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者對作品的命名，不僅僅是外在規制使然，更與寫作者的創作動因和美學觀念息息相關。21世紀20年代初，在全球化日益凝固和整全性漸趨離散的時代，人到中年的梁鴻鷹將自己的散文集命名為“歲月的顆粒”付梓發行，其懷舊和回望的意味昭彰而顯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中宣稱：“懷舊是一種喪失的位移，但也是個人與自己的想象的浪漫與糾葛。”既然是一種“想象的浪漫與糾葛”，作家完全可用更為文藝唯美的修辭來追懷歲月的饋贈，譬如，較之“顆粒”，“珍珠”似乎顯得更為浪漫和瑩澈。想想看，在歲月的無盡沖刷下，能夠留在腦海中并保持言說熱情的人、事、物該是多么的珍貴，將其比擬為“歲月的珍珠”似毫不為過。但梁鴻鷹卻無意雕琢和文飾，他不愿為過往度上一層炫目而迷人的光彩，而是以真誠和質樸的心性檢拾起記憶沙灘上的“顆粒”，然后，發現它們的美好，也不避它們的粗礪。

在《母親與我的十二年》中，梁鴻鷹評價情竇初開的媽媽對意中人采取的態度是“真誠而不失審慎，熱烈而不失克制”，有意味的是，這樣的態度與風格也是這部散文集總體的藝術風格和特色。

《歲月的顆粒》猶如僑寓它鄉多年的游子一場返鄉或穿越之旅。在返回的過程中，被時間的風塵掩埋的童年、少年、青年的或明亮或憂傷的過往再次靈動活潑起來。在自由無羈的時光穿越中，作者帶著我們重回昔日的生活現場，從被姥姥抱在懷中與彌留之際的祖父告別開始，讀者見證了主人公此后的成長與生活。在這些散文作品中，既有死生之悲哀，也滿含愛戀之喜悅。在細節化的描摹和沉實的語言中，那群靈動鮮活的人物、那些隱曲的少年心事、那場難忘的對話場景則被一一喚醒和復原。此外，梁鴻鷹對聲音、對毛發、對手腳、對相片的體物入微和任性而談，則處處發散出作者那溫雅疏淡的人格氣質。也許梁鴻鷹認同“散文是心靈的散步”的觀念，因此，他的散文似乎有意與教化或虛構拉開距離， 他的取材關乎自身，他的文字明白樸訥，在自然而誠懇的文風中飽含情理，于瑣碎細微處發現宏旨精義。

在赤子般的深情追憶中，作者將自我的所思所想與所欲所求真誠坦露，不做作，不偽飾，如他反思自己何以不愿承認與奶媽一家曾經的親密關系時，認為不過是虛榮心作祟——不愿承認自己曾經在鄉下生活過。為此，他將“心中涌出來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壓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鄉下’這個字眼的念頭而壓抑了下去。”（《最初的年頭》）又如，因童年遭受過父親陰晴不定情緒的巨大傷害，所以，“當了家長之后，我極力避免成為情緒的魔鬼，把氣撒給孩子，但說句實話，真的很難很難。成年人被浮名所困，為功利所綁架，不過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傀儡而已。”（《父親零章斷簡》更為痛心和無奈的是，生而為人，在某事或某刻，我們不得不“戴著面具生存，這既是生活所賦予的，也是在有意無意中接受的。不管與自己的家人，還是與素不相識的旁人，都擺脫不了‘扮演’的宿命。”（《被歲月和父親所塑造》）類似的坦蕩告白和靈魂自省，在在昭示出作家真誠質樸的一面。

班固曾對司馬遷的《史記》推崇備至，認為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歲月的顆粒》無疑具有史傳文學的敘事倫理，作者經由個體的記憶與經驗，以最大的誠懇書寫出世情的紛繁和人心的褶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們，在無情時間中有情生命的甘苦和堅韌，確證了慈憫和情義的永恒價值。這是一種溫潤的信，仿若山間明月或松下清風，讓人不知不覺間對天地眾生充滿依戀與熱愛。

而且，通過《歲月的顆粒》的閱讀，我們可以了解作者的情感、生活、親友以及他對生命和世界的勘探和發見。在這些文字中，我們仿佛與作者迎面相見，因為他的忠肯和天真，我們愿意諦聽他細數從前的日子，也愿意目擊一個襁褓孩童一點一滴的成長，進而在人心的交接中辨識自我，喚起對個體及普遍生命的深切敬重與深情體恤。

