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封面

溫泉屯是冀晉蒙三省區交界處的一個普通村莊，距北京市區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它因一部小說而聞名。這部小說就是作家丁玲初版于1948年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1946年溫泉屯（小說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為主要內容，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農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巨大變革。這部小說不僅是丁玲創作生涯的里程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也是第一部獲得國際聲譽的中國革命文學作品。更重要的，它還是一本鐫刻在普通人的心里、寫在歷史和大地上的作品。

“行走在路上的文學”

理解《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要從理解丁玲創作的轉折開始。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丁玲的系列作品，以犀利的筆調和出眾的氣質，引發青年共鳴，深受讀者喜愛。30年代，丁玲加入中國共產黨，出任“左聯”黨團書記，主編“左聯”刊物《北斗》，創作了《田家沖》《水》等革命意識濃厚的作品。1936年11月，丁玲輾轉進入蘇區保安（今天的延安志丹縣），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

在蘇區，丁玲北上南下，深入過部隊，上過前線，開始接觸領導和組織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她又組織領導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轉戰后方，進行抗戰宣傳。這一時期丁玲的創作以通訊、報告文學、戲劇、散文為主。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讓丁玲深受鼓舞。丁玲以更熱情、更飽滿的姿態投入文藝創作，積極表現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1945年10月，丁玲離開延安，與楊朔、陳明等組成延安文藝通訊團，前往東北。后來在張家口、晉察冀根據地等地停留，參加土改，從事寫作，直至1948年7月離開。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學歷程中，她在陜北、西安、山西的九年，在河北的兩年多，具有特殊意義。經過這十一年多的時間，丁玲已成長為革命事業中堅定的革命作家。

1945年底離開延安時的丁玲，在人生閱歷和世界觀上，已不同于初入延安時的自己。用作家、批評家馮雪峰的話說，已經有可能“準備從事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的寫作”了。作為一位較為成熟的黨員，丁玲參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隊，在張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莊進行了具體的土改工作和群眾動員工作，這些工作和她的寫作交織進行、互相促進。丁玲在河北的兩年半，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行走在路上的文學”的結晶。經過多個村莊的土改和群眾工作，“腦子里原來儲存的那些陜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陜北的農民移植到了察南農民身上，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識了”，“他們是在我腦子中生了根的人，許多許多熟人，老遠的，甚至我小時看見的一些張三李四都在他們身上復活了、集中了”。

捕捉到農民翻身的喜悅和對土地深沉的愛

“當大地剛從薄明的晨曦中蘇醒過來的時候，在肅穆的，清涼的果樹園子里，便飄起了清朗的笑聲。這些人們的歡樂壓過了鳥雀的喧噪。一些愛在晨風中飛來飛去的有甲的小蟲，不安地四方亂闖。濃密的樹葉在伸展開去的枝條上微微的擺動，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這段濃墨重彩的話，描寫的是暖水屯翻身農民集體采摘果實時的情景，后來被收進中學語文課本。歡樂的人們與在晨曦中漸漸蘇醒過來的果園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美好的勞動者享受勞動果實的圖景。這里充溢著人們對土地深沉的愛。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是農民的生活所依，也是個人和家庭尊嚴的根基。對土地的眷戀與期盼貫穿《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始終，成為小說情感架構的基礎。

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土地制度改革運動迅即在晉察冀解放區展開。丁玲敏銳地意識到，這是改變農民命運的大事，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召開，制定并通過《中國土地法大綱》，推動土地改革在解放區更大規模地展開。

為創作這部小說，丁玲三次下鄉參加土改。特別是在河北獲鹿縣宋村，丁玲住了四個月，擔任工作組長，從頭到尾參加了全過程。作品寫出了特定時期農民對于土改的心理認知，反映了當時復雜的斗爭。它講述的既是一個“翻身”的故事，也是一個“翻心”的過程。農民要翻身，首先要覺醒、覺悟，要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傳統觀念。這種覺醒和覺悟，正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題眼。

身入心入情入，把小說生動地刻在大地上

在丁玲投身革命、投身文學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種身心融入的熱情。這種熱情也是丁玲作為一個革命者和文學家的魅力所在。

丁玲在參加土改工作隊時，主要的工作方式是與人“聊天”。她練就了一套“與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塊兒去”的本事。據其共同參與土改工作隊的丈夫陳明回憶，在丁玲領導和參與宋村土改時，她“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張家，進李家，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對那些被認為落后的群眾，總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財時，她比那些當地的干部還要熟悉當地的情況，誰家有幾口人，有多少地，誰家有多少房子，質量怎么樣，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緣非常好。”

在創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與馮雪峰通信，討論了“平靜”和“熱情”的問題。丁玲是在一種平靜下蘊含著熱情的狀態中，“沉著、堅毅而又深廣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學創作中去的。“熱情”是驅動丁玲穿透不同年齡、經歷和背景，和眾人達成共情的基本動力。正是以她和不同人物的對話、理解和共情為基礎，一個個鮮活人物貫穿起來的人物畫廊和作家對每個人物命運的關注，構成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重要特色。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結束在中秋節。書中，工作隊離開暖水屯，渡過桑干河，進入縣城，“一輪明月在他們后邊升起，他們回首望著那月亮，望著那月亮下邊的村莊，那是他們住過二十多天的暖水屯，他們這時在做什么呢？在歡慶著中秋，歡慶著翻身的佳節吧！”這一幕也是丁玲現實中的經歷。丁玲曾回憶起土改后的一天：當她傍晚時分走在溫泉屯的街上，聽到各家各戶為歡慶佳節，在砧板上剁餃子餡的聲音發出美妙合奏時，幸福感油然而生。這份感動，丁玲以文學的方式將其記錄在作品中。

幾年前，我實地走訪了溫泉屯。成片的葡萄園看起來安靜祥和，著名的“槐抱榆”樹下，人們下棋、聊天、玩耍，充滿生機。在丁玲紀念館中，有一個展室專門陳列了小說中人物原型的照片及介紹。小說中的人物一一浮現，堅定的張裕民（現實原型曹永明）、年輕而又有沖勁的程仁（現實原型韓義）、沉穩的趙德祿（現實原型趙全祿）、略顯文弱的李子俊（現實原型李仲祥）……

在村中行走，與不同年齡的村民交談、在丁玲紀念館中瀏覽、手捧一卷小說閱讀，你會驚嘆一部小說與一個村莊竟有如此親密的關系，你會感慨：一部小說，除了可以寫在紙上，還可以如此生動地刻在大地上，印在普通人的心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