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最可愛的人”這個問題始發于上世紀，更是當下的好問題。兒童科幻小說《中國軌道號》中的少年周翔，是一名空軍試飛英雄的遺孤。他終日帶著父親的遺物——帽子，不惜被小伙伴們誤會，甚至引發打群架。小說涉及這段真實存在的抗美援朝的歷史故事。

抗美援朝，人民從未遺忘，一代代少年兒童更不應該忘卻。 《中國軌道號》以1972年春天的空軍大院童年日常生活為背景，書寫從小就立志要飛向藍天保衛國家的少年，在父母輩的模范引導下，不斷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他們是心中有愛、眼里有光、正直堅守、努力向上的追光少年。

《中國軌道號》立足于科技，以航天科學技術的攻堅克難、群策群力為起點，通過少年郎的觀察視角、源于好奇心的敘事動力，不斷推進故事向縱深發展。載人航天工程向來是和國家形象、國家戰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宏大敘事主題。如何向青少年闡釋這一宏大的敘事主題頗為講究。該文本巧妙地將宏大的主題與主人公小巖即“我”的成長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以科幻文學創作講述科學是如何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的。

全書約17.5萬字，分《水系》《艙門》《飛壑》《飄燈》四部分。《水系》中，在媽媽的鼓勵下，少年郎“我”和王選學以致用，以數學思維武裝頭腦，福爾摩斯辦案般在老北京城尋找鎖龍的水井。中軸線、明龍、暗龍、二龍戲珠的紫禁城等，由此老北京四九城的原始市井風貌、厚重的人文歷史底蘊可窺一斑。探究老北京地圖的過程是少年自主學習、合作探究、實踐體驗、同伴互助的過程，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素質教育常規路徑。少年郎的純真與好奇表現得淋漓盡致，饒有趣味和生機。作者吳巖通過對“我”細膩的心理描寫，刻畫出“我”做出謙讓從而使王選獲得火星探險夏令營機會這一過程的復雜而矛盾的心理斗爭。《艙門》中，大院孩子因瑣事打群架情節，生動鮮活逼真。而其中媽媽的循循善誘，“如山”父親的威嚴，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

書中人物空軍試飛英雄的孩子周翔，與父親的遺物抗美援朝的戰利品帽子形影不離。周翔的做法引起大家的誤解，當得知孩子的“帽”合神離的原由，誤會瞬間消除，每個人都上前深情擁抱，“一抱泯恩仇”。人與人之間如此真誠和

坦誠，對英雄的崇拜和敬意如此真心實意，十分感人。《飛壑》中科學家老汪在艱苦歲月里，自制發明儀器設備軌跡記錄儀，追蹤太陽和恒星。“我”與老汪仰望北京秋天的星空，尋找四邊形的飛馬座一幕，充滿詩意的浪漫，寄托數代人對未知的探索、對自然的求知欲。“我”是在探險中、向科學進發的進程中結識老汪，學會天文觀測，學會利用廢舊材料制作和改進觀測設備，立足現實基礎，克服困難，越挫越勇，自我調整，自我創新，實現對世界的認知和創造。與老汪的交往，讓“我”感到興奮；老汪的不幸離世，如同秋天凋零的落葉般讓人感傷，讓讀者產生強大的共鳴共情。

作者坦言，筆下的故事皆為童年的渴望。《中國軌道號》中科幻小說所折射的人類心理是“鏡中之像”。鏡中之人“我”、王選、老汪、周翔、父母、妹妹等皆源于現實之人，鏡是人的影像。無論是光學還是電子本義上的鏡子，只能觀察到人的身體，但隱喻上的鏡子卻創造了通過想象深入透析人的記憶的條件，該小說是隱喻鏡子的文本載體。對人性的書寫需要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作者對常理的挑戰和認知的重構。創意發生之際，常理就在被挑戰和重構之中。

該文本探索的領域從古跡到人，從大院到北京城，從地球到火星，充滿想象力和童趣，打開心扉擁抱大自然和身邊的人。在閱讀中，我們能感受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兒童身上的活潑、熱情、天真、好奇心是永遠不變的。小說結尾處“孩子們一起放映射燈”的情節，賦予這部作品“科學的詩意”。作者試圖將“我”少年時代燃起的對科學極大的創作熱情傳遞給新一代的少年兒童。

《中國軌道號》的鏡中之像，以身體美學正視科技化、多元化等對身體的形態、觀念和界定的影響、拓展以及價值觀塑造為主線，將物種生產意義上本真與克隆的關系、物質生產意義上勞動者與機器人的關系、精神生產意義上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的關系當作書寫研究的重點。知識淵博、動手能力極強的老汪等老一輩科學家，是身體美學的實踐者，是物質生產意義與精神生產意義雙重身份的使者。該作品承載著中國航天人的精神與情感，承載著國人的夢想和力量。

科幻小說有著大眾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合一的天然屬性。該作品通過文本形式潤物無聲地傳達家國情懷和詮釋人性，具有較高的精神價值與引領意義，其中探索精神貫之始終。《中國軌道號》既為人類發展提供了充滿幻想的生動范例，又對作為其支撐的科技進步發出警示之音。書中的科幻元素、樸素的為人處世的價值觀，不只適合少年兒童閱讀，成人閱讀后，往往能喚起我們的初心，想起我們來時的路。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