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阿爾貝·加繆參與《阿斯杜里起義》的創(chuàng)作，時年二十二歲；1960年1月，加繆在前往巴黎的時候殞命于車禍，時年四十七歲。二十五年間，從初入文壇到猝然棄筆，加繆以近似筆記的形式寫下了日記、思考，內(nèi)容包括文學(xué)、哲學(xué)、政治、關(guān)于人類命運的觀點、寫作計劃、構(gòu)思、提綱、讀書隨想、花草樹木、風(fēng)景、游記、交往、偶爾聽到的別人的對話、故事以及對本人作品評論的反應(yīng)等，共寫了九本學(xué)生用的練習(xí)簿，其中有些條目，例如第七本，還打印成冊。這九本筆記本中的文字真實生動地表現(xiàn)了作為作家的加繆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思想演變和精神歷程，看似隨手而記，實則精心結(jié)撰，何況事后還有修改、補充和刪減等。伽利瑪出版社于1962年、1964年和1989年分別出版了這九本筆記，分為三卷，總名曰《加繆筆記》（Carnets）。九本筆記，分別稱為“筆記本Ⅰ”“筆記本Ⅱ”……直至“筆記本Ⅸ”，兩千五百余個條目，短則一個詞，長則兩千字，有一段竟達三千字，可說是洋洋大觀。本書選擇了近一半的條目，舍棄了引文、提示性的詞語以及因為不明就里而無從猜測的文字等，意在精彩也。 

阿爾貝·加繆

九本筆記本，加繆將作為一個藝術(shù)家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行所為通過簡明扼要、澄澈如水的文字表現(xiàn)了出來，讀來似清流樣沁人肺腑，似雕刻般印上腦際。他是一個小說家、劇作家和隨筆作家，然而他往往以藝術(shù)家自稱，作家當(dāng)然是藝術(shù)家，可是一位作家堅持稱自己是藝術(shù)家，就不那么當(dāng)然了。在筆記中，加繆說：“要寫作，在表達上永遠應(yīng)該稍稍不及（與過相比）。反正勿饒舌。”“真正的藝術(shù)品是說得少的作品。”一個人寫作時應(yīng)該做到的“是學(xué)會自我控制”。這是加繆對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對文學(xué)寫作提出的要求，往更遠些說，是對人類文字表達提出的要求。加繆是一位“相信文字”的作家，是一位自覺追求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家。他的作品是古典主義的大手筆，他的風(fēng)格是一種“高貴的風(fēng)格”，是一種“恰到好處”“含而不露”的風(fēng)格。他談及自己的寫作時，經(jīng)常見諸筆端的是“限制”“堤壩”“秩序”“適度”“柵欄”等表示“不過分”的詞匯，總之是“勿饒舌”。這種對于“度”的自覺意識，使加繆為文有一種挺拔瘦硬、沖淡清奇的風(fēng)采。《加繆筆記》就是一個明證。 

《加繆筆記》內(nèi)頁

“饒舌”，加繆用的是“bavardage”，即為喋喋不休的閑話，譯為“饒舌”，可謂恰當(dāng)。文壇上確有一部分人，下筆如同呼吸，滔滔不絕，一瀉千里，但是言不及義，難免產(chǎn)生一堆文字垃圾。加繆以為不可。筆記一類的文體，本來就要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一擊便中，但是加繆寫作筆記，不單單是遵循為文的規(guī)矩，而且還有意簡單，不說廢話，言簡而意賅。作為一個中國人，譯者雖不才，但是與加繆不免心有戚戚焉。老子說：“多言數(shù)窮，不如守中。”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說：“敏于事而慎于言。”這都是每一個中國人應(yīng)牢記在心的古訓(xùn)。就為文而言，清人劉大櫆的主張就更與加繆跨越時空相視而笑了。他說：“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dāng)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露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他把為文的“老”“意”“辭”“理”“味”“氣”“品”“神”諸般一一說到，最后歸結(jié)為“文章盡境”，可以說是對“簡”字的鞭辟入里、全面深刻的理解。可見無論古今中外，作文的道理是一致的，即“勿饒舌”。

如果說筆記體的文字要求當(dāng)日事當(dāng)日記，勿饒舌是其固有的品格，《加繆筆記》還不足以印證加繆的主張的話，那么試舉小說《局外人》為例，以說明之。“勿饒舌”的主張是加繆在1938年8月（？）提出的，那時他已開始創(chuàng)作《局外人》了。實際上，遠在1935年，加繆就有了寫作一部關(guān)于“自由的人”作品的念頭，到了1938年，《局外人》的大量的細節(jié)就出現(xiàn)了，1940年5月，書完成了，名之曰《局外人》，1942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至今仍居暢銷書之列，雖然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暢銷書。從孕育到呱呱墜地，一件作品經(jīng)過了七年的醞釀和磨煉，譯成中文僅僅五萬余字，可謂精練到了極致。《局外人》具有古典主義的澄澈，文筆老到，意圖真誠，詞語懇切，道理恰當(dāng)，滋味清淡，氣勢蘊藉，品格高貴，精神深遠而含蓄不露，無一廢詞綴句，所以甫一問世，即好評如潮，歷七十五年而不衰，可以說是“勿饒舌”之典范。“真實的藝術(shù)品是說得少的作品。”《局外人》是一件真實的藝術(shù)品，它說得少，可它含義雋永，對它的解說連篇累牘，至今似乎還沒有窮盡。