二

《歲月的顆粒》是梁鴻鷹在“自己的園地”里的深耕細作。乍看之下，作者似乎無意于宏大敘事的壯闊與擔負，然而細讀散文才知，那些令人過目難忘的人物、書信日記和各種情感無不承載著作者對世界和人生的哲理化思考與發見。事實上，梁鴻鷹的散文不僅是對自我的辨識與滋養，同時也是他對外部生命世界的細致觀照——“從出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再到現在，自己始終與整個國家的巨大變動相伴隨，同時代共同跨過的所有艱難曲折及風云激蕩的一切息息相關，我熟識的一個個家庭，一個個親人，一個個身邊所經歷的溝溝坎坎，體驗過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禮著我，對此，我盡可能地加以記錄，留給自己和后來者。”（《歲月的顆粒·自序》大歷史的敘述背景為這部散文集帶來寬廣的精神視野和歷史意識。通過身邊親人和友人們的命運遭際和日常生活，作者由此展開了對風云激蕩歲月的探幽尋微，釋放出1960年代以來至當下時代海量的生活信息，并以審慎和蘊藉的語言感悟世事，彰顯樸素而恒常的生命與情感真諦。

在家鄉小城生活讀書的日子里，稚拙的少年觸目所見皆是明亮：“那個時候，盡管物質上很貧乏，人們對精神享受的追求向往熱情很高，家家戶戶求上進，都想把家里的墻面變得與大街上、單位里的一樣，與偉大領袖、大好河山、樣板戲、好人好事日夜相伴。我看到不少小朋友家的墻壁上貼過《列寧在1918》《列寧在十月》的劇照。”（《書店不完全往事》）此外，在《1978年的日記所見》里，梁鴻鷹饒有意味地記錄下1978年代的因襲與新變。一方面，小城里的生活依然攜帶著革命中國的面影，如，團委要求各班的班干部在周末時要觀察和記錄“敵情”，清明節去烈士陵園掃墓以及在禮堂里聽老紅軍袁縣長講抗戰故事等；另一方面，改革中國的萌芽也在潛滋暗長，譬如，緊繃繃的牛仔褲、亮閃閃的紅皮鞋、格里格的《晨曲》、青年節同學們被要求唱英文版的《國際歌》、男女同跳集體舞以及語文課上老師對《班主任》和《傷痕》的詳細講述等。無一不提示我們時代和生活的新變。

值得稱道的是，即便是在波詭云譎的特殊時日里，梁鴻鷹的散文也是克制溫婉的，沒有常見的悲憤呼告，亦沒有哀情控訴，而是采用深沉委婉的講述方式，呈現出一代人的人生境遇及歷史命運。在《書店不完全往事》中，作者以充沛的情感禮贊了書店售貨員小金的美麗和熱情。但是，她的青春美麗卻成為了她的“原罪”，流言蜚語和具有侮辱性的鉛筆畫充斥在她的生活中。無疑，這些行為給小金的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霾，但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面。據說，書店里的羅鍋老汪勾引小金，犯下了流氓罪。作為出了“風化”問題的女主角，小金消失了很長時間。許久后，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的小金變得麻木而不修邊幅：“她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白那么嫩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了淺淺的黑道。她不再扎‘小刷子’了，而是將頭發散下來，披在了肩上。由頭往下看，我發現她的袖口有些抽線，袖子上有明顯的油點兒。”細節化的描摹以及人物前后鮮明的突變，有力地揭示出小金心靈的重創和精神的轟毀。

更多的時候，作者愿意在灰暗的日常中捕捉溫暖和善意。比如，寫到媽媽與肺結核病魔作斗爭的哀婉往事，梁鴻鷹記憶中保留的是小城人們對母親無私的幫助和關愛。這些人包括縣醫院的醫護人員、書店的小金、看守果園的女知青、楊大媽一家……正是這些樸實善良的人，令敏感惶恐的少年感到情義的無價，苦難的歲月也因人情的溫暖而不再涼薄。

《歲月的顆粒》存在著一個中年的“我”對一個少年的“我”的回顧、對話和詰問，這種“活出來”的散文帶著作者鮮活的心跳，甚至傳達出一種依稀可觸的體溫。少年失母的不幸，青春期的煩惱，中年的奔波和人生的聚散無常，令人哀傷，卻不致絕望。這些散文篇章處處透出作者與世事和解的圓潤智慧，同時也有著穿透世情的表象，體悟歷史、社會、文化間錯綜復雜的糾葛與奧秘，具有經歲月洗禮后智者的恬淡與從容。

