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1月27日，在法蘭西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貝洛還沒有讀完他的詩作《偉大路易的時代》，布瓦洛就拂袖而去。發生在17世紀末的這一戲劇性場面，被看作文學史上“古典”和“現代”之爭（歷史上稱之為“古今之爭”）的標志。然而它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象征意義，或許需要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清楚地呈現出來。到了20世紀20年代，蒂博代在他的《批評生理學》一書中語出驚人地指出：這一事件之于文學和文學批評，“正如1789年7月14日之于政治歷史”，因為它“標志著我們仍在經歷的和我們的文學至今仍可得以立足一幕戲劇的開始。從這一天起，便提出了現代人的問題，現在，我們仍就這個問題在教育領域和藝術領域進行爭論”。

無論認為蒂博代是夸大其詞還是言之有據，我們都必須嚴肅地面對他提出的命題：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是與“現代人”的問題相伴而生的。照我的理解，“現代性”的創制過程雖然和歐洲社會世俗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它鮮明的時間意識卻深深地植根于基督教的世界觀中。由于拉丁古典思想不關心歷時性的關系，在古典拉丁文中就沒有“古代／現代”的對立詞。這種意識體現在文學和文學批評上，便是始終以過去的歷史或傳說為創作基礎，進而形成以集體傳統為核心的評判標準。而新出現的“古今”之爭則相當觸目地標識出一種新的時間觀念的萌動。那個時代的文學之所以表現出強烈的對現實的關注，當然是因為歐洲各民族在建構“現代國家”和“現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兩者又是合二為一的）的過程中需要借助“文學”的力量，否則就很難理解貝洛的詩作為什么要獻給“偉大路易的時代”。但問題并不止于此，更為關鍵的是“現代人”的形象借機浮出了歷史的地表。在這里，“現代人”區別于那種舉止高貴、冠冕堂皇的“古典英雄”，相反，文學的“現代”圖景呈現出的是“下層”人物、“低級”題材和所謂“道德敗壞”的創作旨趣。正如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指出的，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的小說“是與這樣一些事實密切相關的：摩爾·費蘭德斯是一個竊賊；帕梅拉是一個偽善者，而湯姆·瓊斯則是一個私通者”。還需要強調的是，笛福和理查遜是歐洲文學史上最早的作品情節取材于現實，而非取自神話、歷史、傳說或先前的文學作品的大作家，他們筆下的“現實”顯然不同于那些根據公認的道德和社會準則來表現的“生活場景”。

那么，“批評”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就像布瓦洛拂袖而去一樣，批評始終無法正視文學和當下生活建立起來的鮮活聯系。不論是過去喜歡用古典的價值，還是現在更愿意訴諸抽象的“藝術”或“審美”的標準，批評總是希望把多變復雜的文學納入既定的闡釋系統之中。這種“文學”和“批評”的收編與反收編的斗爭可以說貫穿整部文學史。問題在于“批評”所扮演的角色并非由批評家的責任或素質決定，批評，特別是職業的文學批評早就成為“現代性”整體規劃的一部分，把有可能溢出這個規劃的“異己之物”重新吸納進來，已經是批評的宿命。

由此，文學和文學批評顯示出它們在現代社會中“悖論”式的存在。作為“現代”的產物，文學必然內在地包含了“現代”對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繼而成為“現代建制”的某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由于天然地對人和人的感性世界的敏感，文學雖然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獲得了直面現實的合法性，卻把更多的關懷傾注于被現代社會淘汰、遺棄的“小人物”身上，傾注在巨大變遷中的普通人捉摸不定的命運上。這就是文學必須面對的“現代人”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的存在，有價值的文學往往以批判、置疑和反抗“現代”的姿態出現。不過，與一般理解不同的是，文學史普遍把“從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到波德萊爾的詩歌”稱作“反現代的美學現代性”，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從笛福、理查遜到狄更斯提供的另一條“文學反抗現代”的路向。如果置放在“古今之爭”的歷史脈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明顯帶有更多以“古”抗“今”的烏托邦色彩，擁護“現代”的浪漫主義者反對古典主義的崇古思想，卻希望在理想化的中世紀新的歷史時代；后者則在嚴峻地暴露當下生活的“陰暗面”的同時，也更深刻地揭示出“現代”內部的矛盾和分裂，以及現代“自己反抗自己”的特征。正是在后者的層面上，文學批評是否能與文學一樣獲得現代的意義，端賴于它敢不敢反抗自己的宿命，以及有沒有對“悖論”式處境承擔的勇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0年第6期

