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暖水屯里的“斗地主”故事。小說雖然只涉及河北桑干河邊的一個小村莊卻立意宏闊，嘗試以小見大，反映轟轟烈烈的解放區土改運動，它言說鄉土中國的主潮與正義，強調土改運動的復雜性和合理性，是作家以實踐和經驗煉成的革命史詩。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生活的產物。1946年，丁玲在前往東北的途中臨時落腳張家口，決定就地參加土改，先后在辛莊、東八里村、溫泉屯體驗生活和實地考察。由于國民黨軍隊逼近，她只好轉移到阜平，后來又前往離晉察冀中央局更近的抬頭灣村，當環境稍微安定才得以寫作初稿。小說里的暖水屯是以丁玲住過一段時間的溫泉屯為原型的。也正是在創作期間，她聽說村子已經被敵軍占領，非常擔心記掛那里的鄉親，也有意識地收集桑干河一帶淪陷后護地隊展開斗爭的材料。按照丁玲的計劃，小說將寫斗爭、分地、參軍三個階段，初稿只寫到第一階段。由于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她暫停寫作參加土地平分，在此后的差不多半年時間擔任獲鹿縣工作組長，負責五個村的土改工作。以這些生活、工作為基礎，丁玲又進一步修改、補充。因為多方面原因，丁玲最終未能完成原計劃的“三部曲”。但從創作過程來看，她一方面領會政策，一方面非常重視個人體驗。不僅暖水屯脫胎于熟悉的溫泉屯，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如錢文貴、顧涌、李子俊、劉滿、黑妮、文采等也都有現實原型。這些鄉村各色人等，地主、鄉紳、勤勞致富的中農、有冤難訴的農民、地富子女、土改干部……無不凝聚作家觀察、揣摩的精心和苦心。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地主群像多層次而且立體化，堪稱丁玲對于現代文學史的重要貢獻。既有為非作歹、激發公憤的許有武，也有兇狠奸詐、擅于籌謀的錢文貴和江世榮，還有性格懦弱、有點小算盤的李子俊……人物的設計以及布局，反映著作家對現實的認識和思考。在土改運動中，打倒地主，把土地分配給少地甚至無地的農民是一項基本政策。然而政策方針要落實于廣大農村鄉土，必然遭遇具體的問題。那些作威作福的惡霸地主是眾矢之的，發動群眾批斗也相對容易。但有的剝削者卻占地不多，敲詐獲利也不靠明搶強占，他們長年欺壓鄉里，讓農民敢怒不敢言。揪出打倒這類具有偽裝性、隱蔽性的壞惡分子，屬于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容易識別的大地主許有武，只做簡單交代，提起孟家溝被鎮壓的惡霸陳武，屬于一筆帶過，惟獨對錢文貴不吝筆墨。他作為小說的核心人物，讓全體村民又恨又怕。錢文貴輕松逃脫前幾次清算，只因他的確令人迷惑：雖然發家迅速卻占地不多，雖然威懾整個村莊卻沒有明面上的人命血債。他還緊跟革命政府的步伐，送兒子錢義參加八路軍，讓大女兒嫁給村治安主任張正典，還要撮合侄女黑妮和農會主任程仁談戀愛。

小說敘事迂回曲折，總共50多章，直到第48章才正式批斗錢文貴。不得不說，這恰恰體現了丁玲的獨特。丁玲提供了另一種內容：作惡多端的地主當然有，還要注意難以揭露的錢文貴。她捕捉、辨析錢文貴的特征：“（他）同保長們都有來往，稱兄道弟。后來連縣里的人他也認識。等到日本人來了，他又跟上層有關系。不知怎么搞的，后來連暖水屯的人誰該做甲長，誰該出錢，出伕，都得聽他的話。”錢文貴占地不多，也不靠殺人放火威懾鄉里，關鍵是有著斡旋于上層政權與下層民眾之間的本事。他倚仗政府權力，掌控著關乎老百姓生計的“出錢”“出伕”大事，誰不畏懼？既然“地主”“惡霸”之名不足以涵蓋錢文貴，小說就花費很長篇幅描寫細節的日常生活、錯綜的人際關系，到“決戰”環節才讓“伏線”逐一爆發。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就是劉滿一家蒙受的慘禍和冤屈。劉家父親氣病而死，大哥充當苦力喪命，二哥擔任甲長被逼瘋，還有劉滿自己滿心抑郁又被撤銷黨籍，原來都出自錢文貴一手策劃、全盤操縱。而劉家的遭遇在暖水屯里并非個例，當王新田控訴為避免征兵被敲詐錢財、當張真想起自己被征勞力的兒子有去無回、當顧順痛訴姐姐遭調戲有口難言……一樁樁一件件，矛頭無不指向錢文貴。至此，他的假面終于被撕開。

