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早已恢復日常秩序時，不少國家因疫情限制，仍處于居家辦公學習的狀態，這使得日前在上海作家書店所舉行的文學交流會，成為別開生面的一次“日與夜的對話”。5月25日晚上8點，作家小白、黃昱寧和走走現場連線三位巴西作家奈拉·維達爾、艾米利奧·弗拉亞、保羅·斯科特——對于身處巴西的作家而言，這是一場早上9點的晨會。以“地圖·疆域·想象的共同體”為主題，六位作家在這場中巴文學交流會中分享了自己的作品片段，多位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同學翻譯了文本并進行連線朗誦，共享文學跨越時空的魅力。活動由上海市作協和巴西駐上海總領事館共同舉辦。

小白的作品《租界》中，有一段講述仆人阿保背著一大袋碎紙片在馬路游走，為賽馬比賽標記路線的情節。以這個片段，小白闡釋了自己對于“疆域感”的觀念：“地圖是對疆域的認知，而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疆域感，也有對疆域的想象，疆域才會越來越擴大，最后所有人的疆域都會連成一體，成就今天的人類世界。”這部小說，也源自他在藏書樓所看到的一本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賽馬俱樂部手冊中的一疊地圖。百年歷史風云早已使地圖上的道路、建筑難以覓蹤，小白卻因此產生了探尋的興趣，并最終通過大量資料和地圖，構想出了這部作品。“當我把那個故事想象出來以后，如今再走過那片臨近哈密路、虹橋路的地方，會有一種非常奇異的歷史感。”在小說《丹尼爾的婚姻》《幸運》中，奈拉·維達爾也嘗試著用不同主題來探討人類永遠的沖突、矛盾和具有縱深感的歷史。“我對巴西的歷史非常感興趣，會做一些搜索、調查，以這個為依據進行故事創作。”互動中，艾米利奧·弗拉亞帶來的作品《塞瓦斯托波爾》講述了在圣保羅、秘魯、俄羅斯等不同國家和城市之間發生的故事：“這個作品是通過想象和不同國家之間的位移進行的一次創作，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探討不同文化間的對話。”

如其所言，對于文學來說，最大的“疆域”在于語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差異。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中，人們常關注于文學究竟如何傳遞具有共性的理念和情感。長時間的居家使保羅·斯科特寫下了反思疫情的《困斗》，走走則以《在黑夜里逮一只黑貓》闡釋了局限之中反而無限擴張的精神領域。小說中描述的因困居一室而陷入緊張關系的一對男女，恰恰是她關于個人空間和相對自由的思考：“對一個封閉空間的書寫，就像帶著鐐銬跳舞，會給作家很多想象力。”對此，艾米利奧·弗拉亞所設想的，是在受限情況下作家保留自己獨有的空間，又借用想象空間不斷拓展自身的想象、知識和感受，“這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保護與拓展會形成很有意思的話題”。

交流會中，六位作家帶來的作品均是小說。其中思辨成分最強的，莫過于黃昱寧來的《文學病人》。以科幻小說的方式，她探討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并以此形成以此對于文學觀念的“一次性清算”。當現實迅速擴張，人們幾乎生活在一個“現場直播”的狀態中時，我們距離狄更斯式的寫作越來越遠，作家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又該如何書寫？對此，黃昱寧認為，現實永遠不僅僅是新聞式的記錄，作家的虛構優勢在于如何裁剪材料，通過自己的理解將這些材料重新構建一個世界，由此，現實主義的概念可以得到進一步拓展。“我不覺得有什么作家是不關心現實的，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阿特伍德寫《使女的故事》，他們一直強調自己所寫的都是現實發生的。表面上的現實主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用什么手段介入現實。”

常被誤讀為“魔幻現實主義”的巴西作家對此深有感受。“巴西也是一個民族構成非常復雜的移民國家，不僅有美洲當地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文化，還有非洲的一些文化和宗教，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移民。通過虛構創作的方式，我們想展示巴西文化中的多元性、巴西不同種族身份之間的生活、意識形態、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不同性。”保羅·斯科特表示，“虛構給了我們更大的創作空間，讓我們有更好的武器、更豐富的資源講述不同故事——不僅是巴西的故事，也是南美的故事。”在這其中，奈拉·維達爾所關注的，是那些不為人知的聲音：“巴西有很多女性文學、黑人文學，他們都是被忽視的聲音，巴西文學如何回應這些以往被忽視的聲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通過重構的方式講述少數人群的故事，會使我們的現實主義更加豐盈，擁有更多內容和血肉，也有更多聲音和空間去展示巴西社會的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