意識，深刻地懂得了必要的禁牧對保護草原、重建人和草原和諧關系的重要性。但對尤萊·葉森這樣的老一代牧民來說，告別傳統的過程也將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某些因循守舊的生活觀念仍然束縛著他的思想——如固執地采用原始方式轉場，家長制習氣較為嚴重。他和侄子之間的沖突，很大程度上便是傳統與現代兩種觀念之間的沖突。葉瑞克表面看是要向叔父要回登記在他父親胡安名下的草場使用權，實際上旨在取代叔父用全新的方法經管牧場，并全力報答叔父、嬸娘的養育之恩，絕非忘恩負義。通過對包戶干部孟的形象的塑造，小說生動地詮釋了政府干部為人民謀福利的根本宗旨，展現了包戶干部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神圣職責，并提出一貫在城市工作或從事理論工作的青年干部走進田間、大地的必要性。對孟來說，來到白水臺擔任包戶干部的過程，既是她把黨的富民惠民政策切實貫徹到牧區的過程，又是她實現自己思想情感蛻變的過程。她與幫扶對象建立感情，深入細致地了解牧民的思想動態，疏通他們的思想，為牧戶過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出謀劃策，乃至出錢出力，因此成為了幫扶對象的貼心人。經過工作的歷煉，具有哲學專業素養的她更是深刻體會到，自己缺的不是理論知識，而是對基層的了解。只有走出象牙塔，走向大地，走進田野，服務百姓，自己學到的知識才能接上地氣，有用武之地。孟的思想境界的升華，尤萊·葉森和葉瑞克矛盾的化解，葉瑞克的成長與成熟，等等，預示著新牧區建設征程中白水臺牧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美好前景。

作為長篇小說新作，《白水臺》具有不少值得稱道的藝術特點。一是把現代主義文學敘述經驗水乳交融地融會到作品當中。作品總體看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但寫法上卻保持開放的藝術視野，積極吸收了國外現代主義小說的敘述經驗。這主要表現在對美國著名作家福克納《喧嘩與騷動》《我的彌留之際》等敘述技巧的成功借鑒。福克納《喧嘩與騷動》《我的彌留之際》等的一個重要敘述經驗，是把家族生活的同一個事件分配給不同的家庭成員或重要當事人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講述，從而形成小說敘事的多聲部合唱，凸顯人物不同的思想個性，展現人類生活的對話關系。《白水臺》用活了福克納的這一敘述經驗，把尤萊·葉森家族的家族史、游牧史、軍民聯合守邊的佳話等，依次讓孟、卡米拉、葉瑞克、威成·葉森等從各自的視角加以講述或現身說法，從而全方位、近距離展示出哈薩克牧民時代生活的多彩畫卷。二是把尤萊·葉森與葉瑞克叔侄之間的矛盾設置為敘事樞紐，并在開頭設置懸念，有效地吊起了讀者的閱讀胃口。三是讓孟以外來者與類似民族學家的身份，以田野調查、人物訪談的方式，走進尤萊·葉森家族生活的幽微深處，通過她的介入將尤萊·葉森與葉瑞克的矛盾層層剝離，并開啟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的某些對話。四是人物的個性化。尤萊·葉森的憨厚、直爽，威成·葉森的風趣、敬業，葉瑞克的靈活、進取，孟的耐心、細致，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