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電視劇《覺醒年代》熱播，重新激起了人們對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的興趣。新文化運動中的風云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再一次回到了大眾的視野中。

在一般觀念中，新文化運動似乎與中國傳統文化截然對立。然而，五四運動的提倡者們，大多也是國學大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許多貢獻，其中劉半農就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劉半農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首先集中體現于他對古典白話小說的研究。他曾經點校過兩部古典小說，一者是張南莊的《何典》，二者是董說的《西游補》。其中《西游補》較為著名，是明末清初文學家董說的作品。這部小說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在火焰山之后，祭賽國之前的一段故事，董說在書前回答中強調本書的核心是描述孫悟空勘破情根，這部作品無論從在思想性還是在藝術性上，都是明末小說中的翹楚。劉半農是當時第一個點校此書的人，同時他還撰寫了長文《西游補作者董若雨傳》附于書后，詳細地考證了董說的生平創造及社會關系，資料翔實，論證嚴密。而另一部“借鬼說事”的諷刺小說《何典》則因魯迅的題詞而獲得名聲，魯迅在《<何典>題記》中認為此書：“談鬼物正如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見這書諷刺藝術水平之高。劉半農極推崇《何典》，理由之一是其“善用俚言土語”。對以上兩部優秀古典白話小說的點校工作，可以算是劉半農在小說領域的第一重貢獻。

劉半農有小說的點校，同時也關注通俗小說的理論和批評，強調從新文學的視角對傳統的通俗小說進行理解。為此，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較為重要的有《詩與小說精神上革新》《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中國之下等小說》等。劉半農認為“通俗小說”是“上中下三層”社會共有的小說，因此他實際上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重新對中國傳統小說加以闡發。他的《中國之下等小說》對傳統的通俗小說進行了文體、材料、文筆、思想等四個方面的考察，對于傳統通俗小說進行了一些基本的概括，如他注意到傳統小說中韻文與音樂性相配合的特點，通俗小說雖文筆不佳但對下層人民的生活描述卻十分到位，并對下層小說的思想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總結。這些觀點既精煉又發人深省，尤其是劉半農注意到下層小說的作者和讀者的社會地位，并從此出發重新理解下層小說，而不是對傳統小說進行一味地否定。

除古典白話小說以外，劉半農也對中國傳統戲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著名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提出如欲改良韻文，則需要“提高戲曲于文學上之位置”。從那時起，他便持續關注中國傳統戲曲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應屬《中國俗曲總目稿》。該書共搜集俗曲六千多種，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早期對中國傳統民間文藝的重要整理。與戲曲研究相結合，劉半農還對中國古代聲律有著深入研究。結合他自身的語音學研究，他寫有《天壇所藏編鐘編磬音律之鑒定》《十二等律的發明者朱載堉》等文章，對中國古典的音律研究有著很大的貢獻。與此類似，基于他的語言學背景，他以自己搜集的大量通俗小說和戲曲作品為語料，與李家瑞一同編著了著名的《宋元以來俗字譜》，本書是對宋元以來的俗字分化和演變的重要研究著作，劉半農自謂：“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來俗字的演進和變化的程跡，也就十不離八九了。”這部書幾乎可以稱得上劉半農語言學論著中的扛鼎之作。

劉半農的興趣十分廣泛。除了以上的貢獻外，他還曾點校了韓偓的《香奩集》；在巴黎抄回了很多重要的敦煌文獻，并編成《敦煌掇鎖》一書；以及對太平天國的文獻有一些整理。總而言之，這是一位對中國古典文獻研究有著巨大貢獻的重要學者。

由以上事實也不難看出，劉半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幾乎都是圍繞著“俗”的概念展開。而在“俗文學”的概念下，是劉半農對社會上中下三個階層的分類觀念，依據這一觀念，從讀者、作者與文本內容三個角度，對文學進行重新分類，并從“通俗文學”中分出可以保留的元素以及必須得到修正的元素，這便是劉半農的“文學改良”之基本思路。由此，我們將發現，位于劉半農改革方案核心的實際上是“分類”的方法，通過這一方法，他從中國古典文學中重新發現了“通俗小說”和“俗曲”，又在“俗文學”中發現了“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這些分類的最終目的，則是完成“文學改良”，走向“新文學”。這一思路不僅僅存在于劉半農的論述中，同樣存在于新文學的其他提倡者中。如胡適便從白話文學史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分類，劃出文言的文學和白話的文學兩類；又如廢名將詩分為“散文”和“真正的詩”兩類，從而將李商隱和馬致遠加以區分。

通過“分類”，新文學的提倡者們重新切割了中國的傳統文學，并將之與“新文學”勾連起來，使“新文學”在中國歷史上獲得了某種一以貫之的傳統。五四知識分子使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方法，或許也能為當下利用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