三

新時期到二十世紀末，散文寫作也曾斷續地表現出對舊有模式的掙脫，尋求藝術方式的突破，進而確立文體的獨立性與當代性的嘗試。然而近年來卻很少關于散文文體創新方面的探討與論爭，散文寫作在總體上走向大水漫漶式的簡單隨意，絕大多數散文作家似乎喪失了對散文文體形式的創新意識。但在《歲月的顆粒》中，梁鴻鷹開誠布公地宣稱他在散文形式方面的創新：“我不想平鋪直述，而是想讓形式感更強一些。那些通往文學世界的種種策略和路徑始終誘惑著我，不顧是否弄巧成拙。”（《歲月的顆粒·自序》）事實證明，不論是人稱視角的自由轉換，還是敘事時間的靈動跳躍，均避免了散文在敘述方式和敘事節奏的貧乏單調，給人耳目一新的閱讀感受。當然，在散文的技術層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每篇散文的開篇均引用1-3段經典語句，包括古今中外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等的經典論斷。在散文內部，也如天女散花般遍布著對各種知識的引介、議論和探究。而且，這些知識不是游離的，而是與散文內容構成互文關系。譬如，在《最初的年頭》里，作者在開篇分別引用了左琴科、亞里士多德和拉迪亞德·吉卜林關于寫作、時間和童年記憶的論述，這些引述與敘事主題彌合無間，形成奇妙和諧的共振。

事實上，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即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征引傳統。而在現代散文的發端期，將廣博的知識引入散文寫作也屢見不鮮，比如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的散文均以知識性和哲理性見長。在當代散文寫作中，“新散文”和“文化大散文”曾流布甚廣，一定程度上使得歷史、文化和知識的寫作權重愈發上升。《歲月的顆粒》觸目可見作者對各種知識譜系的探究和征引，但其目的卻不是出于炫技和才情的展示，而是梁鴻鷹對君子立言傳統的自覺承繼，更是他通過讀書增益心智、紓解疑難的養心之舉。

《歲月的顆粒》除了在形式敘述上進行了大膽地革新，更在散文“材質”的擇取上接通了古典散文駁雜匯融的傳統——將書信、日記、演講、采訪等移植到散文寫作的范疇中，打破了當代散文過于狹窄和逼仄的概念限定。《一次邂逅》全篇由作者和馬津老師的對談構成。通過“我”的發問，馬津老師詳細而富有文采地回答，縷析了從東部沿海城市來到西部邊遠內陸的知青群體歷經的生活軌跡和價值理念的變遷。該散文將客觀的敘事與議論、抒情相雜糅，使得讀者得以窺見大歷史背景下知青群體的理想主義激情及其凝重的理性思索。如果說《一次邂逅》是對父輩歷史及人生命運的記錄和喟嘆，那么《1978年日記所見》和《盈盈尺素》則通過日記和信件的方式，呈現出1960年代生人青春時代的學習生活和兩性之間曲折而又浪漫的戀情故事。而日記與信件的歷史性和非虛構性，則決定了這些散文在記人敘事上實事求是的質色，即便書寫復雜的情感關系，也沒有傳奇化的傾向或極端的矛盾沖突。總體而言，材質的多元與豐富，不僅將散文文體固有的“雜”與“廣”發揮到極致，而且進一步印證了散文以 “真”和“實”為礎石的藝術堂奧。

梁鴻鷹的散文寫作不獨注重文體創新，而且在語言上也力求“擁有屬于自己的聲音聲調”。這種聲音聲調的獲得，則與作家的氣質稟賦和人生經驗聯系甚深。對作者而言，十二歲便失去母親的創痛是深巨的，以至于時隔許多年后，他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母親去世時的情狀，依然能在任何時候不假思索地說出母親去世的具體日期，依然能用溫柔的文字還原母親在世時的具體言行和舉止……失去母親的痛苦，縈繞在作者的心間，成為他終生難以化解的情結，難以緩釋的疼痛。可以說，個人遭際及對宇宙萬物的透徹省悟，共同決定了該部散文集沉郁頓挫的感傷情調。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曾論述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由是觀之，梁鴻鷹的散文確如清水出芙蓉般清新、本真而又余香裊裊。會心的讀者，自然可以看出他“細嗅薔薇”的溫良，也會懂得他“草蛇灰線”的隱曲。 

（烏蘭其木格，蒙古族，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北方民族大學文傳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網絡文學、少數民族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