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融入形象思維和感性思維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是一個脫離了文學趣味和文學原動力的文本闡釋，而非文學本質的闡釋。

把學術文章當作散文隨筆來寫，既是一種文體的嘗試，又是一種對文學本身的尊敬。

年輕時一直在做小說創作的夢，直到1978年那一篇叫做《英子》的小說二審通過，卻最終被一個著名雜志主編退稿后，我才悻悻地“改邪歸正”，老老實實地回到自己從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去刻苦攻讀了。自1979年我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后，就一發不可收，用標準規范的“古典”闡釋學方法炮制一篇又一篇學術論文和文學評論，無疑，我沉浸在理性思維的狂歡之中，整天沉湎于理論的檢索與援引之中，自以為痛并快樂著。

曾幾何時，我逐漸開始厭倦起了這種單調枯燥的程式化寫作，認為它束縛了我的感性思維，嚴重地阻遏了我的文學想象力和創造力，以為那種青春期血脈賁張的文學創造激情往往在冷靜地解剖他人作品時變成了匠人手中的技術活，我不甘心一個從事文學教育、文學史編撰、文學理論探索和文學批評書寫的人，就這樣放棄了文學的本質與濫觴，做一個無法進行“再創造”的簡單的文學闡釋者，于是，我便試想著改變自己的文風，重拾形象思維的舊夢，因此，我就從兩個向度來采取文章的變體。

首先就是在文學批評和作家作品評論上拋棄了那種墨守成規的“標準化”文本闡釋，從“學院派”的藩籬中突圍出來，試圖讓評論文章更有鮮活的文學色彩，你就必須從語言表達和文體形式上獲得有趣耐讀的效應，不要借用大量偉大理論家的話語來恐嚇讀者，為自己創造力的貧乏壯膽；也無須拉開架勢用高頭講章迫使自己進入“三一律”式的理論盤桓之中，擺出一幅教師爺的姿態，這種灰色理論的“苦悶的象征”束縛了“自我本能”對文學的興趣，同時又把“苦悶的象征”的理論枷鎖套在文學原創作者和讀者的脖子上，顯然，那是一種“盲人騎瞎馬”式的文學自戕。反思我許多年來的批評思維與方法，都是按照這樣的文學邏輯進行的，這讓我驚出一身冷汗。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摸索著一條改變“學院派”闡釋弊端的行文方式方法，如果你不想讓有趣的閱讀淹沒在大量注釋之中，你就必須用自身的生活經驗和人性價值觀，形象生動地說出對作品的鮮活體驗，從靈魂出竅的語言深處尋覓自己有溫度的感受，而不被外在的一切道德、社會意識形態、以及文體的潛意識閘門遮擋住你的視線。

讓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從文學的本質出發，才算是更加有效的批評和評論活動，否則，我們就是一個拿著手術刀解剖尸體示范給實習醫生的外科大夫而已。不融入形象思維和感性思維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是一個脫離了文學趣味和文學原動力的文本闡釋，而非文學本質的闡釋，所以，我想在自己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中介入具有具象的文學體驗，穿插感性思維的活動。無疑，二三十年前接觸到的“評論小說”文體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雖然這只是一種嘗試性的介入，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即便碰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辭，因為我首先喜歡的是文學，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甚至文學理論難道不是與文學創作同屬一個母親嗎，雖不是孿生兄弟，卻也是一奶同胞，我們沒有理由離開其母乳的哺育而另找奶娘。

把學術文章當作散文隨筆來寫，既是一種文體的嘗試，又是一種對文學本身的尊敬，盡管我并不認為這種被稱為“學術隨筆”的東西就是完美的批評和評論文體，但是能夠得到一些讀者的認可就足矣。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大眾化的書寫會降低批評、評論和理論的水平，不能升華到哲學的層面，殊不知，形象思維的表達或許會以更幽默風趣悄悄闖進哲學的殿堂，而讓讀者在會心一笑中獲得審美的收獲，那樣的價值觀植入方式也許會讓人更加牢記。

其次，我時常在考慮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學教育往往把文學創作和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判為兩個遠隔千山萬水的學科門類，在高等教育的學科序列中，文學創作是一個無法安放的門類，它似乎只能歸于術科之列，殊不知，這種輕忽給文學所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那個早年講授“現代文學”、“文學批評”課程，1944年任重慶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中文系教授的楊晦，1955年在北大中文系迎接新生入學的大會上，發表了“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想當作家的不要到這里來”名言警句，嚇走了一年級的劉紹棠，無情地扼殺了文學創作進入文學教育的可能性，大學里雖然有“寫作”課程，但是至今已經萎縮到了“公文寫作”的工具課的地步，雖然這十幾年有些學校開始引進大量的作家進入體制，成為高校文學教育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但是，囿于教學體制的束縛，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的自由選擇，盡管教育部也開了文學創作“專業碩士”的口子，但那畢竟還是一種點綴，真正有創作才能的作者會因種種偏科原因無法進入這個序列，卻反而成為許多走終南捷徑者的渠道。凡此種種，我想到的問題是，我們從小學、中學的應試教育中就缺乏文學創作欲望的培養，因為它對高考是無效的，學生的作文都是程式化的，他們缺少的正是那種創作的原始沖動欲望。

因此，不能讓自己失去這種寶貴的欲望，讓殘留的文學基因得以放大與膨脹，于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一直堅持著散文隨筆的創作，就是不愿意死在文學的道路上，雖然這些散文隨筆獲得了一些專攻散文學者的認同，雖然也得到了許多散文作家和編輯家的贊許，雖然也得到了諸如“朱自清散文獎”的鼓勵，但是，我仍然對自己的文學創作并不滿意，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文字還不夠散淡、清通、老到、優美，但我愿意一直努力創作下去。

近日看到北京大學中文系隆重舉行文學講習所成立大會，不僅禮堂富麗堂皇，而且出席人員陣容豪華，不禁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丁玲創辦的文學講習所，丁玲從另一個極端釋放了“理論無用論”，遭到了1957的嚴厲批判。如今北大曹文軒教授不知走的是哪條路線，顯然不是楊晦的思路，似乎又不是丁玲“一本書主義”（長篇小說）的路數，但愿北大二十一世記的文學講習所，既可為培養作家的搖籃，又是培養批評家、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場所，而且是我想象的那種“活的批評家”、“活的評論家”和“活的理論家”。

我把近年來的一部分“學術隨筆”和部分散文隨筆集結成書，取名《玄思窗外的風景》，就是想它寓意有點理想——玄思，乃遠思，雖然有些不切實際，然尚存一種文學與文化的幻想；窗外，由近及遠，由窄而寬，都是歷史的長鏡頭，我們不能只讀圣賢書而不問窗外事，文學離不開社會與人流的；風景，乃多種多樣，就看“看風景的人”是如何在書樓的窗口上去看風景了，它不是待嫁小姐在繡樓窗口觀察相親的相公，而是枕石冷觀世界風云，風景既有過往歷史的，又有現在進行時的，還有預示著未來的，全在讀者“內在的眼睛”中，如何用熱情去書寫卻是作者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