1957年10月，諾貝爾文學(xué)獎落在了加繆的頭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貧窮的，但是他從不抱怨，不追求也不羨慕有錢人的生活，而是盡情享受大自然的不費分文的饋贈：陽光和大海，堅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他蔑視的是富人的炫耀，捍衛(wèi)的是窮人的尊嚴。他在《筆記本Ⅶ》中寫道：“我最喜歡的十個詞，答案：世界，痛苦，土地，母親，人，荒原，榮譽，貧窮，夏天，大海。”“貧窮”赫然位列其中。這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概括了加繆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加繆對世人發(fā)出了這樣的警告：“寧可貧窮而自由，不要富有而為奴。當(dāng)然人人都愿意富有而自由，這就是有時候使他們既貧窮又為奴的原因。”他不想空洞地頌揚貧窮，只想自由地生活而甘愿貧窮，以保持精神上的獨立。“貧窮是一種以慷慨為美德的狀態(tài)。”慷慨者，不吝嗇之謂也。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簞食瓢飲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的故事。這故事在過去是一樁美談，不知今日變成了什么。現(xiàn)代人為什么不幸福？司湯達說，是因為我們“虛榮”。虛榮導(dǎo)致貪婪，貪婪引發(fā)逐利，逐利形成了靈與肉的分裂。信矣！

加繆從不攀附權(quán)貴，正相反，他以此為恥。1953年4月，他的妻子接受了法國總統(tǒng)奧里奧爾的午餐邀請，加繆得知后很生氣，并在一次旅行中向母親講了這件事。母親問他吃了什么，他說什么也沒吃，因為他們拒絕了邀請。加繆的母親說：“這很好，兒子，這些人和我們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說得多好！加繆一向不理解巴黎有錢人的生活，他不習(xí)慣上流社會甚至知識界的生活，他只在印刷和排字工人中間感到自在，視他們?yōu)榕笥选Ｋ诠P記的第七本中寫道：“在阿爾及爾，別墅區(qū)內(nèi)的高墻上開滿鮮花。這是另一個世界，我在那里感到被流放。”“另一個世界”，說得多好！這與他拒絕法國總統(tǒng)的午餐邀請出于同一機杼。加繆出身貧寒，但是他認為他的家庭“有一種高貴的氣質(zhì)”，身處有錢人的世界無異于一種流放。以一種平常心看待財富與地位，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甚至有些以“民主”為標(biāo)榜的人以見到廢帝為榮，口稱“皇上”，說不定還沾沾自喜呢。“巴黎是一座叢林，那里的野獸很難看。”所以，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在普羅旺斯的盧爾馬蘭買了房子。加繆是一位藝術(shù)家，堅信“是藝術(shù)和藝術(shù)家重建了這個世界，但永遠是懷著一種抗議的背后意圖”，所謂“背后意圖”乃是一個“反抗的人”對抗和批判一個“荒誕的世界”，最后達到“博愛”和“幸福”，而這種對抗和批判不能直接地說出來，因為“藝術(shù)的活動有其廉恥。它不能直接地把事情說出來”。所以加繆才說：“我為什么是一個藝術(shù)家而非哲學(xué)家？因為我根據(jù)詞句而非概念來思考。”他從具體的事物出發(fā)，也就是說他從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出發(fā)來進行有血有肉的思考。在他的眼中，藝術(shù)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藝術(shù)）是我們這個無序的種族產(chǎn)生的有序的產(chǎn)物。這是千百個哨兵的吶喊，千百座迷宮的回聲，這是人們無法遮蓋的燈塔，這是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尊嚴給出的最好的見證”。《加繆筆記》是否一種見證？我想起碼加繆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寫出了攀登藝術(shù)高峰過程中的艱難的行走與攀爬。《加繆筆記》止于加繆剛過四十六歲的時候，所記錄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充滿了痛苦與歡樂的旅途。令人扼腕的是，一個絢爛之后漸趨平淡的人竟然折戟于盛年，豈非荒誕乎？

……

瑞士阿爾卑斯山間的路旁常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這樣一句話：“停一下吧，欣賞啊！”立牌子的人深諳旅游者的心理，他希望那些乘車的、騎馬的、徒步的人，都暫時停下自己的腳步，喘一口氣，好好觀賞這雄渾而綺麗的風(fēng)景：山間的湖泊，倒掛的瀑布，峰頂?shù)姆e雪，碧綠的草場，絢爛的野花，挺拔的松柏，悠閑的牛羊……我很希望能有這樣一塊牌子，寫上這句話，讓你在這一部《加繆筆記》的選本面前，“停一下吧，欣賞啊！”在你一生的旅途上，或是一馬平川，或是崎嶇山路，的確需要喘一口氣啊！當(dāng)然，我愿意再加上一句：“理解啊！”

《加繆筆記：1935-1959》（精選集），【法】阿爾貝·加繆/著 郭宏安/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本文為翻譯家郭宏安所譯《加繆筆記：1935-1959》（精選集）的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