批評家印象記

重建統一的個人生活

王曉明

一晃眼，羅崗來上海已經八年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輪廓分明的人。他很勤奮、熱忱，總是精力旺盛、生氣勃勃，說話的聲音更絕不低沉，這些都是非常顯眼的。他興趣廣泛，記憶力強固，對理論尤其愛好，一說就是一大套， 這些也都是朋友們很了解，私心還有點羨慕的。他對紙面上和生活中的壓迫相當敏感，并由此激發了對于“正義”和“底層”的關注，這更是我非常欣賞的。他平常似乎頗寬厚，朋友在飯桌上開他的玩笑，他多半“嘿嘿”一笑就過去了；可是，一旦與人辯論開了，那就不管你是誰，他都會臉赤聲高、非要爭個輸贏不可——凡此種種，也都令人覺得可愛。當然了，在這一切背后，他也還有另外的情懷。對身外的世界、自己的人生，他其實都是懷著某種程度的悲觀的， 只是他還不習慣長吁短嘆，或者說，他也不愿意時刻意識到這悲觀。這自然會妨礙他享受快樂，但在今天，倘要做一個有眼力的批評家，進而做一個有深度的知識分子，這樣的隱約的悲觀，恐怕反倒是一項必備的條件呢。

20 世紀90 年代，在上海（當然不只是上海），從大學里走出了一批年輕的文學批評家。甚至都不大好說他們只是“文學”批評家，他們關心的范圍遠遠超出了通常所謂的“文學”，甚至有些人的主要興趣也已經移出“文學”， 轉向了思想、文化和更廣大的社會。在今天中國的文學界和思想界，這些年輕人正在逐步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越來越引起廣泛的傾聽。我相信，進入下一個世紀以后，他們還勢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羅崗正是這些人中的一位，而且是相當突出的一位。不用說，這些年輕人的修養、志趣和見解都各不相同，而且這不同還會愈益擴大。因此，籠統地談論他們是非常困難的，正如同籠統地談論“八十年代人”“新生代作家”或“七十年代生人”一樣。但是，我愿意在這里談談羅崗，或者與羅崗相似的那些青年人遇到的困難，這困難不僅是他們將來可能遇到的，而也是他們現在已經遭遇了，甚至正在為之苦惱的。

也是從90 年代初開始的吧，許多本來似乎愿意在文學或其他文科專業上奮斗下去的年輕人，紛紛放棄專業，離開大學，到計算機、金融或者商業領域里另辟前程：他們覺得在那里有更精彩的人生。這是無可厚非的，只要是聰明而有活力的青年人，誰不渴望精彩的人生呢？當然，究竟什么是“精彩”，各人自有各人的理解，像羅崗這樣的人，顯然不會將“精彩”僅僅理解成優越的物質生活，所以他們相信，在與自己天性更相契合的文學和人文領域里，同樣可以創造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可以創造出”是一回事，自己實際上有沒有創造出，卻又是另一回事。羅崗們或許可以忍受菲薄的薪水和窄小的宿舍，或許也還可以忍受粗劣的工作環境和日漸庸俗的校園氣氛，但是，他們卻很難長久忍受自己的努力的無意義。倘若你竭心盡力地闡發詩意、美感、自由和公正的價值，闡發哲人之思和歷史之魂的意義，現實的社會和人心卻盡往相反的方向滑動，日甚一日地陷入乏味、壓抑和粗蠢，你會不會廢筆長嘆，甚至對自己整個工作的意義都發生懷疑呢？倘若竟已經發生了這樣的懷疑，你會不會更進一步，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也發生懷疑呢？當然，文學和人文思想的價值，并不僅僅取決于某個社會一時間的狀況，即便滿世界都飄蕩著輕蔑文學和人文思想的泡沫，也不說明對文學和人文思想的執著就缺乏意義，恰恰相反，只要眼光稍稍放長一點，你就會看到社會因為這些泡沫而付出的深重代價。因此，即便置身于這樣的泡沫空氣之中，文學和人文學者仍然可以憑借開闊的視野和對人類歷史的充分了解，而繼續保持人文信念和工作的激情。問題是，今天的羅崗們如何能夠建立并且繼續保持這樣的信念呢？