丁玲還將個人身世經驗融入了小說創作。她談及構思《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及錢文貴形象：“最初，我想寫一個惡霸官僚地主，這樣在書里還會更突出，更熱鬧些。但后來一考慮，就又作罷了，認為還是寫一個雖然不聲不響的，但仍是一個最壞的地主吧。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個地主，我接觸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經驗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統治一個村?？纯次覀兺粮牡膸讉€村，和華北這一帶的地主，也多是這類情況?！倍×釁⒓尤A北土改，發現當地最常見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統治一個村”，即像錢文貴這種威懾整個村子卻未必占有多少土地的。丁玲毫不諱言，這喚起了她的家族記憶，坦陳自己也出身“地主家庭”。丁玲老家在湖南常德是數代積累的大家族，祖父一代還在做官。但她的父親卻遇上廢科舉的時世，仕途無望寄情鴉片，依靠變賣家產過活。到與丁母成親時，父親名下的田地所剩無幾，稱之為“地主”已經名不副實。但從這種“名不副實”可以理解，丁玲自小所見的高高在上者不是占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強取豪奪的，而是憑借門第、功名掌控社會權力的群體。

所謂“士大夫居鄉者為紳”，丁玲的祖父及以上正是科考入仕，晚年退職返鄉。她從小耳濡目染的，是傳統社會的紳士之家。作為中國“土特產”的“紳”與當下流行的紳士風度、紳士品格沒有什么關系，后者指稱西方的道德和禮儀，屬于舶來品。而傳統中國有“士農工商”四民，其中“士”即紳士居四民之首，是處在“官”“民”之間的一個社會群體。在封建官僚體制時期，皇帝任命官員只到縣一級，縣以下交由紳士管理。社會學家費孝通等將這樣的權力運作模式稱為“雙軌政治”，強調皇權和紳權的互為制約、互為補充。為維持王朝帝國的運轉，紳士曾發揮過通上達下的功能，也擁有管理民間的權力。

然而，隨著科舉制度被廢、清王朝的倒臺，紳士階層喪失進身之階，逐漸走向分化和沒落。丁玲自己就是歷經士紳繼替斷裂的一員。傳統紳士出走，鄉土社會人才流失，才有錢文貴之流的惡勢力崛起。他們盡管無家世、無功名、無文化，卻乘虛占據紳權，成為鄉土社會的所謂“贏利型經紀人”。有人認為，錢文貴能把兒子錢義送去當八路軍，可見不那么壞。豈不見從國民政府到日本人再到共產黨，他見風轉舵的快速！在錢文貴眼里，只有利益，沒有是非，更談不上信仰，當八路軍也好，與村干部結親也好，都是巴結權力的手段。無論兒子的前途還是女兒的婚姻，都可以作為布局的棋子。在最后的批斗會上，顧順揭發錢文貴調戲兒媳，對他的虛假面孔給以重擊。錢文貴原是看上顧涌的家產，所以托媒顧家女兒。錢義投八路軍后顧二姑娘獨守空房，她平日格外害怕公公，“她怕什么呢？這是連她自己也不敢對自己說的”，小說行文留下余地。直到顧順不顧家丑公開姐姐的委屈，終于真相大白。錢文貴平日里從不像江世榮等出入寡婦白銀兒家鬼混、賭博，似乎立身甚正；然而表面上擺著嚴厲的家長做派，暗地里竟然調戲年輕的兒媳。從不擇手段的唯利是圖到道貌岸然的人倫喪盡，《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逐層地、克制地扒下錢文貴的“畫皮”。丁玲說，“不聲不響的，但仍是一個最壞的地主”，非常貼合這種轉型時代出現的“暴發戶”。

在土改運動中，最直接分明的是“地主—農民”的對立沖突。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講述打倒錢文貴的曲折艱難，不僅給歷史增添了生動的場景畫卷，也為現當代文學與文化中的“地主”一詞提供了更為豐富復雜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緊扣上世紀40年代華北以至整體鄉土社會的特點。革命內生于本土，丁玲揭示并強調了鄉土中國榫接階級斗爭這一現代理論的復雜性與合理性。作家從實踐、從經驗出發來把握時代大勢，煉成了革命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