這就是我所說的困難了。自80 年代中期以來，社會的普遍氣氛是越來越崇尚實利，一切不能迅速兌換成現錢的事物，都一一被擠到了生活的邊緣。羅崗們正巧在這樣的時候開始自己的青年時代，他們對日常生活的感覺和想象，就難免會受到一些流行風氣的影響。進入90 年代以后，他們相當迅速地接受了從域外傳來的新的理論，這些理論非常犀利，足以幫助他們“解構”昔日和當下的許多思想錯覺，但同時，他們在80 年代建立起來、并據以整理——有時甚至是壓制——自己的生活感覺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啟蒙”“知識分子”， 等等，也隨之受到了質疑。他們并不愿放棄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難再像十年前那樣無條件地信奉它們。他們努力想重建比“啟蒙”之類更可靠的思想立足點， 但當用福柯式的眼光細細搜尋之后，他們卻不無沮喪地發現，除了一個抽象的“批判”的立場，除了從這個立場出發，借用合適的理論來搭建一些臨時性的論述基點，就無法再有更確定、也更穩固的思想立場了。如果單為了寫文章， 這些臨時性的基點自然是夠用的；即便針砭社會、思想和文學的現實，游擊式地移動立場也未嘗不可。但是，如果要想建立一個身心統一的人生立場，一個能經得起大風大浪的思想立足點，這卻遠遠不夠了。理論上或許能勇往直前， 具體的日常生活的感覺卻可能配合不上，時間稍長，就很容易造成內心的矛盾， 這矛盾不僅是站在理論和感覺中間，甚至還會一直深入到最基本的感覺之內。記得好幾年前的一個夜晚，在大學附近一家嘈雜的飯館里，羅崗和他的幾位同學就很懇切地對我說：“你們這些人（當時還有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朋友在座） 有理想，有確信，可我們覺得那些確信有問題，我們沒法和你們一樣堅持它們。我們想要有更經得起批判的立場，可這很難……”我想，在那個時候，他們是不是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內心那正在冒頭的矛盾的沖擊？

羅崗說得對，是很難。在今天的中國，重建統一的個人生活，或許是擺在文學、人文學者和所有知識分子——不論他的職業是什么——面前的最艱難的事情。社會一面提供種種方便，鼓勵你沉溺于粗糙庸俗的生活境界，一面又設置種種障礙，使任何不滿足于這境界而期望在較高的精神層面上創造身心一致的努力， 都困難迭出，矛盾重重。這豈止是羅崗們獨有的困難呢？無論是日常生活感覺所遭受的流行風氣的深入雕刻，還是“啟蒙”信念在新理論沖擊下的日漸剝蝕， 我受損的程度都并不比羅崗們低，而且也絕非我一個人是這樣。因此，如何一步步重建新的理性確信，如何在每日變化的新的生活實感和不斷擴展的理論和知識修養的互相滲透中，逐漸融會、發展出穩固的精神支點，這同樣是我和與我年齡相仿的同道們迫切要做的事情。事實上，90 年代的許多思想和理論討論， 包括“人文精神”的討論，都從不同的方面，體現出了知識分子重建信念的努力。越是看到了社會現實的深刻變化，越是意識到這些變化向知識分子提出的重大要求，我就越強烈地感覺到重建統一的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一個缺乏這樣的生活的牢固支持的人，非常容易如魯迅當年批評的那樣，東倒西歪、隨波逐流，非但無力洞察現實，反可能被現實扯得四分五裂。因此，我非常希望羅崗和他同輩的朋友們能盡快克服這個困難，更愿意我自己能從他們的成功中獲得鼓勵。我所以在這里特別詳述他們的處境，就是想借對他們的催促，給自己增加一份勉勵。

（王曉明，時任職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